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苏民：王夫之对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批判-历史探微--新法家

　　绍兴和议、庆元党禁和韩侂胄北伐是南宋历史上的三大事件。王夫之不仅据实澄清了这些事件的真相，而且依据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作出了与道学家不同的价值判断。其中最精彩的，是对士大夫以所谓“君子小人之辨”来进行权力斗争的全面揭露和愤怒谴责，以及对理学士大夫道德评判之可靠性的深刻质疑，其知人论世眼光之独到，无异于给李贽的“君子尤为误国论”作了非常系统而详尽、出色而生动的解读。

　　绍兴八年(1138)和议订立不久，金国就于次年毁约进犯河南。为消弭主战声音重新言和，高宗于绍兴九年(1139)七月授意秦桧：“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既辨，则治道无不成矣”(1)。道学的“君子小人之辨”成了宋高宗维护其“国是”的一根棍子。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被宋高宗完全颠倒了。

　　宋高宗为什么“以求和为幸”？《宋论》卷十《高宗屈辱于女直》分析了其原因：“宋自置通判于诸州，以夺州镇之权，大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逸老，则为左迁。富庶之江南，无人也；岩险之巴、蜀，无人也；要之荆、襄，无人也；枢要之淮、徐，无人也”。不是“与士大夫治天下”吗？可士大夫又是些什么人呢？“峩冠长佩，容与于天下，贤者建宫墙以论道，其次饰亭榭以冶游，其下攘民财以自润”。这就是宋朝士大夫的一般状况，不是高宗时才如此，“天子且安之，曰：‘是虽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干吾神器者也’”。在这种情况下，“则求如晋元以庸愞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于左衽，不亦难乎？”（2)王夫之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据实指出绍兴和议实际上是绝大多数士大夫的要求。他说高宗建炎年间，“主张屈辱者，非但汪、黄也。张浚、赵鼎力主战者，而首施两端，前却无定，抑不敢昌言和议之非。则自李纲、宗泽而外，能不以避战求和为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故高宗飘摇而无壮志，诸臣高论而无特操，所必然矣”(3)。这一说法亦可从朱熹著作得到印证，朱熹在谈到绍兴八年和议时说：“秦桧主和，虏归河南，上下欣然。”(4)

　　至于绍兴十一年(1141)的夺兵权、杀岳飞，王夫之据实指出：“在廷之臣，且以为子翚、庆父之祸可永杜于百年。”(5)说明夺兵权、杀岳飞并不只是宋高宗和秦桧的主张。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张浚在相位，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欲渐取其兵属督府，而以儒臣将之，会淮西军叛，浚坐谪去。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复议用偏裨将以分其势。”(6)又云：“自渡江后，诸大将皆握重兵难制，张浚、赵鼎为相，屡欲有所更张，而终不得其柄。”(7)李纲亦上疏言：“今陛下震皇武以图恢复之烈，尽以重兵分隶诸大将，多者至十数万人，平居已不能运调，而况于仓卒扰攘之际乎？”建议“遵祖宗之成宪”以“消弭后患”(8)。绍兴七年(1137)张浚独相时，更曾诬陷岳飞“胁迫皇上”；出而经略川陕，又以莫须有罪名杀害陕西抗金名将曲端，此事发生在杀岳飞之前。

　　又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一年十二月”记载，在廷议时，百官中反对杀岳飞的只有李若朴、何彦佑二人，而“众皆非之”，纷纷站出来为强加给岳飞的罪名作证。直到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孝宗时期的主战派士大夫王明清仍在赞颂“尽取兵权，杀岳飞父子”为“桧之功不可掩者”(9)。对于胡寅等人触秦桧之怒的真正原因，王夫之认为是由于他们想掩盖胡安国与秦桧的关系，从而把罪责全部推给秦桧的结果：“其子弟欲为之盖愆，徒触怒以窜死，而终莫能挽哉？”(10)之所以“终莫能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胡安国在兵权问题上与秦桧同道。

　　宋宁宗庆元年间，宣布道学为“伪学”，贬逐朱熹及其门生蔡元定和同党共59人，史称“庆元党禁”。直到嘉泰二年(1202)，才正式宣布“弛伪学伪党之禁”。王夫之认为，道学被宣布为伪学，是朱熹自取其咎。

　　王夫之的这一观点与李贽一致。李贽曾说过：“道学之受祸，晦翁导之也。……夫赵为丞相，朱为讲官，侂胄未得志也。而朱先生侍讲，首以侂胄为言，何哉？既约彭龟年共攻之矣，他日经筵复留身论奏，至于再，至于三，必欲决去之而后已。”(11)但王夫之将事件的起因说得更加明白透彻。他认为，之所以会有“庆元党禁”，是因为朱熹采用了小人的阴毒手段去陷害韩侂胄的结果：“侂胄之深怨朱子者，以争殡宫故也。当是时，侂胄勤劳方著，恶迹未彰，即欲防其奸而斥远之，亦无可施其宪典。唯殡宫一议，足以倾动宫府，置诸不赦之罪。王孝先以加诸丁谓而俯首以死海滨者，此而已矣。今朱子之言曰：‘不为宗社血食久远之计。’侂胄之夺魄寒心，与朱子不并立之势成矣”（12)。

　　所谓“王孝先以加诸丁谓而俯首以死海滨者”，说的是北宋王曾“以山陵水石竄丁谓”之事：“真宗崩，嗣君始立，(王)曾与(丁)谓分执政柄，两不相容。……曾欲去之……乃以山陵改作，石穴水出，而为之辞曰：‘谓欲葬真宗于绝地，使无后嗣。’致雷允恭于大辟，而竄谓于海外。呜呼！此小人陷君子之术，而奈何其效之邪？……君子之道哉？”(13)王夫之认为韩侂胄当时“勤劳方著”，而朱熹竟采用“假于时日卜筮以惑民”“为君子者，何忍出于此邪”的手段欲“置诸不赦之罪”，乃是导致“庆元党禁”的真正原因，是道学家“亵其身心……而自罹于咎”。王夫之还指出，韩侂胄报复朱熹对自己的陷害，只是让他“优游林泉”(14)。而后来为朱熹复仇的道学家史弥远(杨简弟子、陆九渊再传)则不然，他是通过伪造圣旨，用暗杀手段将韩侂胄活活打死的。

　　在王夫之的笔下，整部宋史几乎就是一部士大夫们以所谓“君子小人之辨”的名义所进行的权力斗争史，君子与小人斗，君子与君子斗，小人与君子斗，小人之间互相斗，而且大家都以君子自命，视对方为小人。对于士大夫这种热衷于权斗的恶习，王夫之深恶痛绝，他说：“天子进士以图吾国，君子出身以图吾君，岂借朝廷为定流品分清浊之场哉？”(15)基于对士大夫权斗手段之阴毒的了解，他感慨道：“君子小人之相去，亦寻丈之间而已矣”(16)。

　　王夫之首先勾勒了南宋时期主战与主和两派之争的总体线索，他说：“宋自南渡以后，所争者和与战耳。当秦桧之世，言战者以雪仇复宇为大义……当韩侂胄之世，言和守者，以固本保邦为本计。……执桧之说，则可以胜侂胄矣，桧未尝不以固本保邦求当于君也。执侂胄之说，则可以胜桧矣，侂胄未尝不以雪仇复宇昌言于众矣。反桧而得侂胄，反侂胄而又得史弥远。……侂胄倡北伐之谋，而岳飞之恤典行，秦桧之恶谥定，弥远修讲好之说，而赵汝愚之孤忠显，道学之严禁弛……”(17)对于韩侂胄北伐，王夫之强调：“北伐非其罪也。……宋即北伐而小挫，自可更图后效；乃以挑衅渝盟为侂胄之罪，然后人心靡，国势颓，至于亡而不复振。故延广逐而石氏之亡决，侂胄诛而赵宋之衰成。身为大帅，知有战而不知有降，其官守也。延广蒙讥，则岳鹏举之杀，其秦桧再造之功乎？”(18)他认为，杀韩侂胄，正如秦桧杀岳飞一样，是同一性质；与后晋罢免景延广一样，其后果都是加速了灭亡之祸的到来。

　　至于“以挑衅渝盟为侂胄之罪”，则是道学家按照朱熹所阐发的《春秋》大义作出的。《朱子语类》载：

　　僩云：“如本朝夷狄之祸，虽百世复之可也。”(朱熹)曰：“这事难说。”久之，曰：“凡事贵谋始，也要及早乘势做。才放冷了，便做不得。如鲁庄公之事，他亲见齐襄公杀其父，既不能复；又亲与之宴会，又与之主婚，筑王姬之馆于东门之外，使周天子之女去嫁他。所为如此，岂特不能复而已？……汉武帝引春秋‘九世复仇’之说，遂征胡狄，欲为高祖报仇，《春秋》何处如此说？……他自好大喜功，欲攘伐夷狄，姑托此以自诡耳！……孝宗即位，锐意雪耻，然事已经隔……所以当时号为端人正士者，又以复仇为非，和议为是。而乘时喜功名轻薄巧言之士，则欲复仇……只志在脱赚富贵而已。”(19)

　　朱熹的这段论述，正是给韩侂胄定以“挑衅渝盟”之罪名的依据。金国皇帝诏书给韩侂胄定的罪名也是诬其“首开边隙，败三朝七十年之盟好”(20)。其实这一罪名完全不能成立。韩侂胄派往金国的使臣方信孺就曾面折金国元帅：“‘尔失信，故我失信。’帅曰：‘我何为失信？’方徐谓曰：‘我之用兵在某月日，尔之诱逆曦在某月日。以月日先后计之，是尔先诱我叛臣也。’敌服其探伺精的类若此，故语塞。”(21)可是，正当方信孺与金国君臣据理力争之时，临安的道学家们已经砍下韩侂胄的头颅准备送往金国了。

　　史弥远当政后，重演了杀害岳飞以后格外尊崇道学的一幕，且道学的地位更高了。对此，王夫之悲愤地写道：“自史弥远……解道学之禁，褒崇儒先，而请谥、请赠、请封、请录子孙、请授山长，有请必得，迄于蒙古渡江，旦夕垂亡之日而不辍，儒者之荣也。呜呼！以此为荣，而教衰行薄，使后世以儒为膻，而儒为天下贱，胥此启之也。……以表章儒者之言，而冀以动天下之利于为儒，则欲天下之弗贱之也，不可得已。”(22)这些话说得何等沉痛！

　　(2)王夫之：《宋论》卷十，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218～219页。

　　(3)王夫之：《宋论》卷十，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217、218页。

　　(5)王夫之：《宋论》卷十，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234～236页。

　　(8)李纲：《应诏条陈八事奏状》，载《全宋文》第170册，第209页。

　　(9)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载《全宋笔记》第六编第二册，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197页。

　　(10)王夫之：《宋论》卷十，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235页。

　　(11)李贽：《藏书·赵汝愚》，载《李贽文集》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93～694页。

　　(12)王夫之：《宋论》卷十三，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300页。

　　(13)王夫之：《宋论》卷三，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101～102页。

　　(14)王夫之：《宋论》卷十三，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301页。

　　(15)王夫之：《宋论》卷七，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186页。

　　(16)王夫之：《宋论》卷三，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103页。

　　(17)王夫之：《宋论》卷十三，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303～304页。

　　(18)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十，载《船山全书》第10册，第1143页。

　　(22)王夫之：《宋论》卷十四，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311页。

本文节选自南京大学许苏民教授《论王夫之对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批判——以《春秋家说》《读通鉴论》《宋论》为中心的考察》一文的第四部分，原文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