“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国世界政治研究者正在以新时代的文明觉醒与学问自觉，以求道而非为学之心探求颇具自主性的世界政治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为解决全球秩序失序、全球治理乱象、世界不均衡发展等挑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颇具代表性的是，杨光斌教授等所开拓的世界政治学并不仅仅寻求建构理解性框架，提供学科整合性知识，而且强调研究重大的本质性政治问题。正如罗伯特·考克斯指出的，“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促成一种普遍而绝对的知识结构，而是要发掘出一种有益于表述和解决当前问题的新视点。”作为新型研究议程和新学科的世界政治学的价值凸显，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知识与行动相统一的历史实践观，不仅是国际关系理论的转型与升级，而且是世界政治研究的当代中国传统的回归与复兴。
世界政治学注重以历史政治学路径更好地理解世界政治结构、世界政治变迁。世界政治结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暂时性存在，尽管并非恒久不变的。世界政治变迁则是直接反映了特定时空中世界政治的历时性。鉴于世界政治学体现了政治思潮、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等学科整合性，世界政治学不仅要回归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关于世界政治的经典命题，更要回归到中国文史哲的学问传统，以中国文化观、历史观与哲学观推进世界政治历史、世界政治哲学、世界政治文明等诸多议题的研究，进而从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知识论、价值论上更加彰显世界政治学的学科价值、学术价值、话语价值和实践价值。 —、历史本体论与中体时用 世界政治学强调历史本体论，注重世界政治史本身，以理解世界政治的本质。考克斯指出，“本体论是任何研究的开始。如若不预先假定一个包括各种重要实体及其之间关系模式的特定的基本结构，我们就无法说明全球政治中的任何问题。……正是从本体论出发，各种各样的复杂理论才得以创建，具体的案例，特别是国家间关系才得以验证”。世界政治学在本体论上以世界政治历史为研究对象，避免了国际关系等用语中所固有的本体论与实证主义认识论的预设。现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很多是从话语到话语，从概念到概念，完全脱离复杂多变的世界政治历史。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不仅将世界政治结构、世界政治秩序置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之中，而且摒弃了二元对立的否定性思维方式，质疑民主与自由等政治观念的普遍性，否定绝对论知识，有助于摆脱机械主义和简单因果推论，实现概念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 可以说，世界政治学是迈向创建一种更适当却仍属于相对知识的世界政治理论的第一步。当然世界政治史也对世界政治理论构成了某种本体论的限制，因为当下世界政治学更关注政治思潮，将世界政治界定为观念政治，而没有呈现出世界政治史所内在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相对而言更强调观念生产与再生产。 依据熊十力“体用不二”之宗义，历史本身即体即用，体用不分。世界政治学在历史本体论上更多地反映了带有时间性的历史之功用（简称时用），需要返归世界政治结构、世界政治变迁等现象之本体。中西方比较哲学学者田辰山清醒地指出，本体在中国哲学是指事物的过程、延续性和内在联系，而非静止不变、最终本质的东西。在熊十力看来，本体是由相反相成的两端构成的，乃得以成变。因而世界政治变迁并非单独而无对、纯一而无矛盾的现象，而是遵循着相反相成、因时而变的法则。如熊十力所言，“惟有两相反而成乎和，所以完成其全体之发展。若惟单纯固无变化，若惟矛盾而不相融合而摧伤必多”。因两极相反、相对立而成全和合之统一。若无两极对立的相互作用而又不可避免地统一在一起，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力难以阐明。 事实上，和合乃中体之时用。《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笔者曾经指出，“中”为一组组相反相成的“对立”与“和合”范畴的动态平衡，“和”则为动态平衡在一定历史阶段所达成的一种暂时性状态。“中”为“和”之本体，“和”即“中”之时用。因而世界政治学应进一步将历史本体论或时用返归到“中”之体，以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概念范畴理解过程性、结果性的世界政治结构、历时性的世界政治变迁，否则难以呈现复杂的、具体的、相反相成的世界政治历史进程。 二、中国辩证法与世界政治学 中体时用论是以历史事件为本体的，强调历史现象内在的有本有末、有终有始的历史辩证进程。世界政治学侧重在世界政治史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秩序，那么，世界政治研究需要以中体时用探究世界政治历史进程所涉及的内外之辩、天人之辩、义利之辩、心物之辩、理势之辩、华夷之辩、王霸之辩、强弱之辩、治乱之辩等，即中国辩证法。以《易经》为源头的中国辩证法并不执于一端，而是关注两端范畴之间相反相成的总体性、互系性关系，反映了对两端范畴的因时通变、执中权变的思维模式。 就内外之辩而言，中国辩证法并不以二元论看待国内政治、国际政治，而是视其为互为前提，是不可分离的。世界政治学确实需要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统合起来，而非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割裂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沃尔兹曾指出，“国际政治的研究者专注于分离开来的国内政治理论和国外政治理论，直到有人找到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办法，他们会干得很好”。之所以如此，中国学者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所谓三大理论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并不太注重探讨世界政治体系与国内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如罗森伯格在《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中指出，“在任何根据经验的重新建构中无论会有什么要求，国际关系理论也不去追溯地缘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当然中国学者也不太关注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对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二分的谬误的批判与超越。 正如世界政治学所意识到的，现实主义理论往往漠视或回避“国家性”这一根本性问题。基于特定国家的国家性假设应该是改变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不再相互割裂的可行路径，有助于从内外之辩的角度而将二者统一起来。考克斯指出，“依据国家的形式进行思考则更为奏效，不同的国家形式决定国家的社会融入全球政治经济的方式”。洛克型国家、霍布斯型国家、帝国型国家、债务型国家、发展型国家等不同国家假设可以是理解西方世界所主导的历史性世界秩序的起点。相比之下，杨光斌教授所界定的儒家思想所支撑的“文教国家”或笔者所称的中国精神与价值所支撑的“义理型国家”可以理解中国国际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 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整合并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逻辑统一，必须与世界政治史结合起来。由此看来，国内政治结构与世界政治体系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经验性历史问题，是世界政治历史变迁与进程的产物。因而罗森伯格强调，“在此层面上寻求解决它应是使它完全历史化。这决不是因而就可以说，该问题不能回答。但是，那种抽象的理论只会带着我们一味地按照它自己的路线走下去；过于坚持，它就极易滑向理论主义”。世界政治史正是形成世界政治学跨学科洞见的历史起点与现实路径。 三、唯物辩证法与世界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辩证法与中国辩证法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反而是相通的。世界政治学不仅需要延续中国辩证法的问道求学传统，更要在世界政治历史研究中将中国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结合起来。可供借鉴的是，阿锐基在《漫长的20世纪》中将资本划分为生产资本与金融资本，将生产资本与金融资本界定为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进而用物质扩张时期与金融再生和扩张阶段的交替更迭解释特定时期的历史性世界秩序兴起、扩张与消退的进程。 相比于黑格尔目的论的辩证历史观，马克思等以唯物辩证法强调现实的人的历史性活动以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强调改变人所处的社会世界的历史性实践。世界政治学者完全有必要以唯物辩证法建构历史辩证本体论，进而透视世界政治现象，观察世界政治思潮。如杨光斌教授所言，“只要是讲帝国主义政治，就不可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指导的，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原则而是从客观的政治经济事实与现象出发揭示出隐藏在政治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所谓的“唯物”实指唯实，即特定人群复杂的生存活动、实践活动。对于唯物辩证法，世界政治学者要避免对其物化的错误理解，要从人的主体性理解世界政治历史、现实与未来，避免只看到简单的因果必然性而陷入机械决定论的旧唯物论。 人类的生产能力能够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以及精神关系，也能形塑国家间政治关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仅提及基本物质需求的生产、生命生产以及社会生产等，而且重视语言、观念的生产，即思潮、意识形态的生产。因而世界政治学研究世界政治变迁中的政治思潮颇有价值，特别是揭示出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专门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伪理论。如杨光斌教授指出的，“政治思潮有着深刻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背景”。接下来世界政治学要将政治思潮视为特定人群思考与解决其所面临的物质生存问题的方式，找到世界政治思潮起落、兴亡的政治经济根源。 四、结论 世界政治学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学者守正出奇的历史境遇、自主境界，要继续立足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理论自觉、世界政治历史观念的叙事，继续推进世界政治学的中国历史哲学化、马克思主义化，建构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政治理论。从中体时用来看，中国历史哲学观包括西方的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是心物一元的中国辩证观。唯物辩证法则是具有“东学西渐”渊源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有助于探究世界政治诸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如南怀瑾先生所言，“如果有人能把西方的唯物史观和我们的历史哲学研究到真的内涵，然后对世界的经济政治发展融会贯通了，应该可以写一本很好的书，那就对人类思想影响太大了。”应该说，世界政治学是中国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辩证话语、前现代与近现代世界政治史的有机结合，是改变不平等的世界而建构太平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知识实践。
文章来源：《世界政治研究》2021年第三辑 总第十一辑。作者简介，白云真，中央财经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欧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教授，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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