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到两宋，古代学人是如何认识大学的呢？东汉的郑玄说认为“《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唐朝孔颖达认同郑玄的看法，他说：“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彰明其德于天下，却从诚意为始。”学是为了用以治国，由此来看，汉唐时期学人虽然从教育和治国两个方面认识《大学》，他们清楚《大学》的主旨是治国理政。

北宋时期较早阐述《大学》的是司马光的《大学广义》，此书已经佚失，南宋卫湜的《礼记集说》保留了一些司马光对《大学》的认识，司马光认为：“夫离章断句，解疑释结，此学之小者也；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以至盛德著明于天下，此学之大者也，故曰《大学》。”司马光对《大学》的认识和汉唐时期有所进步，他从学问之大小的角度区别《大学》和其他学问的差异，《大学》不是一般的解疑释结的书，而是阐述指导治国理政的书。二程兄弟虽然根据他们的理解将《小戴礼记》中的《大学》篇调整顺序作为单篇，其文集中保留了他们重新编辑的《大学》文本，但是他们没有留下像司马光那样的《大学广义》之类的作品，只是在教学中谈到《大学》，宜兴人唐棣曾向程颐请教：“初学如何？”程颐回答：“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存，其他莫如《论》《孟》（《论语》《孟子》）。”程颐还和其他学生说：“修身，当学《大学》之序，《大学》圣人之完书也，其间先后失次者，已正之矣。”程颐认为《大学》作为修习儒学的入门，《大学》的核心作用是修身。朱熹认同程颐的观点，他在《大学章句》开篇全面引用程颐的观点说明《大学》主旨：“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其庶乎不差矣。”

不难发现，从郑玄、孔颖达到宋朝司马光对《大学》有个比较一致的认识，那就是《大学》是治国理政之书。而从二程、朱熹开始，忽略了《大学》以治国理政为核心的特点，将《大学》作为儒家为学修行的入门之书——在理学家那里《大学》的核心从治国理政转变成了为学修行。程朱之前，郑玄司马光等都认为《大学》是教育之书，但是教育的核心和目的是治国理政。而在理学家那里，教化为学的目的则成了修身，脱离了治国理政。

明朝科举制度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教材，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大学章句集注》采用的是二程重新编辑之后的《大学》，以至于南宋以后先有人知《礼记·大学》的原本，《礼记·大学》改头换面为程朱版《大学》。对此翟玉忠先生评论说：“《礼记·大学》一篇，可谓人人皆知，又人人皆不知也。何以言之？自南宋朱熹将其单独拈出，与《礼记·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天下读书人猎取功名，无人不读，如今日之中小学教科书，故可谓人人皆知。然何以谓‘人人皆不知也’？这是因为宋人不识《礼记·大学》真义，按己意，任意剪裁《礼记·大学》，导致其面目全非，《礼记》中的原本《大学》数百年鲜有人知。明朝嘉靖年间，王阳明将原本《大学》刻印出来，当时学人竟奇怪起来：世间还有一个这样的本子。清代学者李惇不禁慨叹：‘学者有老死不见原文者’。宋儒篡改经典以就己说，是其做学问的大毛病，其所谓《大学》实际上变成了‘朱熹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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