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以降，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规模巨大的政治体，《春秋公羊传》中所言的“大一统”理想，基本成为后代王朝不断努力实现的目标，即便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各个统治阶层基本上也以追求重新统一、强调正统地位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在《国史大纲》中，钱穆更是强调这种政治上的大一统性格乃中国历史区别于西方历史的主要特征：

秦、汉大一统政府之创见，已为国史辟一奇迹。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然二者立国基本精神已不同。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仅此中心，尚复有贵族、平民之别。一旦中上层渐趋腐化，蛮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窝，而帝国全部，即告瓦解。此罗马立国之形态也。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围，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围，亦更无阶级之分。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围之征服。罗马如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淡经营，艰难缔构，仅而得之。(1)

在这里，钱穆为了论述中国古代政治的特性，有意将罗马帝国作为比较对象，这就显示了在现代中国这一古今东西碰撞激烈的时代，如何论证中国自身的特点，如何叙述中国的历史流变，已经不能单从中国内部进行分析，必须注意到西学（或曰“西方经验”）对于中国知识体系的巨大冲击。甚至可以这样说，除了钱穆等少数坚持中国历史具有自身特性，同时强调这种特性的正面意义值得阐扬的人，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的文化人在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时，往往不是从中国自身状况出发，而是把某些域外理论作为基本准则来衡量中国的各个方面，以他人之是非为是非，裁量中国历史，视此为“融入世界”、接受所谓“普世价值”的必备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现代中国历史叙述中的某种“失语”状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钱穆所称赞的大一统政治格局是否还具有优越性，在现代中国就成为了一个答案并不那么明确的事情。在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的论述里，中国往往是一个负面的形象，用来论证所谓“专制政体”如何不堪。而在对近现代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的孟德斯鸠看来，专制政体的出现还与统治疆域的广袤关系紧密：

一个广大帝国的统治者必须握有专制的权力。君主的决定必须迅速，这样才能弥补这些决定所要送达的地区的遥远距离；必须使遥远的总督或官吏有所恐惧，以防止他们的怠忽；法律必须出自单独的个人，又必须按照所发生的偶然事件，不断地变更。国家越大，偶然事件便越多。(2)

因此，既然是广土众民，那么“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年代，疆域没有这么辽阔，政府的专制精神也许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好相反”。(3) 在这样的论述下，中国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格局就成了中国长期处于专制政治的“帮凶”，成为施行“恐怖”统治的根源，广土众民变成了一种负面形象。

此外，在同样对近现代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的卢梭眼里，政权疆域过大，“人民对他们根本见不着面的首领，对他们看起来如同异域的祖国，对大部分是他们不相认识的同胞，也更加缺乏感情。要使那么多风俗习惯和自然条件迥然不同的省份都遵守同一种法律，接受同一种治理方式，那是不可能的”。此外，“在这样一种由一个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威聚集在一起而彼此又互不认识的人群里，人们的才智必然会被埋没，他们的美德无人知晓，他们的恶行也不会受到惩罚”。更有甚者，由于公务繁忙，“政府没有余力来关心人民的幸福，甚至在紧要关头几乎连用来保卫它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了”，最终“一个躯体过大的共同体就会在它自身的重压下遭到削弱和毁灭”。(4) 可见，在卢梭的政治视野里，疆域广袤的政治体的存续问题是极为严峻且不乐观的，如何治理大国，可以说超出了他对于何谓良好政治的理解范围。

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政治学说，在晚清经由日本知识界的译介，对近代中国文化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他们对于大国治理的否定性态度，也很快成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用来批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理论依据。在风行一时的《新民说》中，梁启超直接强调中国的大一统格局实为中国“进化”受阻之祸首：

竞争为进化之母，此义殆既成铁案矣。泰西当希腊列国之时，政学皆称极盛。洎罗马分裂，散为诸国，复成近世之治，以迄于今，皆竞争之明效也。夫列国林立，不竞争则无以自存。其所竞者，非徒在国家也，而兼在个人，非徒在强力也，而尤在德智。分途并趋，人自为战，而进化遂沛然莫之能御……此实进步之原动力所生也。中国惟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分立之运最久，而群治之进，实以彼时为极点。自秦以后，一统局成，而为退化之状者，千余年于今矣，岂有他哉， 竞争力销乏使然也。(5)

梁启超的这种论述，不但在晚清甚为流行，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依然是活跃于思想界的领袖们借以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主要方式。面对民初政局的混乱、民生的凋敝，陈独秀在1915年痛陈：“举凡吾之历史，吾之政治，吾之社会，吾之家庭，无一非暗云所笼罩；欲一一除旧布新，而不为并世强盛之民所兼、所攻、所食，固非冒万险，排万难，莫由幸致。”(6) 这种对民族国家危机的担忧，自然无可厚非，但他却认为，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之一，除了“学说之为害”与“专制君主之流毒”，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统一：

列邦并立，各自争存，智勇豪强，犹争受推重。政权统一，则天下同风，民贼独夫，益无忌惮；庸懦无论矣，即所谓智勇豪强，非自毁人格，低首下心，甘受笞挞，奉令惟谨，别无生路。“臣罪当诛，天王圣明。”至此则万物赖以生存之抵抗力，乃化而为不祥之物矣。(7)

长时期的政治统一原来也是阻碍中国步入“近世文明”的绊脚石？在这里，陈独秀心中想象的，大概是欧洲中世纪以降封建割据、列国林立的历史画面。但从清末开始，有识之士之所以苦苦探寻救亡图存之道，不正是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严重危害到了中国的疆域版图，也就是政治统一，让中国有惨遭瓜分之险？而许多对国家问题的分析与论辩，都基于如何维系历史中形成的统一之局。若没有这种强烈的救亡意识，时人哪里会孜孜不倦地探寻西洋诸国的富强之道？总之，这种源自西方近代启蒙运动论述的否定中国大一统政治格局的观点，在今天应该予以反思，避免其成为人们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流变的习以为常的标准。

此外，晚近开始流行的另一种否定中国历代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叙事，就是带有极强解构主义色彩的所谓“地方性”叙事、反国家叙事。柯文在检讨美国汉学研究之时，认为要想形成所谓“中国中心观”，一个可行之道就是，“把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取向并不是以中国为中心，而是以区域、省份或是地方为中心。采取这种做法的主要依据是因为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要想对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而不满足于平淡无味地反映各组成部分间最小公分母——就必须标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8) 对外国研究者而言，中国历史悠久、典籍繁复，没有那种长期生活于此而形成的历史与现实感，自然难以进入中国的文化情境之中。因此，选取一个切面，或许能够较为便利地理解中国历史基本特征。如此这般并无不可。但如果作为中国研究者因为出于对美国的某种文化想象而把柯文此论看作治学要义，遗弃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全局性把握，甚至认为钱穆所言的大一统格局是历代史书所“建构”之物，那么恐怕将很难理解中国历史的一些核心要素。毕竟，“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样的诗词能够传诵千古，流传至今，不正说明了在中国历史文化里，对于何谓治世、何谓道德、何谓良好社会秩序的基本态度么？刻意突出“地方性”，用后现代理论“论证”大一统叙事乃“权力书写”，这到底是在搞实证研究，还是在搞意识形态话语？

进一步而言，晚近对于大一统历史叙事更有“冲击力”的莫过于基于无政府主义立场的反国家理论，其代表人物便是如今在中国图书市场颇受青睐的斯科特的著作。在他看来，“前现代化国家在许多关键方面几乎近似盲人”，它对于统治疆域内的人口总数、土地状况知之甚少，缺乏统一的施政标准与度量衡。(9) 而现代国家的最主要特征则是将许多极具差异性的事物“简单化”，用单一标准去进行统治，导致对所谓“多样性”与“差异性”的粗暴剪裁。因此，国家的形象自然是负面的：

社会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规模展开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愿望，独裁的国家则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10)

在《国家的视角》一书里，斯科特特别批判了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认为此乃列宁根据主观理念而制定的政治经济方针，是一种极端的“现代主义”，它通过强制性的权力来推行，忽视了社会实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因此诸如农业集体化这样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就显得漏洞百出，代价极大。“除了列宁所高度赞扬的极端现代主义农业的表象外，国家根本不能实现任何目标，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强大的能力可以废除农村生产者的制度、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农民。”(11) 虽然作者声称：“我反对特定的某一类国家，并不表明我主张弗雷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推动的政治上自由的市场协作”，(12) 但是不难想象，既然作者对苏联的经济建设大加抨击，那么一定会引起不少有心之士欢呼雀跃，将作者对于国家的否定拿来套用在论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当中。或许是感觉到了自己的观点在中国将引起某一类人的重视，作者专门对中国读者写道：

我最近发现，《水浒传》中充满了真知灼见，它表明在国家的压迫下，人迹罕至的山地如何成为人们避难和复兴的场所。这一经验在很多方面也适用于我所研究的东南亚大陆山地与河谷之间的关系。(13)

多么有趣的论调！作者也许并不知道，《水浒传》里的诸好汉之所以聚义梁山，是因为他们受到贪官污吏、地方豪强不同程度的迫害，因此才选择“落草为寇”。而梁山泊的旗帜“替天行道”，表明他们并非是为了逃避国家机器，避秦于人迹罕至之地，而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用另一种方式来除暴安良，维系政治上的正统。换言之，他们的所作所为依然是为了让朝廷变得更好，于是才有后来的接受招安，替北宋王朝东征西讨。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认为《水浒传》给后人的教训就是“投降”，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更有甚者，梁山泊内部也有颇为明确的政治与军事分工，所谓的“英雄排座次”就显示出某种政治秩序与权力等级的存在。总之，要么是斯科特根本没有仔细读过《水浒传》，要么是他的知识积累还无法理解这部伟大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换言之，他很可能并不怎么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在这样的情形下，把他对国家的理解套用到中国问题研究当中，岂非咄咄怪事？

因此，在思考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时，如何理解大一统国家的意义，恐怕还是得从中国历史自身的脉络中展开。张光直指出，政治文明的高度发达是中国上古历史演进的主要特色。“在中国古代，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通过技术手段或贸易手段。所以中国文明产生中的许多新成分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的结果。”“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沟通手段的独占是中国古代阶级社会的一个主要现象；促成阶级社会中沟通手段独占的是政治因素，即人与人关系的变化；中国古代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过程中主要的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即技术上的变化，则是次要的。”(14) 所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宏观层面来讲，就必须涉及政治组织、社会分工、权力分配，中央权威的重要性也就随之凸现出来。张光直甚至认为，世界上古文明的演进有两种路径，一种是“世界式”或“非西方式”的，主要代表就是中国，另一种则是西方式的。前者的主要特点是连续性，即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过程里，许多文化与社会成分延续下来，成为政治文明一以贯之的要素。后者则由于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出现而造成对既有系统的突破。(15) 如若此论可以成立的话，中国古代的国家传统在人类文明演进史的意义不可低估，而其中的统治疆域不断扩大、组织方式不断理性化，更应该是认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主要切入点。

此外，秦代形成了大一统的郡县制国家。汉承秦制，延续了这份政治遗产。大一统国家对中国历史而言，意义远不止于政治层面。许倬云认为，从汉代开始，中国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开始大规模出现，并日渐成熟。在这一过程中，“影响最深远的，还是汉朝政府发展一个繁荣的农业，为官僚制帝国奠定基础的持续努力”。(16) 其结果是，不但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耕作技术越发成熟，而且形成了“一个农业社会，但却是重商性的农业社会。它将个体农民编织进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里。这种格局与普遍所认为的那种由无数分散的、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农户细胞所构成的古代中国农业社会的图景相去甚远”。在这其中，“活跃的交易是以政治秩序的稳定为依托的。在国家统一、道路通畅、旅途安全的时候，区域间的专门化生产会促使村落里的个体农民参加到巨大的市场网络中去”。(17) 可以说，中国古代经济格局的形成、中国社会保持基本稳定、人口与经济增长得以持续，都离不开统一的政治秩序。而带有所谓“地方性”的社会经济模式，也离不开全国范围内的生产与交换网络。总之，“这一现象，也使得帝国体制在经济层面笼罩全国，使政治与经济彼此辅翼，发挥了强大凝固力。中国历史上，这一全国相互依赖的经济网络，即使在国家分裂时，还能发挥经济一体的功能；中国常常分裂，然而分久必合，就是因经济上的互依，创造了促成国家复合的契机”。(18)

就此而言，在研究中国历史时，不是要不要讲大一统叙事，要不要强调国家的重要性，而是思考如何讲好大一统叙事，如何全面地认识国家的作用。在说明《中国通史教程》的编撰思路时，姜义华特别指出：

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过程还表明，国家既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同时又是进行社会控制与社会协调的有效体系，是社会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正因为如此，作为国家形态的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表明，历史的中国尽管经常为剥削阶级所控制，但是除去维护剥削者的特殊利益外，它存在的合法性真正基础是要建立共同秩序，为已经社会化的人群提供公共服务，处理共同事务，在社会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人们生活实际中，对纷繁复杂的经常相互冲突的各方有效地进行社会控制和社会协调，有力地提供社会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保障。除去政策上的措施外，其活力更源于制度上的、体制上的、机制上的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贡献。(19)

如果说此乃国家本身所体现出来的意义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历史而言，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其后，纵使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分裂割据，却未能改变追求与维护国家统一这一强固传统。近代以来，中国虽屡遭列强侵凌割据，经历一次又一次瓜分风潮与国土沦丧，但经过全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又不可动摇地重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20) 在这里，值得进一步进行探讨的，或许就是为何中国的国家疆域能够“幅 员广阔”，它是如何维系的？分裂割据为何在中国历史流变中不具备政治与文化合法性？而近代中国人对帝国主义者展开“不屈不挠”抗争的内在精神动力又在哪里？

在《中华文明的经脉》一书里，作者对于这些问题进行了更为详尽且全面的思考。首先，针对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各种批判，作者指出：“中国之所以能长时间处于大一统格局下，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一整套的制度建设，形成了以郡县制为中心的官僚治国体系。从汉代选举贤良孝廉，到隋、唐推行科举制，它的核心是从社会各阶层中选拔出精英，由他们变成职业官员，负责国家治理”。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公天下’从理想变成了现实，把国家变成了‘公器’，由选拔出来的精英负责国家治理”。(21)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人们常把“公天下” 简单理解为最高统治者的继承规则是“传子”抑或“传贤”，但如果从政治秩序是否能良好运作的角度来看，正如亨廷顿所言，“复杂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其自身政治机构的力量和广度”，因此，“随着社会成员不断增多，结构日趋复杂，活动就越发多样化，要想建立并维系一个高水平的共同体就更需依赖于政治机构”。“在复杂社会里，只有政治行为才能造就共同体， 也只有政治机构才能维系它”。(22) 中国古代的政治设计，能够不断吸纳各地的贤良之士进入政治组织当中，并用国家的力量去推行统一的文字、观念、伦理，使一种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让相距万里之遥的人们具有基本相同的政治与文化认同，进而保证了大多数人能够较为安定地生活、劳动、交往、繁衍。就此而言，中国秦汉以降的郡县制、官僚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

其次，荀子曰：“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23) 强调人禽之别在于是否能“群”，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特征，即“中华文明从古代以来，就把个人与家庭、乡里、社会等各种联系结合到一起。一个人不能孤立地存在，家庭中有父母、祖父母，下面还有子女，周边还有他的兄弟姐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广泛的社会联系中间的一分子，都是非常复杂的社会联系网络中间的一个环节。所以，每一个人必须对社会负责，对社会联系中间的其他各个环节负起自己的责任来”。(24) 这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责任伦理”，使中国的社会形态具有“家国共同体”的特征。(25) 正是因为认识到个体与一个广阔的共同体之间具有紧密联系，于是便产生了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之感，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不断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其根本动力也正在于此。中国大一统国家能够在近代变局之下得以维系，从精神层面来说，这一点至为重要。

最后，在近代变局之下，“人们在抨击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封建家族宗法制度的黑暗与残酷时，连带否定了传统家国共同体这一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平衡力与再生力，以及它在稳定和重建大一统国家中的基础性作用”。(26) 因此，今天在分析中国近现代史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重点就是如何叙述现代中国的政治整合与国家建设，这关乎如何审视中国政治的古今之变，以及能否形成贴近于当代实践的大历史观。亨廷顿认为：

在那些传统政治制度或崩溃或软弱或根本不存在的政治体中，政党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于那些生存于具有传统政治制度延续性的政体中的政党了。在这种情况下，强大的政党组织是唯一能最终排除腐化型的或普力夺型（praetorianism）的或群众型的社会动乱的选择。政党不仅仅是个辅助性组织，而是合法性与权威的来源……不是政党反映国家意志，而是政党缔造国家，国家是党的工具。政府的行动只有反映了政党的意志才是合法的。政党是合法性的根基，因为它是国家主权、人民意志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化身。(27)

想要理解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与国家能力等问题，就不能离开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深入分析。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了现代先进工业文明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恰恰在于它创造性地将现代先进的工业文明和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农耕文明内在力量的激发与重组，使之成为中国建成现代先进工业文明最有力的推动者，而这一点可能正是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中国道路，所创立的中国模式真正的基本点。”(28) 在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将阶级翻身与民族独立这两大政治诉求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极强的动员能力与组织能力，最终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建设年代，“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土地改革和农业互助化运动，又一次将广大农民动员起来，在新的基础上用新的形式重建了中国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并为中国向现代工业文明全面转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和极为宝贵的经验。这可以称作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这也是实践主义认识论、人民主体本体论以及革命辩证法的伟大胜利”。(29)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30)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让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具有强大综合国力的工业国，这段历史也应成为思考中国大一统叙事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的，“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31) 由于社会结构、技术条件、经济生产水平等原因，中国历代王朝内部都有各种各样的特权集团的存在，侵蚀着中央权力，形成某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割据状态。对此情形，田余庆曾如是概括：

国家又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实体，它需要保障自己得以存在的物质条件，这不一定与每一个地主的眼前利益完全相符。但是获得这些条件，国家可以强大一些，而从国家强大得到好处的，首先就是地主阶级……他们要求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稳定的王朝，来保护地主阶级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封建政权得以维持的先决的物质条件，是维持赋税兵徭的来源，因此需要控制人丁。而地主阶级的发展，正是要从国家编户齐民中不断地分割人丁。这样，矛盾就产生了。如果分割人口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矛盾的发展还不至于骤然破坏相对平衡的局面，不至于引起政治动乱。否则平衡破坏，矛盾激化，封建政权就会由于地主阶级内部的利益之争而呈现险象，加剧经常存在的阶级矛盾。(32)

今天的问题恰恰在于，在叙述中国历史时，恐怕无人会否认田余庆所论述的这一现象，而是如何理解与评价它。出于对近代西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某种想象，一些人刻意把中国历史上这些占有大量土地，与皇权处于博弈状态的群体，视为所谓的反抗专制权威，具有类似于近代早期欧洲特权阶级的作用，甚至用一种十分简单化的国家与社会对抗视角来分析其历史状况。如何回应这一观点？恐怕需要再一次借用亨廷顿的理论：

在一个现代化之中的君主政体中，主要的政治分野是在君主及其官僚支持者和宗教及贵族反对派这二者之间。后者的目的是维护传统社会和他们在该社会中的特权地位。在为达到此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中，尽管他们的利益是传统和保守的，但这种利益最终却将迫使他们拥护并鼓吹自由、宪政和代议制政府这样一些现代价值观念，并以此来反对君主的改革和集权目标。(33)

可见，在分析那些表彰古代特权集团如何对抗君权的论述时，必须注意到这种对抗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其结果是否更为巩固了一些腐朽的、落后的特权，芸芸众生在这种情形下究竟是获利，还是进一步被压迫。虽然中国历史上并无类似于西方的宗教势力与贵族势力，但道理其实是相通的。这或许也能部分说明，为何当下一些文化人如此厌恶大一统，如此喜好表彰中国古代通过占有大量土地剥削佃农、收取高低地租的士绅集团。荀子曰：“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在儒家的政治传统里，一个好的政权必须是要尽量让所有人都能过上好日子。那种西方保守主义论述里强调的贵族特权如何重要，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实现经济平等如何虚妄，很明显不符合中国古代政治传统。就此而言，今天中国的不少保守主义论述，究竟要维护的是哪一种传统，必须进行清晰的分辨。这既是《中华文明的经脉》所关注的核心议题，也是关乎国本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