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一提起中国传统文化，经常想到是儒释道三家，墨家作为先秦诸子重要流派，往往却不在大家的视野范围内，人们更不会想到中国共产党人与墨子之间有着重要渊源。

一、被忽视的重要角色：墨家

其实无论是先秦时期的著名思想家，还是近代以来的著名学者，推重的都是儒道墨三家。《庄子天·下篇》对先秦学术流派的论述一直为学者所赞同，“篇中一唱三叹者，惟孔、老、墨三家，实能知学界之大势。”《孟子·滕文公下》也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韩非子·显学篇》概括当时思想界的状况是：“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当时诸子都是孔墨、儒墨并称，足见墨家学说之巨大影响。直到汉代的《淮南子》《盐铁论》《论衡》等书，仍然是“儒墨”连词，“孔墨”并举，足以说明墨学在当时的显学地位。到了近代，梁启超将孔、老、墨确视为中国文化的“三大宗”。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分中国文化为孔、老、墨三家。李石岑《人生哲学》也认为先秦诸子哲学，不过是儒道墨三家而已。”

伍非百经过考证后认为：“《礼运》大同之说，颇与儒家言出入，学者或疑为非孔氏，或以为学老、庄者糁入之。实则墨子之说，而援之以入儒耳。盖儒者数传之后，墨家兼爱、尚同之理想，已大见重于人世。孔子所谓尧舜犹病者，而墨子以为实行不难，子游弟子等乃援墨入儒，谓仲尼亦有此说云耳。明知墨家之兼爱，与儒家之礼不相合，别为大同、小康二说，谓姑先行小康之治，以徐跂于大同，此《礼运》之所由作也。《礼运》大同说，与他儒家言多不合，而与《墨子》书义多合，文句亦无甚远。”这个观点得到蒙文通等人赞同。
    如果说大同说一定是出自墨家思想，估计仍会引起争议，但是，说墨家思想是大同学说的重要源头，相信即使是对墨学学者们也难以否认。刘桂生曾经精辟地指出：“”晚清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激起的另一股浪潮是《礼运·大同章》的崛起。……值得注意的是，像《礼运》中一些被后世称为儒家思想的思想，实际上是汉初墨家思想与儒家思想融合的结果，……所以，若从思想渊源上说，一切有关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关系的问题又回到墨家学说身上。

二、墨学复兴及其与社会主义学说的融合

自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一方面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另一方面，一向以文明古国为傲的中国人不甘于完全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也在努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儒学派的价值。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蛰伏了一千多年的墨学“应运而发”，在西学的触发下勃然复兴，当时的人们甚至提出了“墨学救国”的口号和主张。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人们为了打倒孔家店，大力宣扬墨学，此时墨学的风头甚至已经盖过了儒学，成为当时思想界一大潮流。王桐龄在1922年如此形容：“就目下形势而论，墨子学说之传播力，乃正如日出东方，光焰万丈，有普照全世界之观矣。”直到1925年仍是此种状况，胡适感叹：“现在大家喜欢谈《墨子》，墨学几乎成了一种时髦风尚。”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思想界流行着一股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墨学的文化思潮。人们将墨家主张的“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人人劳动；将“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等同于财产公有、社会主义互助精神；将“兼以易别”看作消灭阶级差别、消灭私有制；梁启超认为：“墨子之生计学，以劳力为生产独一无二之要素。其根本概念，与今世社会主义派别所持殆全合。”严复也认为：“至于墨道，则所谓社会主义Socialism。”同样有人认为：“墨子之意，以为欲打破重重之阶级，不可不提倡兼爱主义。兼爱主义者，社会主义也。”一些人指出：“倘若我们要在中国思想史上，找出一种很类似近世社会主义的思想，而发之远在二千年以前的，那么我们一定推举墨家学说了，……墨学的出发点，与近世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根本相同。”陈启修1921年9月在为陈顾远所写的《叙墨家的政治哲学》也指出：“墨子在政治思想史所占的地位，拿现代的话说，是应归入社会主义者的范畴里面，这是大家知道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墨子能够创造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样的具体理论，而是说在根本的文化导向上他们具有很大的一致性。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墨子的推崇

在墨学救国、以墨学融合社会主义学说的思潮影响下，很多共产党人推崇墨子，其典型代表为毛泽东与蔡和森。蔡和森一向“很尊重墨子而不尊重孔子”，不仅反复宣扬墨学，还要求新民学会会员背诵墨子的文章，而且要大家向墨子学习：和森同志很讨厌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升官发财、光宗耀祖那一套说教。他有时也讲老子、庄子，但他最信仰墨子的学说，极为欣赏墨子讲平等友爱、替平民百姓办事的思想，似乎天下的人们，都像墨子那样，就很理想了。

毛泽东与蔡和森自同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即为知己，同气相求，“对于友辈和森最称道者为毛主席”，而毛泽东对蔡和森也非常敬佩：“那时，毛主席很佩服和森，其思想受和森影响甚大。”在1918至1919年前后，“和森只云他本人信仰共产主义及信赖俄人，但尚未云毛主席也信共产及俄人，只云毛主席也崇拜墨子。”毛泽东后来当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不妨碍他在延安时期大力倡导墨子之道。1939年4月24日，他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他还进一步发挥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他对陈伯达研究墨子称赞有加：“《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毛泽东视墨子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表达了他对墨子的高度评价。 

陈独秀也推崇墨子，他说过：“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又说：“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

李大钊赞同墨家“节用”的经济主张，认识到“《墨子》《节葬》《节用》《非乐》等篇，均以节用去奢为主旨”。

萧楚女非常推崇墨家那种裂裳裹足、摩顶放踵的牺牲精神：“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墨翟，不需要陶潜，李白。”他还认为墨子的伟大人格与列宁相同，学习墨子有助于革命者去除自身潜藏的种种个人主义：我们要祛尽我们意识中所潜伏的这些个人主义的质素与倾向；我们便应当学墨翟，学孙中山，学列宁。他们都是“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数十年如一日。他们都有极伟大的人格，但他们从没有向别人夸示过一句。

恽代英也带有鲜明的墨家色彩。对恽代英了解最深的萧楚女直接称他为“现代墨子”。据时人回忆：凡是代英所主张所提倡的事情，他总是以身作则。他对我谈到墨子，说墨子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他就是以这种精神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种子。

张闻天1938年7月26日也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毕业同学的演讲中指出：我们在群众中，要能“以身作则”，要善于体贴群众，顾虑群众的利益，顾虑群众的困难。所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引者注：同“犹”，下同）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要用这种急切和诚恳的态度，这种言行一致的精神，去对待群众的问题和困难，才能使群众了解我们对于他们的忠心。中国古代劳苦大众伟大的代表者——墨子，他生平以自苦为乐，所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应该继承而不断学习的。

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研究先秦诸子学的杜国庠对墨子评价很高，其生活作风也一本墨家之极端俭朴。郭沫若说，杜国庠是“墨学研究的专家，而且是相当崇拜墨子的人。……他的生活很坚苦，我们有时戏称他为‘墨者杜老’”。

延安时期，作为党内重要理论工作者的陈伯达，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墨家伟大精神之继承者：凡是知道近代中国的历史运动的，就能知道我国古代这些伟大的圣哲，已在近代获得了一种真正能够继承其言行最优美的传统的后代——中国共产主义者，他们在近代中国无产阶级的基础上，把墨家伟大的精神从自己伟大的有组织的行动中再现出来，他们在颠扑不破的世界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发挥墨家各方面的优美学说，克服墨家的弱点，他们所表现的，已不是被抑压者的叹息，而是已充满着自信力的活跃，坚实地踏上了展开了墨子的“迁行”的道路，他们从事保国为民的事业，他们科学地追求“兼爱”的大同前途，他们继承我民族先人的事业，在从事于伟大的历史之解决。 

四、墨家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首先，墨家思想为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和扎根提供了合适的文化土壤。从墨学复兴、学界肯定墨学近于西学，到尊墨抑儒的思想解放运动，再到“劳作神圣”“劳农主义”潮流，再到墨学与社会主义会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墨学复兴对近代中国走向所发挥的文化导向作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墨学的复兴为来自异质文化的社会主义学说能够在中国扎根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正如黄知正所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条道路可以说是在五四时期作出的选择。这一选择当然有其一系列的历史原因。这里只是指出，在这一系列的原因中，除了客观的原因外，还有主观的原因，主观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具有易于倾向社会主义的因素。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易于倾向社会主义的因素”，窃以为主要是近代复兴的墨学。

其次，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党发动并依靠广大农民武装夺取政权，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角度看，这又与墨家思想有着重要关系。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正是继承了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历史传统。胡乔木在上世纪80年代与美国记者白修德谈话时也指出：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农民战争历史，但过去一切农民战争都失败了，即使有的成功了，最后也变质了。惟有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得到中国历史上没有前例的广泛的胜利。党处理与农民的关系，在文化上甚至可以说主要就是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墨家思想的关系，因为根据吕振羽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观点，墨家最能反映农民的思想和利益。在革命斗争时期，墨子也被广泛认为是“工农革命的代表”。或许有人会有疑问：墨家讲究“非攻”，而中国共产党是发动农民进行暴力革命，两者似完全不同。实际上这也是对非攻的误解。墨家非攻但不非诛，非战但不非守，“诛”类似于“替天行道”，“守”则为积极防御，无论“诛”还是“守”，都含有明显的暴力成分。墨家所谓非攻并非消极地乞求统治者不发动战争，而是以暴力反抗暴力，以积极防御的方式反对侵略战争。比如楚国准备攻打宋国，墨子一面亲自赶往楚国游说楚王劝其罢兵，一面派其弟子禽滑釐等300人携带守城之具支援宋国，最终迫使楚王罢兵。现存《墨子》一书53篇，最后11篇全部都是论述军事防御战术问题，非常详尽全面，足见墨家“非攻”并不等于非暴力。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诸多优良作风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与作为中华民族美德的墨家精神相融合的产物，其典型代表即为延安精神。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研究并大力倡导墨家思想，延安精神所体现出来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代表中国劳动人民美德的墨家精神在马列主义指引下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