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习惯于用西方概念解析中国文化,比如将儒学理解为重理性认知的西方哲学。但实际上,儒学重道德情感,“道始于情”,更接近于西方宗教。如果我们将儒学理解为西方哲学,最多只能盲人摸象,概括儒学的一个方面——只见哲学而不见儒学,将导致中国本土学术体系的消解。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方朝晖教授认为,西方学术体系遵从“知”的逻辑,是针对“认知”目的而建;中国学术遵从“做”的逻辑,总结生命实践以服务人格成长,二者不能“拉郞配”。他对此痛心疾首:“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本来不属于‘认知’范畴的学术强行纳入到‘认知性’的学术传统之中,从而导致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人为中断。这种情况的发生,完全是由于到今天为止几代人都在用西方‘认知’的逻辑来阅读、理解和接受中国古代学术的产物,这场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普遍误读无疑同时也构成了我们民族学术史、思想史及文化史上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1】
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中国本土学术与现代西方学术的异质性。在全球化时代,这是中国文化复兴的理论起点。
一、内外一贯——异于西方的中国文化特征之一
任何文明的内容构成,都包括内在的修养与伦理道德,和外在的事业与社会治理。
人类早期社会,由于人口少,复杂程度低,社会治理能够与内在修养水乳交融,弥漫于神话仪式、生产生活之中。
一旦人类进入大型的社会共同体,内养与外用关系就变得复杂起来。西方宗教文明本质上是超越现世的,尽管基督教对艺术、科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哲学家贺麟甚至将宗教精神视为体,物质科技文明视为用,认为二者共同缔造了近代西方文明。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他说:“基督教文明实为西方文明的骨干,其支配西洋人的精神生活,实深刻而周至(周至,意为周到,详尽——笔者注),但每为浅见者所忽视。若非宗教的知‘天’与科学的知‘物’合力并进,若非宗教精神为体、物质文明为用,绝不会产生如此伟大灿烂的近代西方文化。”【2】
西方历史告诉我们:基督教与现代科学,基督教与政治间存在着持续的张力,它有时会转化为难以调和的矛盾。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圣经》的上帝造人观念,中世纪神权与王权的斗争。现代西方文化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政教分离,政治、经济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去道德化——“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中国文化不是这样。它深入世俗,内养与外用,内圣与外王相统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具体包括法律与道德的统一,社会教化与政治治理(政教)的统一等等。
在去道德化泛滥的当代,如何引导和约束激进的物质文明已成当务之急。可以预料,内在道德与外在事业统一的中华文化,将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二、道法自然——异于西方的中国文化特征之二
物理学定律具有普世性,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物理学描述客观事物的规律,是超越种族、国家、宗教界限的。
中国文化也具有普世性,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它强调道法自然,道义——正确的路线以万物自我演化为准则。
受河上公注释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将《老子》中的“道法自然”理解为“道自己如此”、“道无所效法”,这是错误的。清华大学哲学系王中江教授对此有过细致的剖析,他指出《老子》中道同“万物”和“百姓”密切联系,并没有脱离形而下的物理世界,道一方面是万物之源,更为重要的,它是万物演化发展的道路、路线。他说:“‘道法自然’的意思是‘道’遵循‘万物’之自然。老子哲学一方面思索的是形而上学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是围绕‘道’与‘万物’的关系展开的;另一方面思索的是政治哲学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是围绕‘圣王’和‘人民’的关系展开的。”【3】
与西方一神教信仰、公民(民族)国家强烈的排他性不同,中国文化崇尚道法自然,“道并行而不悖”——基于自然社会分层,建立起伦理道德体系;基于趋利避害的人类本性,建立起明德慎罚的政治体系;“天地之性,人为贵”,所以没有排他性的公民观念和异教观念,人与人社会地位、角色不同,但精神人格上最高级、皆平等——这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等!
今天,我们需要用“道法自然”的理念和精神看待世界及他者,创建涵盖全人类的、真正的普世文化!
三、天下为公——异于西方的中国文化特征之三
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最大的区别是:前者缺乏代表人民整体利益、调节不同阶层利益的强大中央政府,即中国文化中的“公”或“中”,《礼记·礼运》称之为“天下为公”,《尚书·洪范》称之为“建中立极”——对于发端于四五千年前且延续至今,为中华所独有的这种社会形态,西方人不能理解,粗暴冠之以“威权”、“专制”这类恶名,而将自己的社会美其名曰“自由”、“民主”。
殊不知,由于缺乏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西方国家政府多为庞大的私人垄断资本所绑架,社会公平失去保障,必然走向失衡和分裂。国内如此,国际上更如此,结果国内国际都动荡不安,这是当今世界的严峻现实!
21世纪的美国社会不再呈中产阶级独大的枣核形,其社会严重分裂,到了无法达成基本共识,社会鸿沟难以弥合的程度。在国际上,则表现为全球化的倒退、国际合作难以展开以及国际局势的紧张。9月20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讲话中指出:目前世界“已陷入大麻烦之中”,国际合作遭到破坏,地缘政治分歧不断加深,不平等现象加剧,气候危机继续恶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严重。在减少贫困、消除饥饿和实现优质教育等最基本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发生逆转。【4】
面对失序的世界,全球大争时代,人类需要新的发展道路——事实证明,以私有制和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当代西方文明不能让我们摆脱目前的困境。《大宪章》(1215年)奠定的自由民主精神、《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奠定的当代民族国家体系一方面促进了西方文明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也锁定了它走向内外分裂的历史宿命。
生生不息持续发展五千年,以天下为公为基础有中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式,无疑为人类提供了一条古老而崭新的可替代道路!
中国发展道路及其背后的中国文化,是21世纪人类文明范式革命的根本动力——在此意义上,复兴中国文化就是拯救世界!
注释:
【1】方朝晖:《中学与西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22年版,第3页。
【2】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收入《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98版。
【3】王中江:《道与事物的自然:老子“道法自然”实义考论》,载《哲学研究》2010年08期。
【4】《联合国秘书长警告:世界已经“岌岌可危”》,网址:https://news.ifeng.com/c/8JTJ3n9feq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