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秦景公的玉戈）

   编者按：中国古代士人皆武士，学校皆军事训练基地。中国文化内圣外王、文武兼修，可谓远矣。战国时，文武、儒侠渐渐分为两途，“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至汉代，“乱法”之儒日盛，“犯禁”之侠竟灭亡。宋以后，士人文而不武，外王之学异端化，儒家独尊成为过去千年国运衰弱的重要原因——今日吾辈处21世纪大争之世，知识分子多耻于言战事，争雄天下事，这不是高尚，而是蠢猪式的不识时务；收入《人间山河：顾颉刚随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国都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左传》成十六年叙鄢陵之战，“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贲皇在晋侯之侧，亦以王卒告，皆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明晋之“公卒”与楚之“王卒”皆以“国士”充之，犹后世之禁卫军也。而苗贲皇又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明国士皆出王族，为贵胄服兵役者之专称，而训练之者特精。后世无此一阶级，乃以“国士”一名移称最勇敢之将士，《史记·刺客列传》，豫让对赵襄子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知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是也。又《左传》昭二十七年云：“楚......师救潜，左司马沈尹戌帅都君子……以济师。”《国语·吴语》云：“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谓之“君子”与“都君子”者，犹曰“国士”，所以表示其贵族之身份，为当时一般人所仰望者也。

《孟子》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序’者，射也。”其实非特“序”为肄射之地，他三名皆然。“校”即校武之义，今犹有“校场”之称。“庠”者，《王制》言其制曰：“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是“庠”亦习射地也。学者，《静簋铭》曰：“王令(命)静嗣(司)射学宫”，又曰：“射于大池，静学(教)无斁”，知所谓“学”者即射也，学宫即司射之地耳(达巷党人叹孔子之“博学”，而孔子以射、御之事当之，即此意)。至于西汉，犹承其制。洪适《隶释》云：“未央宫有曲台殿，天子射宫也。西京无太学，于此行礼。故后苍著书，说礼数万言，名曰《曲台记》”。《周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民，“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礼有大射、乡射，乐有《驺虞》、《狸首》，御亦以佐助田猎，皆与射事发生关联。其所以习射于学宫，驰驱于郊野，表面固为礼节，为娱乐，而其主要之作用则为战事之训练。故六艺之中，惟书与数乃治民之专具耳。

儒家以孔子为宗主，今试就孔子之家庭及其门弟子言之。《左传》襄十年记晋、鲁诸国围偪阳，“偪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郰人纥抉之，以出门者。”纥为孔子父，县门今谓之“闸”，偪阳人诱敌启门，及诸侯之士既集，忽下闸以闭之，截其众为二，叔梁纥独力抉门以出被闭者，其勇可知。《吕览.慎大》云：“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此疑由其父抉门故事之传讹，而自遗传言之，要亦有此可能。观《论语》记孔子言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八佾》)，又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子罕》)，《礼记·射义》亦云：“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知孔子于射、御之事俱优为之。有若，似孔子者也，哀公八年《传》，吴伐鲁，“微虎欲宵攻王(吴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有若与焉”，则亦敌忾御侮之壮士也。冉有，孔子许以政事者也，哀十一年《传》，齐伐鲁，“冉求帅左师……樊迟为右。……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老、幼守宫，次于雩门之外。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孔子曰：‘义也！’”则亦率师赴难之勇将，且为孔子所称许者也。《史记·孔子世家》记其事曰：“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其言信，则孔子固知兵，彼卫灵公问阵而答以“军旅之事未之学”，其讬词矣。至于子路之勇，《论语》中屡状之；哀十五年《传》写其“结缨而死”之事，更为可歌可泣之武士典型。《世家》又云：“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有勇力，谓曰：‘……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因以解围。此言而实，孔门又多一敢死之士矣。孔子答子路问成人，其条件之一曰：“卞庄子之勇”；又言其次焉者，曰：“见危授命”(《宪问》)。足见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

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武事为急，寖假而羞言戎兵，寖假而惟尚外表。

《荀子·非十二子篇》云：“弟佗其冠，衶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子张、子夏、子游之本身固未必如此，然其末流之弊至于如此则可信。夫曰“终日不言”，曰“固不用力”而专注意于衣冠、辞色、饮食之间，以与春秋之士较，画然自成一格局，是可以觇士风之丕变矣。

其最显著者，则为《孟子》所记冯妇事。《尽心下》云：“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夫虎食人伤物，搏虎除害正是武士本分，然冯妇以“为善士”而不复搏虎，冯妇救人于野而“为士者笑之”，则当时人心目中所谓“善士”者岂非荀子所讥为一事不作之“贱儒”乎！此辈善士相竞于禹行、舜趋而轻笑兴利、除害之徒，不特无用而已矣，正孟子所谓“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胡为而孟子亦以冯妇为当笑也！冯妇者，晋人也，山居之民宜乎刚劲，而其气质犹不胜环境之压迫而变化若此，然则居于平原之齐、鲁、宋、卫间人物固可推而知之矣。

讲内心之修养者不能以其修养解决生计，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知识既丰，更加以无碍之辩才，则白衣可以立取公卿。公卿纵难得，显者之门客则必可期也。《吕氏春秋·博志篇》曰：“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宁越，农夫也，本未有求知之冲动，何以竟肯孳孳矻矻至十五年之久？亦曰可因是以猎官，视学术为敲门砖耳。《史记·苏秦列传》曰：“出游数载，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十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乃闭室不出，其出书遍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为焉！’……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宁越不务农，苏秦不务工、商，而惟以读书为专业，揣摩为手腕，取尊荣为目标，有此等人出，其名曰“士”，与昔人同，其事在口舌，与昔人异，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

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墨子之徒可使赴汤蹈火，田横之客闻横死而自刭者五百人，义气之极度表现也。鲁仲连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其所谓“天下之士”，恰立于孟子所谓“善士”之反对面。吾人读《史记》、《刺客》、《游侠》诸列传，见其视人如己，视死如归，千载之下犹若凛凛有生气。然此等人岂突生于战国时耶！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惮用力者归“儒”，好用力者为“侠”，所业既专，则文者益文，武者益武，各作极端之表现耳。《中庸篇》云：“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此正为儒、侠两种面目写照。分之为南、北者，燕、赵、秦之士居太行、崤函，迫近戎狄游牧之区，非斗争则不足以自存，其性悍，多为侠；齐、鲁、宋、卫居济、淮流域，农耕生产较裕，文化较高，无向人掠夺之必要，人性柔，多为儒也。《韩非·五蠹》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则就儒、侠对于国家、社会之影响言之。侠之犯禁，不特妨害国家与社会之秩序而已，且不求分别是非，徒以不畏死之虚荣浪掷其自身之生命。观《刺客列传》，如荆轲，以一剑系燕国之存亡，其慷慨赴义，自有可称；若摄政者，以屠自食，奉母居齐，固一劳动人民也。而严仲子与韩相侠累有仇，奉黄金百溢为寿，政已因母在而却之矣，及母死，乃至濮阳见仲子，问其所欲报者为谁。告之。遂仗剑至韩刺杀侠累，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以死。夫聂政与严仲子本不相识，匆匆一见，初不知其人如何，仲子与侠累之仇亦不审其孰是孰非，而曰：“政乃市井之人……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政将为知己者用！”及其死而其姊荣（一作“嫈”）哭之，亦曰：“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泽厚矣，可奈何！士固为知己者死！”是则一经卿相之下顾，便视为莫大之光辉，引为知己，甘受其利用，为之死而不辞，知之者且以为固当如此。倘使侠累善而仲子恶，岂非为一恶人而牺牲两善人，其为害于社会者大矣，不特犯禁而已。然此固战国通行之风尚也。

观《韩非·八奸》，其一奸曰“威强”，说之曰“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知当时统治阶级多养必死之士，以释其憾而成其欲。同书《孤愤》云：“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旧注：“若无过失可诬者，则使侠客以剑刺之以穷其命也。”侠客而至于奉其主命，以私剑刺杀明法术而无罪过之人，其堕落直与近世反动政权之特务分子无异，鹰犬自居，罪恶山积，其人虽勇又何足道哉！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史记·郦食其传》记郦生谒沛公：“沛公方洗，问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对曰：‘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使者出谢……郦生瞋目按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惧，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

《叔孙通传》云：”通之降汉，从儒生子弟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子弟皆窃骂。（通）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此两事皆绘形绘色，分野显然。及汉代统一既久，政府之力日强，儒者久已尽其润色鸿业之任务，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唯有执而戮之耳。

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然灌夫一流人犹不喜文学而好任侠，迄哀、平间犹有原涉、漕中叔等以侠名。范哗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