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西方制度化的宗教维系道德，其道德源于社会分层的现实与社会秩序的需要，并依靠法律支撑。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犹如阴阳，相辅相成，相须为用。两者的关系是：以法生德，以德固法。《管子·权修篇》指出，教化形成风气，刑罚就会减少——“教训成俗而刑罚省”。 

“法生德”可以解释为所有法律都是为教导百姓去掉淫恶的行为，坏的习俗，使他们行善。《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上说：“凡法律令者，以教导民，去其淫僻，除其惡俗，而使之于为善也。”《商君书·说民第五》更直接指出：“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 

中国古典政治学原典《黄帝四经》认为，只有按照法律制度理政，不随主观愿望役使民众，才会实现“天地之德”——上兼爱，民亲上。《黄帝四经·君正》上说：法度是至为公正的。以法度来治理国家，而不能任意妄为。君主创制法度，不能变化不一。依法办事，公正无私，赏罚分明才能取信于民，这是治理天下的大道所在。省去繁琐的政事，有节度地征收赋敛，不侵占百姓的农时，国家的政治才能安定。君主如果没有像父母一样的严威慈爱，就不能使子民效力。君主若具备了待民如子的德行，其德如天地一样广大。（原文：法度者，政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治之安。无父之行，不得子之用。无母之德，不能尽民之力。父母之行备，则天地之德也。） 

具体政策层面，周初每一种道德原则都有法律的支撑。《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条：用实行于乡中的八种刑罚纠察万民。一是针对不孝的刑罚，二是针对不和睦九族的刑罚，三是针对不亲爱姻戚的刑罚，四是针对不友爱兄弟的刑罚，五是针对不信任朋友的刑罚，六是针对不救济贫困的刑罚，七是针对制造谣言的刑罚，八是针对暴乱之民的刑罚。（原文：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 

《周礼·地官司徒》中族师一职与“法生德”有关，他的职责除了定期宣告法规，还包括记录道德、学业优秀者准备上报，实行连带责任制度，要人们互相帮助，互相承担责任。《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族师》条：族师各自掌管本族的戒令和政事。每月初一聚集民众并宣读国家法令，记录民众中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和睦姻戚和学有所成的人。春秋祭酺时也这样做。依照王国的校比法，率领所属四闾的长吏，按时会聚民众，登记本族人数的多少，辨别其中的贵贱、老幼、残废疾病和可胜任役事的人，以及民众的各种牲畜和车辆数。在家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在军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在家四闾为族，在军八闾所出之二卒为联；使他们相互担保托付，有刑罚、喜庆、赏赐的事，相互共受共享，这样来承担王国的职事，为国事服役，相互帮助丧葬。 

至秦，有关“法生德”的法律已经十分完善。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大量秦代法律竹简。其中《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明确规定，每个人都有法律义务互相帮助。上面说，凡邻里遇盗请求救助而未救者，要依法论罪；凡有盗贼在大道上杀伤人，路旁之人在百步以内未出手援助，罚战甲两件。（原文：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有贼杀伤人冲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当赀二甲。） 

遗憾的是，后世儒家重德而轻法，有些人空谈“以德生德”，希望通过德育教化使人人都成为舜尧——在“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清谈思辩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对“法生德”治国原则的记忆。 

今日之学界，只知抄袭西方法律条文。西方是宗教社会，宗教支撑道德，神圣之德、世俗之法两分——西方可以不讲“法生德”，但中国不行，我们不是宗教社会，治国理政只能德、法并用！

在中国，若没有法律的支撑，道德必然走向崩溃——社会生活中“道德对错”被“得利与否”取代，人人都成为冷漠的利己主义者。 

警惕啊！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