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无论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现实。

从国家结构形式到政治组织形式，再到市场经济形式，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高度中国化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的结晶！

只有应用本土学术资源，才能讲好中国故事，理解何为中国，何为中国共产党，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世人看到一个基于“天下为公”王道、宇宙人生基本原理（道）的文明形态——它将为人类指明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学术本土化，学术中国化，掌握话语权……

多年以来，所有这些努力都成了老生长谈。只剩下“中国气派”、“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这类干巴巴的口号，甚至连这些概念的拥护者都表达不清这些口号的意义，别说具有历史深度和世界眼光的理论解释力和指导力了。

举世瞩目的中国成就如谜一样在世人面前展开，却无人能够讲清楚“中国故事”。有远见的中国学者看到了“理论落后于经验”的严重问题。

2018年初，清华大学经济学家李稻葵教授在《北京日报》撰文指出：“中国发展起来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不适应、不理解，有的甚至觉得中国人偷跑、抢跑、耍赖，占了西方人的便宜。怎么办？需要讲好中国故事。要有中国的理论，理论上不去、讲不圆，咱们在国际上、在政策发展问题上永远吃亏。”（李稻葵：《借鉴英美日把中国理论讲透彻》，网址：http://www.gmw.cn/xueshu/2018-02/26/content_27802620.htm，访问日期：2020年5月7日。）

学术理论是话语权和软实力的基础。澳大利亚前驻北京大使杰夫·拉比（Geoff Raby）在2019年夏季的《外交事务》杂志上直言:“中国没有软实力”。

为何如此？

因为今天中国大学里讲的都是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西方的历史经验又十分特殊，导致其人文理论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

比如，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西方典型的奴隶制和封建制，中国也没有经历西式的自由企业制度和资本阶级崛起过程。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英美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却无法解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制度任凭资产阶级自由纵横，却无法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萌生——中国市场化改革数十年后，这令西方精英大为失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土壤，充分汲取了西方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是中国人实践智慧的结晶。1949年解放伊始，我们以苏联为师，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有意识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充分汲取了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但并没有建立西方那种私营企业主导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国家政策和大型国有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所以，无论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现实，只有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本土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才能理解现实之中国。

透过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我们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高度中国化了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东西方文化的结晶。它不仅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人类文明范式的伟大创新。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的核心是君人南面之术——黄老道家。它源于西周官方学术王官学——《诗》、《书》、《礼》、《易》、《乐》、《春秋》是其思想精华。西周学术政教合一，道术合一，尚无诸子百家之分。

至春秋战国，出现了诸子百家，这是西周王官学的进一步发展。诸子百家将王官学具体化了、使其更加丰富，是西周王官学的2.0版。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是政与教，即阐述治国理论的黄老道家和阐述社会教化的儒家。

不幸的是，汉以后，特别是在宋以后，儒家独尊。导致百家之学陆沉——中华学术体系全面瓦解，再加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术的全面引入，直到今天还很少学人谈论中国本土政治经济理论——中国本土的一切都成为传统、落后、封建。

事实上，只有应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我们才能解释今日中国之国家结构形式，今日中国之政治组织形式，今日中国之市场经济形式。舍此之外，即使我们将西方著名学府的全部政治经济理论都拿过来，也弄不清中国现实。

 一、什么是中国？

2020年初以来，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在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国家治理能力成为阻击疫情的主要防线。相对于世界主要大国的联邦体制，中国大一统的王道政治优势立刻突显出来：军政、社政、政经和政教的统一，使中国迅速形成高效的联防联控机制。全国一盘棋，集中资源打歼灭战，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

   ——中国独特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其成功阻击疫情的基础。

   按照学界通行的分法，国家结构形式分为单一制国家和复合制国家。单一制国家是由若干普通行政单位或自治单位组成的单一主权的国家，各单位都是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单一制国家只有一部宪法和一个法律体系。只有一个中央政权机关，各地方的自治单位或行政单位受中央统一领导。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是唯一的主体。

复合制国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员单位联合组成联盟国家或国家联盟，这些成员可以是邦、州、共和国等。根据成员独立性的强弱，复合制国家又可分为联邦制和邦联制等形式。

由于强大的制度惯性和文化心理积淀，绵延至今的大一统王道政治是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国家，所以学界几乎都将我国归入单一制国家。

西方人关于国家结构形式的划分基于西方国家民族国家政教分离、社会与政治分离的现实，它根本无法描述中国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这种国家结构超越血缘、族群和宗教的界线，是一种以强大行政中枢“中”为核心的文化/政治共同体，它将“建中立极”作为基本原则，军事、社会、政治、教化一统于政治，就是“建中”，“立极”。以政统军，以军辅政；以政统社，以社辅政；以政统经（济），以经辅政；以政统教，以教辅政——先哲直接称社会教化为“王教”。

行政中枢常常位于核心区域，外围是与中央具有不同联系纽带的族群。据说夏商周三代曾实行以王城为中心的“五服制度”，王城周围千里以外，根据距王城的远近划分为五个地域（服），由近及远分别为甸服﹑侯服﹑绥服（一曰宾服）﹑要服﹑荒服，并承担相应的国家义务。

秦汉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国的行政中枢一直位于农耕核心区域，包括关中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珠江三角洲平原、辽河平原等；围绕农耕核心区的，是诸多少数民族，其中许多从事游牧和渔猎生产活动，他们主要居住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蒙古高原和大小兴安岭地区；再往外是中华文明的辐射区域，包括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和日本等地区。

这种开放的，以东亚世界为中心的天下/国家结构形式，迥异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形态。其外事理论不是基于国际均势理论，而是基于“建中立极”，包括先内后外、先近后远，先文后武等原则，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管子》王霸术五篇：《管子·大匡第十八》、《管子·中匡第十九》、《管子·小匡第二十》、《管子·霸形第二十二》、《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当代中国，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依然没有改变。尽管我们的文明辐射区域已经被西方文明严重挤压，但在国家内部，仍体现为灵活的、不同的治理方式，比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等等。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未来华夏文明必将重新走向世界，中国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具有开放、包容、共生的特点，更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我们不能生搬西方理论来解释今日之中国。大一统的国家结构类似单一制民族国家，却不利于我们有意识地实现军政、社政、政经和政教的统一——特别是政治与教化的统一。

走进大型图书卖场，我们看到西方翻译过来的书籍铺天盖地……

走进大学教室，我们看到西方的学术理论几乎垄断了一切学科……

走进社会讲坛，我们看到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在贩卖着西方学术思想……

这样的现实，造成政治与教化的背离，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的教育不可能共存——这种教育连什么是中国？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都解释不清，何谈服务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建设！

醒醒吧，同胞们！

 二、什么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党员人数达9059.4万名。这个数字相当惊人的要知道，2018年全世界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只有13个。

再看中国共产党的组成，与苏联的共产党不同，他吸纳一切“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入党，包括私营企业主阶层。具体党员职业分布情况如下：工人651.4万名；农牧渔民2544.3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1400.7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人员980.0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756.4万名；学生180.5万名；其他职业人员731.4万名；离退休人员1814.8万名。

按一般定义，政党是社会中特定阶级（阶层）利益的集中代表，是特定阶级（阶层）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阶层）的政治中坚分子夺取或巩固政权而组成的政治组织。

中国共产党显然不适用于上述定义，它并不代表某个特定的阶级（阶层），而是代表国家整体利益（天下社稷），依靠多党合作和发展党员等途径，广泛吸纳社会各阶层参与国家治理。用《尚书·洪范》中的话说：“人之有能有为，使羞（羞，意为贡献）其行，而邦其昌。”这句话意思是说，假若某人有才能、有作为，就要让他施展才能，这样国家才会繁荣昌盛。

中国的政治组织形式超越党派，是由职业政治家阶层组成的执政集团，古代称之为“士”。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并没有走向资产阶级政党形态，也没有固守苏联共产党的形态，而是一个不断“士”化的过程。“士”阶层的一个重要组织和道德原则，就是《尚书·洪范》中所说的：“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这才是大一统的王道，孔子大声宣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礼记·礼运》）《吕氏春秋·贵公》也说：“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

西方国家结构形式和政治组织形式缺乏“中”、“公”，国家和政党只能代表某个特殊利益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哪里会有什么真正的平等、真正的公正！

西方政党政治运作通过竞争性多党选举，依法争夺国家政权，取得党争胜利、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是执政党，没有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成为在野党或反对党；中国的政治运作不是这样，当以政治领袖（王）为核心的执政阶层不再代表社会整体利益（公），甚至成为只代表个人利益的“独夫”时，人民就有权力让这个政权下台。

西方称自己的政治运作民主，一切不同于西方政治运作的形式都是专制。我们必须从这种简单的两分逻辑中解放出来——西方政治运作中缺乏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机制，常常退化为“金主”政治，资本垄断国家政权，何来代表人民当家作主！

表面上民主选举有利于政权和平交接，实际上由于资本力量独大，整体上阶级鸿沟会不断加深，资本主义体系变得极不稳定，这是战争与资本主义如影随形的深层原因。

为了实现“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中国古典政治学提出了“四民分业”的理论，与亚当·斯密劳动分工理论不同，这是一种更复杂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让士、农、工、商四民各安其位，防止政治与经济权力，政商的结合，社会结构失衡，阶级之间互相压迫。

西汉大儒董仲舒认为，有俸禄的执政阶层“士”当“不与民争业”，不经商，这是天理。因为即使在动物界，上天也不会给动物所有的优势。《春秋繁露·度制第二十七》上说：“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俸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须知这是主张士阶层不经营商业，并非主张国家放弃经营产业。

后世儒家将“四民分业”理论的核心“不与民争业”，歪曲为“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本质上主张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君子不言利”，让国家权力和公共资本退出市场经济，还利于“富民豪强”，导致中国积贫积弱千年之久——悲夫！

想一想过去四十多年来，西方自由主义泛滥，资本力量缺乏节制和监管，导致金融危机与普遍贫困的现实，就明白“四民分业”理论怎样伟大与重要。

 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过去四十年，中国全面引入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大一统的政治形态和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形态，让市场经济的潜力发挥到极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今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西方学者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或准资本主义，中国政府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强大的国有经济与富有活力的私有经济成分共存，共容，通过国家调节，促进和稳定经济发展。中国的国有企业，既不同于前苏联国家独资的公有制企业，又不同于西方私人资本主导的自由企业制度，多是一种国家控股的股份公司。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经济成分与私有经济成分共存，国家利用行政和经济手段控制调节的市场经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市场经济形态是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的回归。

轻重术认为：市场本质上能够自组织，却不能自我平衡。市场调控的目标应是均平，而不是不断增长。应以商品、货币为手段进行双向市场调节；中国先哲主张一种公私相分，政府理财，参与其中的市场经济。为了人与自然的平衡，按照自然时序和生产能力组织生产。通过损有余补不足实现社会动态平衡。

 在经济领域，中国古典经济学也崇尚“建中立极”原则，注重以国有资本和行政命令为手段平衡市场。

与西方主流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大不同是：轻重术认为市场不能自我平衡，市场的平衡依赖强大的国有经济和有力的行政干预。只有“中”，才有“平”——只有强大的国有经济和有力的行政干预，才能碾平经济周期、减少市场动荡，实现持续均衡的发展。

大一统的王道政治要求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大一统的市场经济形式也要求经济“定于一”，“利出一孔”。

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理论主要保存在《管子》轻重十六篇中，其核心是《国蓄第七十三》，顾名思义，“国蓄”注重国家储备的重要性，储备即“建中”，中央政府掌握充分的战略物资和资本，用以调节整个社会的均衡。《国蓄》写道：“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养，利益），隘（隘，节制）其利途。”

从国家结构形式到政治组织形式，再到市场经济形式，所有这一切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高度中国化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的结晶！

基于自由企业制度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基于政党政治的西方民主政治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现实。过去四十年的历史表明，那样做是缘木求鱼，水中捞月，带给我们的只能是模棱两可、甚至充满贬义的一系列概念和思想碎片。

只有应用本土学术资源，才能讲好中国故事，理解何为中国，何为中国共产党，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世人看到一个基于“天下为公”王道、宇宙人生基本原理（道）的文明形态——它将为人类指明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因此，中国崛起不是取代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如过去500年常见的那样，一个世界帝国取代另一个世界帝国，而是一种文明范式的革命——这是怎样地激动人心啊！

身处中国，最先沐浴21世纪人类新文明的曙光……

我们何其幸运！

（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