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反封建是秦始皇以后历代政治家的基本主张，那么反对专制的思想流源则更为古老。中国古典政治理论明确反对专制，提倡人民自治。这是齐法家和晋法家的共同主张，而且晋法家更为强调国民自治。

周代姜尚认为独占天下利益，专制天下的人会失天下。《六韬•文韬•文师第一》上说：“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能和天下人同享天下利益的，就可以取得天下；独占天下利益的，就会失掉天下。”（原文：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管仲将法定义为：“君臣上下贵贱皆发（法）焉，故曰法。”在《管子》一书中，“专制”的反意词为“亏令”，都是死罪，《管子•立政第四》中说：“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专制，不足曰亏令，罪死不赦。”意即检查法令文件，有与太府所存不符的，多了叫“专制”，少了叫“亏令”，都是死罪。他还论证说，独断专横的国家，必然疲于奔命而祸事多端；独断专横国家的君主，必然卑鄙而没有威望。所谓：“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管子•形势第二》）

晋法家经典《商君书》明确反对国家领袖一人专断，主张国民自治，甚至指出一个国家民众自治程度和这个国家的强大成正比，民众自治程度越高，国家越强大，书中不厌其烦地论述这一观点。

《商君书•去强第四》中说：政事在十里之内才能做出决断的，国家就弱；在九里之内能做出决断的，国家就强大。白天能处理好当天的政务，能称王天下，当夜能处理好当天的政务，国家强大，第二天才能处理好当天政务的，这类国家会被削弱。（原文：十里断者，国弱；九里断者，国强。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强，以宿治者削。）《商君书•说民第五》和《商君书•靳令第十三》中有类似观点，不再赘述。

两千年来，从汉代儒生到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最能证明中国专制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事实上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依法处罚的主要是方士，那些人不是后世学经的儒生（文学），“坑术士”也是依法施行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载：侯生、卢生一起商量说，“始皇为人，天性粗暴凶狠，自以为是，他出身诸侯，兼并天下，诸事称心，为所欲为，认为从古到今没有人比得上他。他专门任用治狱的官吏，狱吏们都受到亲近和宠幸。博士虽然也有七十人，但只不过是虚设充数的人员。丞相和各位大臣都只是接受已经决定的命令，依仗皇上办事。皇上喜欢用重刑、杀戮显示威严，官员们都怕获罪，都想保持住禄位，所以没有人敢真正竭诚尽忠。皇上不闻己过，因而一天比一天骄横。臣子们担心害怕，专事欺骗，屈从讨好。秦法规定，一个方士不能兼有两种方术，如果方术不能应验，就要处死。然而占侯星象云气以测吉凶的人多达三百，都是良土，由于害怕获罪，就得避讳奉承，不敢正直地说出皇帝的过错。天下的事无论大小都由皇上决定，皇上甚至用称来称量各种书写文件的竹简木简的重量，日夜都有定额，阅读达不到定额，就不能休息。他贪于权势到如此地步，咱们不能为他去找仙药。”于是就逃跑了。始皇听说二人逃跑，十分恼怒地说：“我先前查收了天下所有不适用的书烧掉，征召了大批儒学之士（文学）和有各种技艺的方术之士，想用他们振兴太平，这些方士要炼造仙丹寻找奇药。今天听说韩众逃跑了不再还报，徐市等人花费的钱以数万计算，最终也没找到奇药，只有他们非法谋利互相告发的消息传来。对卢生等人我尊重他们，赏赐十分优厚，如今竟然诽谤我，企图以此显示我无德。这些人在咸阳的，我派人去查问过，有的人竟妖言惑众，扰乱民心。”于是派御吏去一一审查，这些人辗转告发，一个供出一个，始皇亲自把他们从名籍上除名，一共四百六十多人，全部活埋在咸阳。

后来怎么变成全部“坑儒”了呢？先是西汉刘向在《战国策序录》中说“坑杀儒士”，东汉赵岐《孟子题辞》中说：“坑戮儒士”，之后便以讹传讹。朱渊清先生在《再现的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传统学术》一书中考证说：“历史上第一个完整提出‘焚书坑儒’说法的是伪孔传本《古文尚书》。全书之前假冒孔安国的《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伪孔传《古文尚书》是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其实当是梅颐）献上的伪书。此书真正的造伪者，在笔者看来，应该是魏晋之交的一个名叫郑冲的人。郑冲厚诬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为晋初实行的文化专制的儒教政治效命服务。”

按侯生、卢生这些术士的评价，秦始皇是个严守法纪、十分勤政的政治家，司马迁说他“刚毅戾深，事皆决於法”。当长子扶苏建议对犯法的儒生法外开恩时，秦始皇“大怒”，派他到北方上郡去监督蒙恬的军队。

走出各种西方中心论阴影，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传统中国是一个重法制、反封建、反专制国家。

（作者简介：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研究院研究员；文章来源：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