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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氿霖:这届国民不行——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始末 
作者:[严氿霖] 来源:[公众号“短史记-腾讯新闻”2019-10-25] 2019-11-01

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在1935年末达到了巅峰,共覆盖全国25省市1355县14条铁路,拥有劳动服务团6万余人。


在《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中,蒋明言,自己之所以发起该运动,是想要来一场全民军训


“新生活运动的最后目的,就是要使全体国民的生活能够做到整齐划一四个字。这整齐划一四个字的内容是什么呢?亦就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军事化。……新生活运动,就是军事化运动。”


但运动最终沦为了笑话。


这届国民不行


运动始于1934年农历新年元宵节(2月19日)。


当天,蒋在江西南昌乐群电影院发表演讲,宣布将要开启“新生活运动”,来提升国民的道德和知识,进而“完成复兴民族的使命”。蒋还以德国为例,对“国民道德”“国民知识”与“民族复兴”之间的关系,作了这样一番阐释:


“(德国)不到十五年工夫,居然能够复兴起来……人家刚刚战败,过几年就可以不付赔款,要赖债就赖了,而我们几十年或百多年的赔款,到现在还是每年要照付。总之,德国也是一个国家,中国也是一个国家,德国没有武力而能与各国平等,中国虽有武力,依然不能求得平等,这是什么道理?没有旁的,完全是由于我们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不及人家”。


那么,该如何提高“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呢?


蒋开出的药方,就是搞新生活运动,从衣食住行入手,使“所有的国民个个人都过整洁朴素一切能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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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1年2月,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在重庆参加新生活运动七周年晚宴,与社会各界贤达带头吃素


为什么要从衣食住行入手呢?蒋的解释是“一个人或一国国民的精神、思想、知识、道德,统统可以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


为了说明衣食住行对民族复兴的重要性,蒋拿自己在江西的观察,与自己早年的留日经验,做了一番对比。蒋说,江西的中学生,是准备要做国家和社会的中坚人物,但是:


“我去年初来的时候看到的,几乎无一个不是蓬头散发,有扣子不扣,穿衣服要穿红穿绿,和野蛮人一个样子,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车都没有一个走路坐车的规矩,更不晓得爱清洁,甚至随处吐痰。还有,看到师长不晓得敬礼,看到父母也不晓得孝敬,对于朋友,更不知道要讲信义。这种学生,可以说完全不明礼义,不知廉耻!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国民,如何不要亡国?”


反观日本,蒋赞叹道:


“他们虽口里没有提出礼义廉耻来讲,但是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以及一切行动,其精神所在有形无形之中都合乎礼义廉耻!……日本人全国上下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全国已为一种普遍的习惯,如果有人不如此,旁的人一定目为野蛮,不爱国。我们晓得:常常洗冷水脸,可以使人精神奋发,头脑清醒,又可以使人皮肤强健,不受风寒,还有最要紧的,不致耽误时间。别看这个习惯,事情虽小,益处却极大,所以日本人全国如此;试问我们中国,无论是军队里学校里家庭里,有几个人能终年用冷水洗脸?普通那一个不是非热水不洗脸!往往因为没有热水而不洗脸,或因为等热水而耽误几个钟头。由这一点就可以晓得我们的民族不行!我们和日本人不必在枪林弹雨之下来冲锋陷阵,就只对日常生活比一比,就可以晓得高低强弱!


大意就是,这届中国人不如日本人。


蒋提倡“新生活”,非是心血来潮。至晚在1932年7月19日,蒋已开始将国民的“德性”与国家复兴联系在一起。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


“近日甚思提倡复兴运动,与民族德性,而以劳力为主,以礼仪廉耻为体,以艰苦忍耐为用,以树立纪律,整齐秩序为目标。欲救中国,如不从救人心入手,则缘木而求鱼也。欲救人心,如不从注重德性入手,则亦不能见效。”


于是乎,以“德性”为核心,礼仪廉耻、艰苦忍耐、树立纪律、整齐秩序,这些关键词,成了“新生活运动”的核心内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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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福建“新生活运动”十年(1934-1943)中公开禁止与提倡的主要事件 


蒋还说,自己之所以想要改造国民的生活习惯,要求国民吃饭有吃饭的样子,穿衣有穿衣的样子,居室要符合卫生标准,走路要遵守交通规则……这一切琐碎,都是为了养成国民的自制力。这种自制力的培养,是为了让“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以培养一种勇于为国牺牲的精神: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


蒋口中的“能随时为国牺牲”,所指乃是抗日。在演讲《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蒋曾感慨,“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不必讲什么枪炮,就先讲洗冷水脸,如果这一件最小的事也不能胜过日本人,其它的讲什么!”1934年3月7日,蒋又说:


“就整个国家之前途观之,世界大战必将于最近爆发,国家之存亡兴替,即决于此。吾人……必在大战之前夕,竭力准备。……予以为此种事业大概有两种,一曰明耻教战,即普遍的国民军事训练;一曰交通及基本工业之建设。


所谓“普遍的国民军事训练”,也就是新生活运动。


另据蒋梦麟回忆,1936 年,蒋介石在北平曾如此对他说道:


“新生活运动要请你们在北方的同志好好的推动,我有一个深意藏在这个新生活运动里边,我想发动全国人民,利用新生活运动发动全国人民,来作抗日运动。”


形神分裂


与蒋的期待相反,自启动伊始,“新生活运动”即饱受军政界、舆论界和知识界的批评与嘲笑。与宋氏姐妹交好的项美丽说它是“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冯玉祥到处讲“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James Thomson则刻薄评价称这是一场“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


一般国民所感受到的,也只有衣食住行上种种不便。1935年11月,冰心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自己亲眼所见的一则故事:


“这,都是非常可笑的,……到绥远去那次便有这个笑话:那边小镇上都有赶集的,但在新生活运动推行到了那里之后,有许多乡民竟不敢出来了,因为怕强迫扣钮子,他们本来便习惯敞胸或竟不用钮子的。”(《冰心女士访问记》,载《妇女生活》第一卷第五期)


“新生活”缺乏成效,是其备遭嘲讽的主要原因。


运动两周年之际(1936年),蒋介石曾发表纪念讲话,承认收效甚微:


“我们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到处都可以看到新运的团体和机关,却是很少看得见有多数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至于一般社会能在衣、食、住、行中表现礼、义、廉、耻的四维,其生活方式能达到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而且厉行劳动服务,具备互助合作的品德,爱国家民族的现代精神,那当然更是少了。”


运动三周年之际,蒋又总结称,推行的结果是“标语多而工作少,方案多而实行少”,“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


这种流于形式,在当日已闹出了许多笑话。


以禁止妇女烫发为例。因屡禁不止,湖南常德县别出奇招,颁布法令规定全县妓女舞女一律烫发,以资区别。此令一出,效果顿生。非但一般妇女不愿再烫发,连规定要烫发的妓女舞女们,也转而把头发弄直。


重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也异曲同工,要求重庆各理发店在门口高挂“烫发即是娼妓”的标语,目的在于让那些喜好剪发烫发的“闺秀名媛、知识女性、公务人员之主妇”,能够望而却步。


更可笑者,莫过于长沙市长王秉丞。他在公开讲话中,将禁止女性烫发,上升到中西文化优劣的层面,说什么“现行烫发,学自西洋蛮俗,……有伤风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而今用火焚炙,有乖孝道”。


王秉丞的这类言论,其实折射出了“新生活运动”在思想内核上的形神分裂。


1930年代,国民政府以“民族主义救中国”为国策,致力于从各方面提升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新生活运动”也负担着这种任务。蒋介石说得很明白:


“新生活运动者,……即求国民生活之合理化,而以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仪廉耻’为基准也。”


蒋一方面批评这届国民不行,说他们衣食住行一团糟,“吃饭坐的坐,站的站,蹲的蹲!餐具零乱,吃饭以后弄得菜汤饭屑狼藉满地……”,简直“和野蛮民族一个样”;一面又搬出“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仪廉耻),正是为了平衡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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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37年5月,延安城南悬挂的“欢迎中央调查团”、“实行新生活”的大标语 


但蒋提供的具体学习对象,却并非中国古人,而是外国侨民与西方传教士。蒋如此说道:


“我国今日复兴民族,救亡图存,亦惟有模仿外人,实行新生活”,“在中国内地一般普通华侨,其生活习惯、精神、行动,无不符合新生活之原则,吾人应取人之长,补我之短,以外侨之生活为新生活之实际模范”,“我视察各省,嘱各省军政长官,应与当地教会团体联络,因若辈之生活,多半合于新生活”。


宣传上大谈“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实操中希望民众向“外人”“华侨”“教会团体”学习,这种形神分裂,贯穿了整个“新生活运动”。


受这种形神分裂的影响,同为运动的忠实推行者,贺衷寒与张学良对“新生活”的理解,却截然相反、水火不容。


贺衷寒认为,“新生活运动的唯一目的”是要纠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错误,五四“把中国固有的精化完全不要”,新生活运动则要“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对五四进行拨乱反正。


张学良却大唱反调,认为新生活运动的本质是向“外人”学习,因为“外人”在物质与精神上均胜过了中国人。张的原话是:


“外人不但在物质文明上胜过了我们,即在精神文明上也胜过我们。所有仍在崇信本国精神文明,以为在今日推行新生活运动无其必要的国人,我以为应当赶快觉醒了。”


可想而知,这种“形神分裂”,一方面会将许多提倡尊孔复古的人物与势力吸引进来,一方面又会将许多抵触传统糟粕的知识分子排斥出去(比如胡适),同时还会给批评者与敌对者提供种种攻击的切入口。于是乎,新生活运动在知识界和舆论界受到了普遍的嘲笑。


运动失败的根源


新生活运动鲜少成效、归于失败。


究其根源,除了形神分裂带来的混乱,制度建设层面的缺失是更主要的因素。法学家章渊若当日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只有在一个赏罚分明、贪污绝迹、纪律振肃的国家,社会才有是非,才有公道,而民众才会明礼义,知廉耻,有纪律,守秩序。否则,在好人终是吃亏的变态社会律下,有谁愿肃身自好呢?


亦即,在章渊若看来,所谓“这届国民不行”是个伪命题,真命题是国家需要实现“赏罚分明、贪污绝迹、纪律振肃”,社会需要“有是非”“有公道”。


也是基于相似的认知,胡适曾公开刊文,劝告蒋介石,不要用政治力量来推行新生活运动。胡认为,生活是一种习惯,生活习惯的改革,可以依靠教育的进步,但不能依靠政府的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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