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共是“一根藤上结的两瓜”

国民党的历史，可追溯到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名为中国国民党，192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除了“联俄容共”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是仿照俄共的组织模式，改组国民党。1924年的国民党党章，基本上是以《俄国共产党章程》为蓝本，党的组织体制、组织原则均仿照俄共。因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组织模式也完全是俄式的。说国共好比一根藤上结的两瓜，即指两党体制都是仿照俄共体制，都是“以俄为师”的产物。如中共的组织原则称“民主集中制”，国民党的组织原则称“民主集权制”；中共的基层组织称“支部”，国民党的基层组织称“区分部”。名称上虽有细微差别，实际体制是相同的。

      蒋介石是军人出身，深知武力的重要性，并且通过武力登上权力宝座，通过武力打倒北洋军阀，清除共产党，名义上统一中国。所以在他的意识里，武力决定一切，军事高于一切，其他都无足轻重。

      1927年以后，国民党名义上是“以党治国”，实际上是“以军治国”。蒋介石重军轻党，认为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军人都应该是社会的主导群体；在一切社会组织中，只有军队组织最严密，最科学，最合理。蒋介石对军权和军治的过分迷恋，分散甚至取代了他对党治和党务组织建设的关注和考虑。在蒋的思想理念中，没有政治动员，只有军事化控制。与军事统制相比，政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功能显得软弱无力和无足轻重。由于不重视党的作用，党的组织也日趋于涣散和边缘化。

      中共早期则相反，只重视党的组织、宣传和群众运动，而不重视军队。1927年国共分家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开始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开始建立军队。但和蒋介石不同的是，中共重视武装斗争以后，不仅没有忽视党的建设，而且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这样一来，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群众路线齐头并进，与蒋介石的单纯军事路线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国民党组织成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拼装机器

      1924年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并非“全盘俄化”，而是有所取舍。孙中山所借鉴的主要是苏俄的政党体制，从组织技术层面学习苏俄的建党、治党方法。孙中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充满疑虑并采取排拒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里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与越飞的联合宣言中，郑重声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孙中山认为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只是社会进化时所发生的一种病症。他批评马克思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认为马克思只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而不是一个“社会生理学家”。他一方面反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同时又说明“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在孙中山看来，俄国党人的共产主义并无优长新奇之处，他的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具包容性，更适合中国国情。孙中山认为，俄国共产党最优长之处是善于组织，而这一点正是国民党乃至所有中国人所最不擅长之处。孙中山对中国人“一盘散沙”和不善于组织一直痛心疾首。所以孙中山将“师俄”的目标主要限定在党务组织的技术层面上，可以称之为“以三民主义为体，以俄共体制为用”。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更像是一种“政见”，而不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那样的魅力。国民党员对三民主义的信仰远不及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信仰之虔诚。党员信仰不坚，对党组织的凝聚力也十分脆弱。在实际运作中，国民党组织的散漫性，颇象西方议会政党。三民主义理念中的政治蓝图是基于西方民主体制而设计的。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成立了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另一方面又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了集权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欧美民主政治国家，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分权的机关，没有党治的那些委员会；而在苏俄那样的党治国家里，有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委员会，却无分权的独立机关。而国民党则兼收并蓄。国民党实际上是借鉴两个不能同时并立的政治架构，拼装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

      事实证明，这种这种不伦不类的拼装，弊漏百出。一方面，国民党对政权的独占和垄断，意味着孙中山所设计的民主宪政蓝图成为泡影；另一方面，三民主义体系中的民主宪政目标，又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也时常成为体制外势力用来批判和攻击其党治的有力武器，结果是既没有实行西方式民主，也没有贯彻苏俄式“党治”。比如苏俄党治自上而下贯彻到底，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党权真正高于一切，党权对政权处于绝对领导地位。而国民党没有仿行。在地方层级，国民党中央不允许地方党部直接干预地方行政。地方政权的重心在政不在党。党部被置于次要和无足轻重的地位。党部没有人事组织权，无法通过管理从政党员去制约和监督政府，党组织对党员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党权在地方层级因无所寄托而日趋弱化。

     1948年11月20日，长期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的陈果夫在日记中写道：“党的宣传为民主自由，党的训练为军事化，党的组织为学苏联，内部是中国的。如此东拼西凑，不成一套，如何是好？”陈果夫的这一番感慨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国民党体制所存在的缺陷。

三、国民党是共青团的预备学校，共青团是共产党的预备学校

    中共成立之始，即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是一个“全盘俄化”的列宁主义政党，有坚定的意识形态信仰，并强调“铁的纪律”。国民党如果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算起，比中共成立早二十多年。但在1924年以前，国民党的活动基地和党员基础，主要在海外，而且组织十分散漫，号称有二十余万党员，国内党员不到五万。1924年改组，国民党重起炉灶，仿照俄共体制建立新的组织系统。与此同时，中共党员和团员以个人身份全体加入国民党。趁新组织建立之机，一批中共党团员充当了国民党中央和各地地方组织的要角，很快掌握了国民党党务组织的领导权，形成“反客为主”的局面。一个时期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等几个关键的职位都是由中共党人担任。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上海、北京、广东、湖南等几个重要地区的国民党组织则完全由共产党人“包办”。有一时期，中共中央甚至可以直接向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下发训令，其“包办”情形可见一斑。

共产党人先将左派青年广泛吸收进国民党，再从中培养和发展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当时国共两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国民党是共青团的预备学校，共青团是共产党的预备学校”。国民党员的大量加入共产党，实际上改变了国共合作的初始形式，亦即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国共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1925年以后，中共党团员加入国民党渐少，而国民党员加入中共者日多。到北伐时期，国民党人感到，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而是共产党“容国”了。

四、清党是国民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

  对于1927—1928年的国民党清党运动，长期以来我们只强调共产党如何遭到血腥屠杀，事实上“清党”对国民党自身也是一场灾难和浩劫。

      国共合作之际，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除少数中共要人外，绝大多数跨党的中共党员和团员的身份并未公开。当蒋介石“清党”令下，除少数目标明确外，最大的难点，竟是难以分辨谁是真正的“共党”。加之“清党”主要不是通过国民党组织力量进行政治清算，而是以军警力量直接进行暴力镇压。一场声势凶猛的清党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扩大化。除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外，一些平日思想比较急进的国民党员和平民群众势必受到牵连。如广州清党时，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当作共产党予以逮捕。据中共方面的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如果这一数字可靠的话，那么被杀的人90%不是中共党员。1927年4月，国民党员约60万（海外及军队党员除外），清党以后（到1928年3月），减至22万。当然减少的38万，有一部分是脱党，但被杀的国民党员人数很可能超过了被杀的共产党员人数。

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还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不少真正有信仰有理想有革命热情的党员受清洗，被淘汰，有的因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而被当作共产党杀害。这等于提醒那些尚留在国民党内的成员，不要再以激进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另一方面，那些藉党为私的投机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群相涌入或原封不动地留在党内。

 清党还使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省以下地方党务多由共产党人“包办”。清党一起，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首当其冲，很快陷入瘫痪状态。原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一些省市党部职位也就成了国民党各派争夺的目标。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为了打倒政敌，最常用最简便的办法就是主义诬告对方为共产党。一些人刚以“共党”罪名置竞争对手于死地而上台，旋即又被其他的竞争对手以同样的手段拉下来。于是，地方党部今日改组，明日整理，你争我夺，互相倾轧，弄成循环报复的局面。各省市党部人事如走马灯一般此起彼伏，动荡不宁。由于各省党部人事纠纷不止，直到南京政权建立后的第6个年头，全国已建立正式省党部的省份还不到40％，多数省区党部直到抗战以前仍处于混乱失序之中。与省级党部相比，县以下基层组织和党员受到清党运动的冲击更大。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员多不愿下基层，很多基层组织由共产党人主持。清党以后，多数县以下基层组织成为土豪劣绅的天下。清党对国民党自身所产生的负作用之大，对以后国民党政权的困扰时间之长，在国民党党史上堪称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清共以后，国民党应该代表什么阶级，国民党内部曾展开过一场争论。党内左派认为，国民党应该代表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党内主流派则认为国民党是代表全民的。如蒋介石声称：“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既不排斥农工阶级，也不限于农工阶级；既不排斥小资产阶级，也不限于小资产阶级。一切被帝国主义者所剥削，被封建势力所蹂躏的民众，都是本党应该代表的民众。”所谓“被帝国主义所压迫的民众”，凡中国人皆属之。

国民党既反对阶级斗争，那就意味着它只能维持旧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不予变更，并使自己去适应和迎合旧的社会秩序中既得利益阶级的诉求。稍带改革色彩的举措，均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阶级指控为有煽动阶级斗争之嫌。在农村，国民党不敢触动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连温和的减租也不敢执行。但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固然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也未能赢得了地主阶级的欢心。尽管地主阶级在很多方面与国民党政权的利益相一致，如都害怕农民运动，害怕共产主义，但他们是一个高度自私自利的群体。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土地是祖遗的，或者是自己购置的，而不是国民党无偿赐予的。国民党虽然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权，而在地主阶级看来，国民党不过是沿袭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地私有制的传统。国民党执政以后，田赋比清末和北洋时期，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大大加重。这亦使地主阶级感到不满。他们慨叹自己几乎成了替地方政府掌司赋税的经纪人，而且是常常要赔本的经纪人。

对国民党而言，劳资冲突的激化，既不利于统治秩序的稳定，也势必影响政府的财政税收。因此，国民党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其基本原则是既要防止工人铤而走险，也要抑制资本家过度跋扈，力图以一种超然的姿态凌驾于劳资双方之上。但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终究是一种对抗关系。劳资双方在工资、工时、劳动条件、工作效率等方面均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国民党企图兼顾劳资双方利益，其结果却常常两不讨好。在工人一方，经常指责政府偏袒资本家；而在资本家一方，也往往怪罪当局袒护劳动者。

最终，国民党自称代表“全民”的利益，但“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认为国民党代表了自己阶级的利益。

       作者简介：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导师。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2019-5-19，编辑原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