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哲学有什么特征呢？当然有很多了。例如，比较其他文化来说，在中国文化里，人的地位就很高。天地人三才，人可以跟天地并列，可以“参天地、赞化育”。人能够参与天的运作。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一个反传统的学者说，中国文化的最大的缺点、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地位太高了，所以必须把基督教引进来，人必须在上帝面前悔罪，认识自己有原罪，不要把自己的地位估计得那么高。《圣经》里没说人能够参与上帝的工作，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嘛，人能起什么作用呢？尽管我不同意这位学者的看法，但我认为他抓住了这一个要害。中国《诗经》里面有骂天、埋怨天的话，说天不可相信。包括今天老百姓常说的“老天瞎了眼”，直接就骂天，也没感到什么特别。中国没有创造主这个概念，没有上帝造人的观念，认为人就是父母生的，所以骂骂天也没有什么，但不能骂父母。人的地位这么高，这一现象，很多学者都指出过，问题是它怎么来的？还有，中国为什么到现在，历史这么悠久，始终没有形成那种绝对的、全知全能、主宰一切、远远超乎一般世俗生活经验之上的一种神，像犹太教的神，基督教的神，伊斯兰教的神。中国老百姓相信的关公、妈祖、观音菩萨，都是跟世俗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他们本来就是人，由人而神，人神同质。关公本来是关云长，是个人，妈祖也是，对不对？这是怎么回事？中国始终没有形成那种开天辟地的绝对神、至上神。犹太教在宋代就传入中国了，现在开封附近还能找到犹太人后裔，但犹太教没有了。讲中国是“一个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与对鬼神的态度一样，中国人的另一个世界也是相当模糊的、笼统的、不明确的。对中国人来说，另一个世界似乎并不比这个世界更重要、更真实，相反，另一个世界倒似乎是这个世界的延伸和模仿。人死了，古代要埋明器，现在就烧纸房子、纸家具，让死人继续享受这个世界的生活。另一个世界跟这个世界并没有多少差别，另一个世界实际是为这个世界的现实生活服务的。中国人很讲实用，很讲功利，到庙里去烧香的，求福、求子，保平安、祛疾病，都是这个世界的要求，为了一些非常世俗的目的，很难说是真的为了拯救灵魂、洗清罪恶，等等。为什么？这些文化上面的特征，是怎么来的？安乐哲（Roger T. Ames）《孙子兵法》一书也指出，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两个世界，中国是一个世界，但没说这是怎么来的。所有这些特点，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在我看，就跟中国这个“巫”的传统大有关系。从甲骨文可见，巫与帝常常联系在一起，帝巫。巫在当时，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巫婆，当时最有权势的人才是巫。考古学家，从陈梦家到不久前去世的张光直教授，他们的研究结果都表明王是首巫，最重要的巫，最大的巫。中国传说中的古代圣王，例如儒家一直讲得很多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他们都是大巫。《论语》里面讲“尧则天”，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是很发达的，而古代的天文与巫术、与当时的信仰是联系在一起的。《论语》里讲舜无为而治，面朝南而不动，他在做什么呢，有学者说他在施法术。还有夏禹，大禹王治水，跟禹有关的有一种禹步，道藏里有，这是巫术的一种步伐，禹也是大巫。张光直考证禹的儿子启，中国第一个真正世袭的首领——夏启，《山海经》里说他舞《九代》，跳一种舞，这也是一种巫术。还有汤，商代的第一个皇帝——商汤，他的祷告是很有名的，当时天大旱，不下雨，商汤就把自己的头发割掉，发誓假如再不下雨，他就死掉，把自己献给神明。这是很著名的事情，果然下了大雨。巫师求雨在古代文献中很多，《周礼》里就讲率巫跳舞，率领群巫跳舞，做什么呢，求雨。因为下雨对农耕民族非常重要，天不下雨，农作物就活不了。这是非同小可的事，维系着整个群体能不能存活的问题。巫能沟通天人，请天下雨。文王，有人考证也是巫。周公替武王治病，也是实行巫术，这在《尚书》里有记载。周公的儿子也是巫，也有明确记载。所以巫的地位在当时非常之高，是大传统中很重要的角色，巫代表传达、发布和执行神的旨意，本身也就是神，远远不是民间小传统的那种巫婆神汉。因此，我这里讲的巫，不是讲这个字，不是讲巫祝卜史这种不重要的官，而是讲这种非常重要的现象。这种现象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大家知道，19世纪在法国、西班牙发现了原始洞穴里面的壁画，有牛啊，被射中啊，或者是画在很黑的地方，要打着火把才看得清楚。这当然不是为了欣赏，像今天把壁画当作艺术，当时就是用作巫术活动、巫术仪式，活动结束，最后留下的一些痕迹，这种活动在当时是非常神圣、非常重要的，几万年了。巫从那时开始，就是非常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对这个群体，或者对人来说，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个作用很不简单。通过这种活动、仪式，通过跳舞，把群体、把人组织起来。甲骨文里的巫字，与跳舞的舞字，就是一个字。巫就是舞，舞就是巫。跳舞不是一般的舞，不是为了文艺娱乐，而是具有很重大很神圣的、却又是对现实生活起着重要作用的意义，为了求雨、为了狩猎、为了丰收、为了打仗。我这里有一幅著名的仰韶时期的马家窑彩陶盆图，距今4500到5000年以前，纹饰的图样就是舞，群舞，不是一个人，而是大家手牵着手都在跳。起什么作用呢？就是在群体里面，起着团结、巩固、组织的作用。开始也许是乱跳，但后来很有讲究，怎么个跳法，如何动作，左右手怎么协调，前后进退，面部表情如何，用什么服饰，我们现在看非洲和太平洋群岛的原始部族，还穿戴着各种各样奇怪的面具、服饰在跳舞。通过这些活动使人的群体关系巩固起来，互相的分工也很清楚，谁跳什么，步骤如何，都有很严格的规定。在人的主观方面，则带有很大的激情、情绪、情感，所以跳舞可以跳得很迷狂。但里面又有理性的东西，有想象，有理解，有某种认识，有的时候是复现打猎的那种情景。那些技术和记忆，都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动物所没有的人的心理形式即情理结构，在原始巫术活动中，培养发展出饱含理智因素（认识、理解、想象）的情感，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构成后世讲求合情合理、情理交融的文化心理结构。总之，巫术舞蹈是最早的人类独有的精神文化活动。它在远古的时候，是维系着整个群体生存、生活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是在打猎、采集这些生产活动之外的精神活动。最初这种跳舞、仪式可能是人人参与，如马家窑那个彩陶盆所表现的（“家为巫史”），到后来就变成只能由王、君率领少数巫师来举行，也就是规范化、专职化了（“绝地天通”）。中国礼教是由巫君合一而来的伦理、宗教与政治“三合一”，即中国式的“政教（宗教）合一”。氏族、部族的君、王是首巫，最大的巫，是最高的宗教领袖，也是最大的政治领袖，同时又是氏族德高望重的酋长，集中了政治、宗教、伦理的权能，很早就如此。最近的新石器考古发掘证明，在夏代以前，王权与神权就不可分。玉，是王权的象征。我们看京剧、地方戏，大臣上朝都要拿玉版，这是政治权力的象征。最大的权力象征，当然是王的玉。神仙也有玉。《说文解字》里面有一句话，“以玉祀神者谓之巫”。玉既是巫的符号，也是王的符号，巫与王相重合。王权与神权，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是相重合的。有考古学家考证，从龙山时代开始，在夏代以前，王权就明显大于神权，王是首巫，他的政治权力可以统率群巫。刚才讲的巫祝卜史，地位都远远在王之下了。又如良渚文化象征王权的“钺”与象征神权的最大最高的“琮”是放在一个人的墓里。王既掌握了王权又掌握了最高的神权，我以为这是使得中国的巫术直接理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什么呢？《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个是祭祀，一个是打仗。中国上古时期打仗非常多，部落氏族之间交战，中国的兵书为什么成书那么早？当然跟中国的打仗经验有关了，上古时期打了多少仗啊。夏禹时候有万国，上万个部落来参加大会，到武王就只剩八百诸侯了，这都是打仗打掉了、被吃掉了，到春秋就更少了，只剩下一百多个，到战国便只有“七雄”了，打仗，《孙子兵法》一开始就讲，必须非常冷静、理智地去估计各种情形，不能相信鬼神，不能迷信，这是存亡之道，不然国家一下子就灭掉了，这是开不得玩笑的。《孙子》开篇就强调这个。这是万千战争经验的总结。我说（何炳棣也赞同）老子源出于孙子，也是“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汉书》）。我觉得这个巫君合一、“王是首巫”，王又统率军队打仗，对“巫”在中国经由理性化而变为“礼”，起了很大的作用，把巫术这种原来带有很大的神秘性、通神明的活动，慢慢地越来越加以理性化地运用和解释，把巫术那套非常烦琐又神秘的仪式，慢慢地变成了“礼”远古传承下来的禁忌、图腾等以巫术为特色的生活准则、要求，被日益规范化、确定化、系统化：其间当然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取舍、增删、改动、变异的长久演化过程，有许多阶段、环节和事件，但这些我们现在很难搞清楚了，只知道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周公“制礼作乐”。甲骨文有巫字，有舞字，有乐字，但没有礼字。但孔夫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周代的礼来自殷礼，殷代的礼来自夏礼。所以周公“制礼作乐”，不是周公一个人发明的，而是把前代的礼集大成，使之系统化，全面理性化。这个夏字，清人考证是舞字。或许可以说，夏礼就是原始巫术舞蹈。周公所系统化了的、全面理性化了的周礼，实际上是从夏代或者更早的原始巫术舞蹈开始，一代一代传承演变下来。到周公那里，把它系统化、理性化了，完成了这个由巫到礼的过程。这是周公很大的贡献。各种古籍都认为，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宋代以前都是“周、孔”并称，章学诚有句名言，集大成者是周公，不是孔子。孔子一生也就是学周公，维护周礼。关于周礼，现存的典籍有汉代的《礼仪》《周官》和《礼记》，包括政治体制、社会生活、日常举止许多方面，好些人认为是伪书或后人所作，争论很大。我一直以为其中保留了从巫术典仪转化而来的礼制。1980年发表的《孔子再评价》一开头就讲这个“巫术礼仪”的问题，并与当年对少数民族鄂温克人调查研究相比较，认为周礼是通过“祭神（祖先）”的礼仪扩而成为社会组织、生活秩序的整套规范。其中包括了政治经济制度、贵族生活规范、社会等级规则，等等。1999年发表的《说巫史传统》更具体地展开了一些。今天就不详细讲了。前几年看过美国人伊诺（Robert Eno）一本书The Confucian Creation of Heaven（1990），讲孔子是舞蹈大家（the master of dance），儒家的礼是来源于舞蹈，我觉得这跟我的看法比较接近。我一开始就把“巫术礼仪”联系在一起，认为“礼”是从“巫”演变出来的，也就是把巫术活动的原始舞蹈跟礼乐制度联系起来。当然，巫术中也有静默不动的环节，但主要是活动。礼乐礼乐，乐（原始音乐舞蹈）本在礼（礼仪制度）先，但后来归属于礼。所谓礼有几个特点。第一点，礼者，履也。什么意思呢？礼是实践，实践强调的不是人的内心活动，不是个体通神、上天的内心超越，而是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举止、活动，“礼”的许多仪式、规矩、准则、范例，都是针对人的活动、行为、举止、言语甚至面容而设定的，而且必须有顺次、有规则、有秩序地去做，要求得很清楚、很严格。《仪礼》所记载的各种礼仪就把人的日常行为举止规定得很细密、严格。有一句话，“无礼则无以措手足”，没有礼的话，连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摆，礼的实践性可以到这个程度。礼仪礼仪，礼必须跟仪联系在一起，礼仪是要人去做而不是要人去想，巫的上天、通神是活动，是去做，而不是去冥思、去想。“礼（禮）者，体（體）也，言得事之体也。”（刘熙《释名》）合乎礼数的周旋酬对、俯仰往还，无不是通过切身实践，把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做到位，得体、适宜、合度，使人世各种关系在这实践、操作过程中得到合适的落实。“礼有五经，莫大于祭”，祭礼是最重要的，祭祀把人的各种关系，长幼、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通过仪式的活动即实践，把远近亲疏上下尊卑安排规范得十分明确。并且以语言、名分确定下来，不能违背，“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老夫子讲“为政”，首先便是“必也正名乎”。所以，礼教又称“名教”。这就叫“礼别异”，通过“礼”的实践活动来区分出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位置、责任、义务。到近代仍然是，一个人死了，他的家人要披麻戴孝，但是由于与死者关系的名分不同，披的麻、戴的孝并不一样，有各种差别，丧服有的要缝边，有的不缝边，最亲近的人不能缝边，必须吃最粗糙的饭，穿最劣质的衣服，以表示最大的哀伤，关系远一些的可以穿得稍好点。各种不同的身份、关系、地位、等级，区分得非常清楚，而且要求不同的情感表现。不像西方，人死了都戴一点黑，动作、姿态、言语、次序等，区别不大。这在中国来说就是非礼。中国的礼讲究得很严，各种活动谁走在前面，谁走在后面，要求很清楚。磕头有多种，有的必须碰地，要发出响声，有的不必如此；有的只叩一个头就可以，有的要三跪九叩。其实这些都来源于原始的巫术活动，上面已讲，很多人类学家研究部族巫术，假如有一步弄错了，就得处死，因为弄错一步就认为会给部族带来灾难。中国的礼也类似，非礼是很严重的问题。礼是现实生活不可逃避，更不可违背的实践法规，是不成文的法。以上是礼的第一个特点，它要求实践，在实践中不能违背严格的步骤。礼的第二个特点，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规范化，不仅仅是祭祀的时候，而是通过祭祀，把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安排、规定好。中国的家族系统和制度就是以丧礼“五服”等差秩序来制定、规范、推扩出来的，把人的不同实践活动和这些活动的外在形态包括衣食住行如服饰、食品、住房、步伐等，从而也就把人际世间的现实生活规范、安排成为一个大系统。《仪礼》非常繁细，但被称为《礼经》，例如，客人来了怎么接待，他坐哪边，你坐哪边，他怎么举酒，你怎么举酒，都有严格规定，不能错的，错了就是失礼，是很严重的事。比如结婚，现在很简单，但是古代有二十四个步骤，问礼呀，纳聘哪，规定非常详细。西方对原始部族的纪录片里，也可看到很多步骤，但是没有中国这么复杂。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很多步骤，有很多礼。我这里有一个材料，有七八十项礼的要求，囊括生活的所有方面，吃饭有礼，出门有礼，走路也有礼。到汉代，董仲舒结合阴阳家、道法家把上古这套礼制转化性创造为“人，天心也”的“有情宇宙观”，用“天人感应”的“天人合一”方式来作政治制度的安排。殷周以来由巫到礼，行走中的神明变为行走中的天命、天道，到这里就更加系统地政治化了，巫君变为天子，上天、通神变成承担天命、天道，并接受天谴。君王（也包括大臣、士大夫）上天、通神的痕迹基本看不到了，但天子必须祭天，而天可以用自然灾异来谴责君主（天之子），有地震、天灾，皇帝要下罪己诏，要罢免宰相，等等。这个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巫术特征，依然强劲地保留着，对现实生活严格规范的礼也依然保留着。从此以后，尽管历代有许多增删变异，这基本精神却一直延续下来。就拿吃饭来说，我记得小的时候，全家一起吃饭，祖母、父亲、母亲、弟弟和我五个人，必须祖母先拿筷子吃，我们才能吃，自己先动筷子就不礼貌，而且保持一种严肃的气氛，平时也要求“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不许东歪西倒，如此等等。我们已是现代社会的小家庭，都如此，古代大家庭、大家族就更不用说了，非常之讲究。中国人吃饭、写字一般用右手，很少用左手。我记得小时候，我妹妹左手用筷子和写字就不被允许，必须改用右手。《仪礼》乡饮酒礼，农村老幼在一起宴会，相当于开派对（party）,里面有什么规定呢，五十岁的人得站着，六十岁的人就可以坐，六十岁的人吃三个碗，七十岁的人可以吃四个碗，八十岁的人可以吃五个碗，九十岁的人可以吃六个碗。而且在结束的时候，必须老人先走后，年纪轻的才能走。孔子说，“杖者出，斯出矣”。我记得小时候还很注意这一点，年纪大的人先走，我们才能走。这不是政府规定的，也不是法律规定的，而是来源久远的一种习俗，直到几千年后都还存在。厉害吧？！与许多民族从巫术走向宗教不同，中国从“巫”走向了“礼”，巫术中那些模糊、多元、不确定却在行走中的神明变成了“礼”在履践中的神圣性，它的内心状态变成了那同样是模糊、多元、不确定却在行走中的“天道”“天命”出现在自己（个体）行为活动中的神圣感、使命感、责任感，这就正是我讲理性化。中国的“礼教”与基督教等不同，它可以允许人们去信别的宗教的神、拜别的菩萨。为什么？因为那些神、那些宗教只关乎个人的生死、身心、利害，而不是“天道”“天命”关系着整个群体（国家、民族），这恰恰是原始巫术活动的要点：是为了群体生存而非个体命运。这也就是中国缺乏个人主义的原始根由。尽管巫医相连，巫也治病、养生而关乎个人，但作为“巫君合一”的大巫演变为君王以后，便主要是主政，作为政治、军事首领来承担天命、治理百姓而非着重个体了。由巫到礼之后，更是如此。这是政治方面。在社会方面，由礼教所构建形成了“中国生活方式”（重现世生活、人伦关系、情感价值，并把它们提升为神圣性的信仰），并以此既抵制又容纳和同化了许多不同的族群、文化和宗教。这从两汉、魏晋到隋唐一直延续下来。巫史传统承续下来的，就是这种理性化而又饱含情感的情理结构：一方面是超脱世俗、回归自然，上下与天地同流，另一方面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知其不可而为之。总而言之，周公“制礼作乐”是对原始巫术的外在理性化，孔子“归礼于仁”则是承继周初的“敬”“德”而将之内在理性化了。这也就是“由巫到礼”“由礼归仁”，即内外理性化的中国传统，这就揭示了中国文化注重世俗性的精神源头。标题为编者所加。节选自哲学基础公众号2019年12月4日，李泽厚《为什么巫术才是中国独特传统的核心根源？》 一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