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氿霖：这届国民不行——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始末-时事述评--新法家

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在1935年末达到了巅峰，共覆盖全国25省市1355县14条铁路，拥有劳动服务团6万余人。

在《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中，蒋明言，自己之所以发起该运动，是想要来一场全民军训：

“新生活运动的最后目的，就是要使全体国民的生活能够做到整齐划一四个字。这整齐划一四个字的内容是什么呢？亦就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军事化。……新生活运动，就是军事化运动。”

当天，蒋在江西南昌乐群电影院发表演讲，宣布将要开启“新生活运动”，来提升国民的道德和知识，进而“完成复兴民族的使命”。蒋还以德国为例，对“国民道德”“国民知识”与“民族复兴”之间的关系，作了这样一番阐释：

“（德国）不到十五年工夫，居然能够复兴起来……人家刚刚战败，过几年就可以不付赔款，要赖债就赖了，而我们几十年或百多年的赔款，到现在还是每年要照付。总之，德国也是一个国家，中国也是一个国家，德国没有武力而能与各国平等，中国虽有武力，依然不能求得平等，这是什么道理？没有旁的，完全是由于我们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不及人家”。

蒋开出的药方，就是搞新生活运动，从衣食住行入手，使“所有的国民个个人都过整洁朴素一切能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

图：1941年2月，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在重庆参加新生活运动七周年晚宴，与社会各界贤达带头吃素

为什么要从衣食住行入手呢？蒋的解释是“一个人或一国国民的精神、思想、知识、道德，统统可以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

为了说明衣食住行对民族复兴的重要性，蒋拿自己在江西的观察，与自己早年的留日经验，做了一番对比。蒋说，江西的中学生，是准备要做国家和社会的中坚人物，但是：

“我去年初来的时候看到的，几乎无一个不是蓬头散发，有扣子不扣，穿衣服要穿红穿绿，和野蛮人一个样子，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车都没有一个走路坐车的规矩，更不晓得爱清洁，甚至随处吐痰。还有，看到师长不晓得敬礼，看到父母也不晓得孝敬，对于朋友，更不知道要讲信义。这种学生，可以说完全不明礼义，不知廉耻！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国民，如何不要亡国？”

“他们虽口里没有提出礼义廉耻来讲，但是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以及一切行动，其精神所在有形无形之中都合乎礼义廉耻！……日本人全国上下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全国已为一种普遍的习惯，如果有人不如此，旁的人一定目为野蛮，不爱国。我们晓得：常常洗冷水脸，可以使人精神奋发，头脑清醒，又可以使人皮肤强健，不受风寒，还有最要紧的，不致耽误时间。别看这个习惯，事情虽小，益处却极大，所以日本人全国如此；试问我们中国，无论是军队里学校里家庭里，有几个人能终年用冷水洗脸？普通那一个不是非热水不洗脸！往往因为没有热水而不洗脸，或因为等热水而耽误几个钟头。由这一点就可以晓得我们的民族不行！我们和日本人不必在枪林弹雨之下来冲锋陷阵，就只对日常生活比一比，就可以晓得高低强弱！”

蒋提倡“新生活”，非是心血来潮。至晚在1932年7月19日，蒋已开始将国民的“德性”与国家复兴联系在一起。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

“近日甚思提倡复兴运动，与民族德性，而以劳力为主，以礼仪廉耻为体，以艰苦忍耐为用，以树立纪律，整齐秩序为目标。欲救中国，如不从救人心入手，则缘木而求鱼也。欲救人心，如不从注重德性入手，则亦不能见效。”

于是乎，以“德性”为核心，礼仪廉耻、艰苦忍耐、树立纪律、整齐秩序，这些关键词，成了“新生活运动”的核心内容（如下图）。

图：福建“新生活运动”十年（1934-1943）中公开禁止与提倡的主要事件

蒋还说，自己之所以想要改造国民的生活习惯，要求国民吃饭有吃饭的样子，穿衣有穿衣的样子，居室要符合卫生标准，走路要遵守交通规则……这一切琐碎，都是为了养成国民的自制力。这种自制力的培养，是为了让“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以培养一种勇于为国牺牲的精神：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

蒋口中的“能随时为国牺牲”，所指乃是抗日。在演讲《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蒋曾感慨，“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不必讲什么枪炮，就先讲洗冷水脸，如果这一件最小的事也不能胜过日本人，其它的讲什么！”1934年3月7日，蒋又说：

“就整个国家之前途观之，世界大战必将于最近爆发，国家之存亡兴替，即决于此。吾人……必在大战之前夕，竭力准备。……予以为此种事业大概有两种，一曰明耻教战，即普遍的国民军事训练；一曰交通及基本工业之建设。”

“新生活运动要请你们在北方的同志好好的推动，我有一个深意藏在这个新生活运动里边，我想发动全国人民，利用新生活运动发动全国人民，来作抗日运动。”

与蒋的期待相反，自启动伊始，“新生活运动”即饱受军政界、舆论界和知识界的批评与嘲笑。与宋氏姐妹交好的项美丽说它是“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冯玉祥到处讲“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James Thomson则刻薄评价称这是一场“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

一般国民所感受到的，也只有衣食住行上种种不便。1935年11月，冰心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自己亲眼所见的一则故事：

“这，都是非常可笑的，……到绥远去那次便有这个笑话：那边小镇上都有赶集的，但在新生活运动推行到了那里之后，有许多乡民竟不敢出来了，因为怕强迫扣钮子，他们本来便习惯敞胸或竟不用钮子的。”（《冰心女士访问记》，载《妇女生活》第一卷第五期）

运动两周年之际（1936年），蒋介石曾发表纪念讲话，承认收效甚微：

“我们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到处都可以看到新运的团体和机关，却是很少看得见有多数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至于一般社会能在衣、食、住、行中表现礼、义、廉、耻的四维，其生活方式能达到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而且厉行劳动服务，具备互助合作的品德，爱国家民族的现代精神，那当然更是少了。”

运动三周年之际，蒋又总结称，推行的结果是“标语多而工作少，方案多而实行少”，“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

以禁止妇女烫发为例。因屡禁不止，湖南常德县别出奇招，颁布法令规定全县妓女舞女一律烫发，以资区别。此令一出，效果顿生。非但一般妇女不愿再烫发，连规定要烫发的妓女舞女们，也转而把头发弄直。

重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也异曲同工，要求重庆各理发店在门口高挂“烫发即是娼妓”的标语，目的在于让那些喜好剪发烫发的“闺秀名媛、知识女性、公务人员之主妇”，能够望而却步。

更可笑者，莫过于长沙市长王秉丞。他在公开讲话中，将禁止女性烫发，上升到中西文化优劣的层面，说什么“现行烫发，学自西洋蛮俗，……有伤风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而今用火焚炙，有乖孝道”。

王秉丞的这类言论，其实折射出了“新生活运动”在思想内核上的形神分裂。

1930年代，国民政府以“民族主义救中国”为国策，致力于从各方面提升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新生活运动”也负担着这种任务。蒋介石说得很明白：

蒋一方面批评这届国民不行，说他们衣食住行一团糟，“吃饭坐的坐，站的站，蹲的蹲！餐具零乱，吃饭以后弄得菜汤饭屑狼藉满地……”，简直“和野蛮民族一个样”；一面又搬出“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仪廉耻），正是为了平衡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图：1937年5月，延安城南悬挂的“欢迎中央调查团”、“实行新生活”的大标语

但蒋提供的具体学习对象，却并非中国古人，而是外国侨民与西方传教士。蒋如此说道：

“我国今日复兴民族，救亡图存，亦惟有模仿外人，实行新生活”，“在中国内地一般普通华侨，其生活习惯、精神、行动，无不符合新生活之原则，吾人应取人之长，补我之短，以外侨之生活为新生活之实际模范”，“我视察各省，嘱各省军政长官，应与当地教会团体联络，因若辈之生活，多半合于新生活”。

宣传上大谈“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实操中希望民众向“外人”“华侨”“教会团体”学习，这种形神分裂，贯穿了整个“新生活运动”。

受这种形神分裂的影响，同为运动的忠实推行者，贺衷寒与张学良对“新生活”的理解，却截然相反、水火不容。

贺衷寒认为，“新生活运动的唯一目的”是要纠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错误，五四“把中国固有的精化完全不要”，新生活运动则要“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对五四进行拨乱反正。

张学良却大唱反调，认为新生活运动的本质是向“外人”学习，因为“外人”在物质与精神上均胜过了中国人。张的原话是：

“外人不但在物质文明上胜过了我们，即在精神文明上也胜过我们。所有仍在崇信本国精神文明，以为在今日推行新生活运动无其必要的国人，我以为应当赶快觉醒了。”

可想而知，这种“形神分裂”，一方面会将许多提倡尊孔复古的人物与势力吸引进来，一方面又会将许多抵触传统糟粕的知识分子排斥出去（比如胡适），同时还会给批评者与敌对者提供种种攻击的切入口。于是乎，新生活运动在知识界和舆论界受到了普遍的嘲笑。

究其根源，除了形神分裂带来的混乱，制度建设层面的缺失是更主要的因素。法学家章渊若当日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只有在一个赏罚分明、贪污绝迹、纪律振肃的国家，社会才有是非，才有公道，而民众才会明礼义，知廉耻，有纪律，守秩序。否则，在好人终是吃亏的变态社会律下，有谁愿肃身自好呢？”

亦即，在章渊若看来，所谓“这届国民不行”是个伪命题，真命题是国家需要实现“赏罚分明、贪污绝迹、纪律振肃”，社会需要“有是非”“有公道”。

也是基于相似的认知，胡适曾公开刊文，劝告蒋介石，不要用政治力量来推行新生活运动。胡认为，生活是一种习惯，生活习惯的改革，可以依靠教育的进步，但不能依靠政府的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