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被扣上“封建专制”的大帽子？

答曰：西方中心论！

西方中心论发源于西方，真正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是被殖民化的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方殖民中国的梦想成了明日黄花，但学人思想的殖民化整体上越陷越深。

西方中心论者缺乏基本的理性判断，本应独立的人文精神变成了冠冕堂皇的人云亦云。他们总是努力在中华文明中找到与西方文明对应的要素，如果附和不上，就削足适履，就算大卸八块也在所不惜。比如中国哲学不讲二元对立，根本没有唯心、唯物的之别，而那些西化学者坚称荀子是唯物主义者。

西方中心论与西方文明共生。当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第一眼看到金字塔时，他断言那是奴隶建造的，因为如果希腊人建造金字塔，肯定要逼迫奴隶终日劳作完成。现代考古学证明，金字塔的建造者不是戴着锁链的奴隶，而是可以享受假期的自由劳动者。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专制主义”就是一种站在外面对“东方”的评价。亚里士多德认为：“野蛮人比希腊人更有奴性，亚洲人比欧洲人更有奴性；因此，他们毫无反抗地忍受专制统治。这种君主政体很像是暴政，但是由于它们遵循成法而世代相传，所以很稳定”。开始“专制东方”指土耳其地区，后来扩大到波斯，然后是印度，最后是中国，如果另一个有智慧生命的星球正好出现在东方，那西方学者会将这个星球上的文明立刻定义为专制主义——好莱坞的一些电影就是这样做的。

断言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中国为封建社会是西方中心论的特例，本来中外学者大多认为，中国的封建体制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就结束了。比如1904年，严复在翻译英国学者甄克思（E．Jenks，1861～1939年）的《A History of Politics》时，就认为中国有四千多年处在宗法社会之中，宗法社会又可分为两个时代：周以前是封建时代，秦以后则是军国社会；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也仅把中国先秦称为“封建社会”，秦统一后至清代的中国社会，他称之为“家产官僚制”（世袭君主下的官僚制）社会。

但1922年以后，苏俄和共产国际却坚称现实中国是“半封建”社会，于是又有了五阶段论，欧洲走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也要重新跟着走一回。这样，秦始皇之后的中国“重返”封建社会也就顺理成章了。

郭沫若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改变中国文化“封建”一词的古义——封土建邦——将秦以后称封建社会时，史学家嵇文甫（1895～1963年）谈到当时一般学者的感觉：“郭先生有一个最奇特的论断，就是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完成者。他不承认西周的封建制度，他说东周才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而秦汉以后才完成真正的封建社会。我们知道，现在所有各派论中国社会史的，不管他们说秦始皇以后中国已经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也好，说秦始皇并未曾破坏封建的基础也好，但是秦始皇对于封建制所起的作用，是破坏的而不是完成的，这一点他们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现在郭先生根本翻过来了。”

历史事实是，周朝才更像西欧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在西周，受封诸侯承认周天子为天子，诸侯在分封的国土上，聚族立宗，修建城池，设百官有司，组成国家机器，也像周天子那样搞分封，将一部分土地分给昆弟子侄、姻亲，任命他们为卿大夫。各侯国除了朝觐、互通聘问外，拥有多方面的自主权。

以血缘为基础的封建制在周朝中叶以前是有效率的，当时地广人稀，就是在黄河流域也有大量土地没有开发。此种情势下，中央集权所需要的通讯和交通几乎不可能。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体制，这里不妨举例说明：

2003年1月19日，陕西眉县杨家村发现一组窖藏西周青铜器，出土铜器20多件，铭文3000字以上。这些青铜器属于周王朝显赫的单氏家族，其中逑盘（逑，音qiú，也有学者释为“逨”）记载了单氏的家族史，从中我们看到，单氏一直是西周显族，历代要么为王室征战四方，要么在宫廷担任要职。单氏八代的名号跟周王世系的对应关系如下：

1        单公－－－－－－－文王武王

2        公叔－－－－－－－－－成王

3        新室仲－－－－－－－－康王

4        惠仲猛父－－－－－昭王穆王

5        零伯－－－－－－－共王懿王

6        亚祖懿仲－－－――孝王夷王

7        皇考龚叔－－－－－－－厉王

8        逑－－－－－－－－－－宣王

自从周立国初期单公被封在杨村一带，这个家族就世世为官，靠血缘世袭一代又一代传下去，直到东周礼乐崩坏，其特权才消失，代替封地的是中央直接管理的郡县，代替世袭贵族的是对社会作出贡献的精英集团。就是说一个农民通过战争或辛勤劳作获得国家功勋后，也可以做杨村的地方首长——当然他不能将自己的职位传给自己的子孙，不能再“子子孙孙永寳用享”（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常用语）。

就像历史前进都不会直线发展一样，中国封建与反封建的辩论一直持续到清末。辩论归辩论，当西方封建制成为常态时，封建制在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大一统时代，很早主张恢复封建制的是齐人淳于越，此事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淳于越的主张引起了时任丞相的李斯的强烈反对，李斯意识到通过教育能使儒家达到封建复古的政治目标，建议国家收回教育主权（有如现代国家的做法）。他的方法是将其他国家的历史典册全部焚毁，诗、书、百家语除由博士官掌握的，民间的都要交公统一焚烧——现代国家可以用发布法令禁止某些法律的施行和书籍的流传。李斯的目标是没有错的，但“焚书”的行事方式却被儒家抓住了把柄。

西汉主张回到封建制的是郦食其。《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公元前204年，楚汉战争正酣，刘邦在荥阳被项羽包围，郦食其建议恢复分封制，以争取六国旧贵族的支持。这件事有些戏剧性，自称酒徒的儒生郦食其提完建议还没有走，张良碰巧进来，为刘邦辨明利害后，刘邦大骂郦食其是“竖儒”，并让人把刻的封印全部销毁。

多年后，有人给雇农出身、斗字不识的后赵开国皇帝石勒（174～333然后）读《汉书》，当读到郦食其建议恢复分封制以争取六国旧贵族支持时，石勒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有天下?”及至读到张良反对分封制，主张推行郡县制时，石勒评论说:“赖有此耳。”

不仅在秦汉，直到唐朝，李世民还曾想恢复分封制。据《贞观政要》，贞观十一年，李世民欲分封自己的子弟功臣，但善于虚怀纳谏的李世民在李百药、马周等人上书反对后，改变了主意。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反封建之国。反封建铸就了国人的大一统意识，它告诉人们，只有统一才有持久的和平和真正的福祉。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它将成为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