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话语权和政治正确性的基础是文化，中国文化的基础是西周官方学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它们决定了中华文明的特质，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中华政教的灵魂；我们何以丧失了中华文明的灵魂《六经》？关键是近代胡适等人偷换清人“六经皆史”的概念，将之解释为“六经皆史料”。从此，六经在中国文化中的神圣性，权威性几尽消失。它们成了博物馆橱窗中的文物，不再指导现实生活。 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泛滥21世纪，《礼记》和《易经》告诉我们何为礼义道德。与现代西方社会因人情、纵人欲不同，那是一种因人情、节人欲的道德生活方式。前者导致人的普遍物化和异化，后者走向智慧和安乐。 从内修（内圣）到外用（外王），是我们回归六经所承载的宇宙大道（天道）的时候了——经载天道！在此意义上，六经不仅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人类走向未来的重要思想资源。 “六经非史”，“六经皆魂”——归来兮，中华魂！
大一统首先是政令的统一，中央政府政令能够贯彻到国境所及的区域，进而实现普遍的法律秩序和公正和谐——同其他诸多文明一样，二者也是中国礼乐文明的基本政治追求。近来香港持续的暴乱表明，即使在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域，世人也不再将春秋大义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少数乱港分子将中央政府依法对香港行使主权说成“专制主义的扩张”，在国际上混淆视听。他们打着“自治”、“自由”、“民主”的幌子，目的是通过“乱港”，最终达到“乱中”的战略目标。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文化在连接大陆与香港的纽带中显得特别突出。如果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话语描述中国和世界，而是用西方的话语言说中国和世界，结果只会落入西方战略家设置好的政治陷阱——所有中国人不自觉、不践行大一统的《春秋》大义，将是十分危险的！话语权和政治正确性的基础是文化。中国文化的基础是西周官方学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它们决定了中华文明的特质，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中华政教的灵魂。中国文化中没有西方高度组织化、超越现世的宗教，其道德建立在社会自然分层（人伦）基础之上。人生目标不是死后的天堂，而是不朽的功德。具体表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一以贯之的的人生理想。数千年来，中国人以尧为榜样，其功绩被后人广为传颂。六经中的《尚书·尧典》开篇叙述了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人生：古时候有帝尧，名叫放勋，为人庄敬严肃，明达事理，形于外者风度文雅，蓄于内者思虑精明，宽厚温和，包容大度，对于工作恭勤认真，又能推贤让能，重用人才。他的道德光辉，充塞四海之外，至于天地上下。尧高尚其德，以身作则，亲和九族；九族和睦了，就辨明彰显朝中百官；朝中百官协调好后，进而协和团结万国诸侯。因而天下庶民都亲善和乐，风俗淳美。（原文：“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1】尧的榜样力量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大。《大学》讲的修、齐、治、平即本于此。修、齐、治、平涵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中国没有西方教堂那样明显的宗教性建筑，因为人们生活的所有场所都是中国人的教化道场；中国更没有西方那样独立的教士阶层，中国人认为，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是一致的，教化与政治是统一的——代表国家权力的君主不仅要“为之君”，还要“为之师”。我们何以丧失了中华文明的灵魂《六经》？关键是近代胡适等人偷换清人“六经皆史”的概念，将之解释为“六经皆史料”。从此，六经在中国文化中的神圣性，权威性几尽消失。它们成了博物馆橱窗中的文物，不再指导现实生活。清代中期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年）强调“六经皆史”，本意是纠正宋明理学重经学、空言心性之弊，强调作为政治典章的六经与史义（道、理）的有机联系。他在《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开宗明义：“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近代学者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解读为“六经皆史料”。胡适的说法具有代表性：“我们必须先懂得‘盈天地间，一切著作，皆史也’这一句总纲，然后可以懂得‘六经皆史也’这一条子目。‘六经皆史也’一句孤立的话，很不容易懂得；而《周易》一书更不容易看作‘史’，故先生的《易教》篇很露出勉强拉拢的痕迹。其实先生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到了“古史辩”学派那里，经学成了靠不住的、待“证而后信”的古史。这些先生们没有搞清楚：经以载道，经是阐扬义理的。作为史的经亦以载道，其中义理经过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实践检验，并不需要今人重新去证明——如同发射火箭，不需要再去证明牛顿的物理学定律，只需要将之作为理论应用于实践就行了。从“六经皆史”到“六经皆待证而后信的史料”，中华文化的地基被野蛮地掏空了。吉林大学文学院刘雄伟博士评价道：“尽管近代史学以一种实证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六经，把六经当作普通史料来处理，在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它在客观上却彻底地终结了传统史学的原初语境，使得人们再也无法回到传统史学话语体系中来理解六经的原有意义及经史关系。六经在传统语境中的形上意义、道德追求在近代实证主义那里被彻底消解掉了。”【3】今日之中国，人文教育建基于“待证而后信的史料”——六经文化废墟之上。所以，除了生吞学剥地引入西学，诸多中国人已经不知如何言语了。六经如乱港分子一样，六经千百亿次地重复着西方贩来的廉价口号：自治、自由、民主……一个失去灵魂的族群注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族群。面对“六经皆史料”垄断思想统治，今天我们当振臂高呼：“六经非史”，“六经皆魂”——六经是21世纪中国屹立世界的基础！因为在以资为本、霸权主义横行的21世纪，《尚书》和《春秋》告诉我们何为“以人为本”的王道政治。那是一种超越特殊利益集团、吸纳不同阶层的高效中央集权（大一统）体制。因为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泛滥21世纪，《礼记》和《易经》告诉我们何为礼义道德。与现代西方社会因人情、纵人欲不同，那是一种因人情、节人欲的道德生活方式。前者导致人的普遍物化和异化，后者走向智慧和安乐。从内修（内圣）到外用（外王），是我们回归六经所承载的宇宙大道（天道）的时候了——经载天道！在此意义上，六经不仅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人类走向未来的重要思想资源。
【1】对《尚书》原文的理解，参考了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51页。【2】胡适：《章实斋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3】刘雄伟：《“六经皆史”的近现代误读》，载《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作者简介：翟玉忠，新法家网站中英文总主编，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文章来源：作者惠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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