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我们熟悉的大同社会，这里的“同”即和的意思。《礼记正义》郑玄注“是谓大同”，“同犹和也、平也。”

最早从哲学上完整论述“和”思想当是《老子·四十二章》，其中精当地地阐明了“和”的内涵，上面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老子·五十五章》将“和”看成是生命的最高境界，一如返朴归真的婴儿。达到至和状态，就是明白了宇宙运行的大“道”。如果违背“和”的原则，贪欲过度则会带来灾难性结果。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shà），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

这段话大意是说，德行深厚的人好比初生的婴儿。毒虫不去刺伤他，猛兽不去伤害他，凶鸟不去搏击他。他筋骨柔弱，拳头却握得很牢固。他还不懂得男女交合，但小生殖器却常常勃起，这是精气充足的缘故。他整天号哭，声音却不会沙哑，这是他身体达到最高合和状态的缘故。认识到和的道理叫“常”，认识到常叫做“明”。纵欲贪生叫做灾殃，欲望支配精气叫做逞强。）

哲学上“和”具有阴阳平衡的意义。《淮南子·氾论训》除了详尽地解释了“和”的内涵，还指出“和”代表着宇宙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反映到政治领域，认为行政不可走向极端。作者举了两个例子说明这一点，一是齐简公过于懦弱亡国，一是郑国子阳过于刚猛被杀。上面说：

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故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积阴则沉，积阳则飞，阴阳相接，乃能成和。

郑国子产临死前要子大叔以严治国，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认为子产懂得宽猛相济，为政以和的道理。孔子还引用《诗经》来阐释自己的观点，说那样的政治是“和之至”。孔子的治政主张和《淮南子·氾论训》的作者是一致的。《左传》记述说：子产有病，对子大叔说：“我死以后，您必定执政。只有有德行的人能够用宽大来使百姓服从，其次就莫如严厉。火势猛烈，百姓看着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于火。水性懦弱，百姓轻视并玩弄它，很多人就死在水中。所以宽大不容易。”子产病了几个月就死去了。子大叔执政，不忍心严厉却奉行宽大政策。郑国盗贼很多，聚集在芦苇塘里。大叔后悔，说：“我早点听从他老人家的话，就不至于到这一步。”于是发兵攻打藏在芦苇丛生的湖泽里的盗贼，全部杀死他们，盗贼稍稍收敛了一些。孔子说：“好啊！政事宽大百姓就怠慢，怠馒就用严厉来纠正。严厉百姓就受到伤害，伤害就实施宽大。用宽大调节严厉，用严厉调节宽大，因此政事调和。《诗》说，‘百姓已经很辛劳，差不多可以稍稍安康。赐恩给中原各国，用以安定四方’，这是实施宽大。‘不要放纵随声附和的人，以约束不良之人。应当制止侵夺残暴的人，他们从来不怕法度’，这是用严厉来纠正。‘安抚边远，柔服近邦，用来安定我国王’，这是用和平来安定国家。又说，‘不争强不急躁，不刚猛不柔弱。施政平和宽裕，各种福禄都聚集’，这是和谐的顶点。”（《左传·昭公二十年》原文：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qì）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东汉荀悦（148~209年）在《申鉴·杂言上》将“和”的概念细化，提出“和羹”、“和声”、“和言”、“和行”，“和”的思想被延伸到从养生到治国的各个方面。荀悦警告说，没有不同意见会有亡国的危险。文中说：

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咸甘苦不同，嘉味以济谓之和羹。宫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谓之和声。臧否损益不同，中正以训谓之和言。趋舍动静不同，雅度以平谓之和行。

荀悦生活的东汉末年，当时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社会批判思潮。可以说，荀悦阐述“和”的思想是对中华原生文明的呼唤。因为早在西周时期 “和”的思想就融入到了中华人文精神之中——特别是在政治生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