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也好，国际关系亦然，既要有法律托底，更要讲政治、讲正气才能让人心服口服，有盼头。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是世界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其标举公正但并不必然产生公正，也不易推广无缘大慈的普惠外交和“国际主义精神”，而是以我为主，不断扩大自身权力以确保优势的政治共同体。这意味着国家，尤其大国之间此消彼长的合作，因无世界政府和终极裁判，故只能诉诸力量对冲以求均势，约定互不干涉内政方能达成共识，平等相处。
稍具历史与现实眼光者皆知，现代中国因战争和社会革命而重组国际关系，先是外交上“亲苏”吃尽了逼债苦头，后是“联美”而屡遭折腾反噬！两者相较，除了因资本、技本和经济贫弱不能自力更生之外，政治上没权没势，说话不算数才是“大教训”，断不是一班好事者自作聪明，以为搞点“机会主义”，钻营苟且就能摆脱困境，更非当时的为政者不谙时势乱出昏招，实乃国运多舛，处乱世之变谋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择优选项！由是观之，国家间的理解、尊重与合作不仅缺少保障，还无法合理支付交易成本，分享收益，从而导致政治谈判举步为艰！结果不仅猜忌重重，敌意难消，还延伸至历史和身份贬损！好听点叫文明冲突，实则仍是老传统发作，“种族优劣论”阴魂不散。经验表明，文化的保守、滞后性与科学和政治不同，前者多属知识分子“信而好古”，故常与时代脱节而无法因应时局，化民成俗；后者如政商人士，虽积极冒进而有“脱轨”之险，但却能顺应时势，有济世之功而被公众热捧。从当下看，技术设限、贸易战和华为事件都值得深思！主权观念和人文传统的双重叠加，决定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可能同步进化变好。从现有文明格局来看，几乎所有得势者都会基于国家或族群利益，利用其资本、技术，甚至诉诸“非法”政治手段把持高位垄断，以防范后来者破局抢滩头。（看看对后起国家如伊朗、朝鲜军控核查便可知）。这或许不道德，但在人类尚未进化到天下一家之前，个人和小团体之间看重友谊，发扬善举都不难，但国家、公司和大组织之间，则很难假以道德说情，也不在乎颜面安抚，更一多还是依托于经济、技术和体量支撑的“筹码”打交道。由此推想，国际关系斗智斗勇因缘种种，與论场也不乏“普世正确”的文艺腔，但管用的仍然是大国纵横捭阖、文攻武卫的“战国策”！殊知，小国寡民因其体量单薄，“弱而无害”故可以投怀送抱，苟且偷生；大国人多势众，谁敢招降纳叛，容你入伙？无他，此乃是天命所归！必须自立门户才能求生存谋发展。所以，“贸易战”至少透出了一个迹象，国家间并非都是经济理性和分利不均，而是兼有主权“卫道”，价值排异和标准定义之争，这既植根于非我族类的立场研判，也有心理上的派系分类和历史渊源。由此推演，掀桌子蛮干就不单是保守主义回潮，而是对凡是讲周全的政治老戏法的挑衅和解构，其本意就是：赢者通吃不仅理直气壮，还有人民拥护（民粹主义另解），谁想“坐大”就得讲政治而别扯法律！就得有拳头而无须绕弯子，更甭讲什么有理有据，也不在乎什么程序正义或文明交涉！事实表明，只要国家主权当仁不让，地缘政治就不乏“纸牌屋”戏码，甚至也不在乎契约精神和意识形态正确与否。从大处想，以往的政治文化由于受制于“天理”而使得战争和贸易等，一切诉诸权力争锋的行为都必须冠冕堂皇，讲文明、讲礼貌，就算是装神弄鬼拉大旗，也得在说法上搞一通往好里说的“修正”主义，弄一堆不着边际，让老百姓听不懂，不明不白的“理想主义”。《圣经》上说：“日光之下无新事”，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换个想法就可以将千年承传的政治和权利“道统”重新厘定：即不接授“替天行道”，不支持“损有余而奉不足”，更不认可社会均衡和“文明正确”，一切都是当下，都是无须矫情，直奔主题的呈强交易！就现有趋势研判，未来社会或许不会被“末世论”惊吓而导致历史终结，但却有可能被“文明冲突论”误导而相互贬损，轻则文宣叫骂，重则拳脚相加！谁也过不好，谁也不信“人间正道”且愿意为和平共处尽职尽责！由此可以料想，市场化、资本扩张及其传媒枉顾事实的“标题党”，肯定会改写人类传统的生态布局，从而由过去对土地和人口主权的刚性占有，转向语词定义，评价标准和信心垄断，从而完成对庸庸大众的精神与肉身支配。亚里斯多德说过，“大自然不喜欢真空”，无论社会如何进步，如何文明翻新，其基因给定的都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权力关系，就有支配性社会结构。表面看波澜不惊，实则权力与资本如水，流动无形，故总会改头换面，变脸登场。所以，戴维.哈维说“现代权力和资本主义已是“肉身成道”，它用概念体系控制人，谁也不能阻止”。是的，只要有人迷恋权势且值得炫耀，只要欺侮人不致招徕报复，谁都想多吃多占且无法脱出这一历史宿命！人的属性不变，资本、权力就会推波逐浪，一直会失控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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