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土道，顾名思义，就是武士阶 级的道德规范。武士阶 级是日本古代很早就有的一个特定的阶级，其人员构成并非只是打打杀杀的武士，主要却是知识分子。其性质类似于我国古代的“士”阶层。“士”在我国古代也是一个特殊的阶层，鼎盛于战国时期，著名的战国四君子都号称“养士三千”。最有影响的士人就是荆柯了，但荆柯更象是知识分子，并非身怀绝技的武侠。日本的“武士”也是一样，大多是知识分子。

    但古代的知识分子与今天的知识分子要求是不同的。儒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通五经贯六艺”，其中的“六艺”指的是六种技能，包括驾车射箭等等。因此，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也并非只文不武，文武双全者不在少数。日本的“武士”，大多也是能文能武的，琴棋书画样样来得。

    写到这里，有人不禁会问：你的意思，莫非日本“武士”的祖宗就是中国古代的“士”？——聪明！但请注意，中国古代的“士”的门派多着呢。战国诸子有多少家，“士”的门派就有多少家。其中最大的两家，一是儒家，一是墨家。而日本“武士”的祖宗，再重复一遍，就是墨家。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战国初期鲁国人。墨翟姓墨，长得却不黑，他出生于当时的“士”阶层，算是体面人家了。但他本人又曾经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墨子初学于儒术，后自立新说，创建了墨家学派，和老师公开唱对台戏。墨子的思想，可以概括成二十个字——“兼爱”，“非攻”，“天志”，“明鬼”， “尚贤”，“尚同”，“尚力”，“节用”，“节葬”，“非乐”。

    墨子的门徒很多，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他们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性团体，纪律非常严格（有点象黑社会，呵呵！）这些人吃苦耐劳，勤于实验，作战勇敢，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因此《淮南子》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

    那么，墨家的传人又为何东渡日本，把根扎在这个蛮荒岛国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日本国的创立，始于什么时候？公认的说法，是徐福东渡之后。徐福何许人也？秦始皇的特派员也。秦始皇怕死，派徐福东渡瀛洲访求长生不老之药方。徐福本人是一个“方士”，典型的道家学派，与墨家何干？莫急，容山人慢慢道来。 

    秦始皇南征北伐统一天下后，又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最后就是统一思想。秦始皇靠法家思想打下了江山，宰相李斯也是法家的人，法家自然也就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当时社会上最大的思想流派却不是法家，而是儒家和墨家。怎么办？拉拢，拉拢不成就取缔。“焚书坑儒”的故事，大家都晓得，我就不罗嗦了。我只谈墨家。

    目前流行一种网络游戏，叫《轩辕剑》，其中有一段的背景故事就是讲述墨家的。墨家被秦始皇迫害，剿杀殆尽，最后被一个年轻的女弟子用“机关术”拯救了。这故事肯定是虚构的，但却给我一个启示，即惨遭剿杀的墨家是被一种“机关术”拯救的。（列位不要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关术”呢？

    话又要扯到徐福身上了。徐福，刚才说了，是道家学派的人。因为道家不管凡间的事，所以秦始皇也就不拿它说事。

    徐福曾经三次东渡日本，《 史记 · 秦始皇本纪 》载述了两次。一次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 齐人徐市等上书 ， 言海中有三神山 ， 名曰蓬莱 、 方丈 、 瀛洲 ， 仙人居之 。 请得斋戒 ， 与童男女求之 。 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 ， 入海求仙人 。”徐市即徐福。其结果 “ 船交海中 ，皆以风为解 ， 曰未能至望见之 。” 意思是遇上了台风，船毁大半，神仙也没有见着。

    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 ，“ 于是臣再拜问曰 ： 宜何资以献 ? 海神曰 ： 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 ， 即得之矣 。 秦皇帝大说 ， 遣振男女三千 ， 资之五 谷种种百工而行 。 徐福得平原广泽 ， 止王不来 。”徐福打着海神的幌子从秦始皇那里骗来了大量的人口和物资，随船来到了日本，瞅准了这块世外桃源，再也没有回去了。

    从史载的资料来看，徐福出海寻仙求药实在象是一个阴谋（该叫阳谋，呵呵！）。主意是他出的，出海的船队是他率领的，每次出海都借故向秦始皇要这要那，最后黄鹤一去不复返，不是阴谋是什么？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冒险这样做呢，幕后的主使又是谁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当今日本，上自天皇下至百姓，都把徐福当成了自己的祖宗。徐福不过是一个臭道士，何德何能？徐福的身边，一定有高人辅佐。这路高人，不是别人，就是墨家的正宗传人。墨家的传人被秦始皇迫害剿杀，穷途末路，求助于徐福等道士。这帮道士素来和墨家关系不错，而徐福本人也是齐国人，和墨家的传人是老乡。朋友加老乡，落难时岂能不救？于是两帮人合谋，共同策划了东渡日本为秦始皇访仙求药的阴谋。事成后徐福南面称王，众人皆称臣。 

    徐福等人向秦始皇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 ，名曰蓬莱 、方丈 、瀛洲 ，仙人居之 。请得斋戒 ，与童男女求之 。”秦始皇果然中计，大喜， “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 ，入海求仙人”。徐福得了秦始皇信任，将墨家的传人及其家属弟子混杂在数千童男女中携带出海，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徐福史载两度出海，从秦始皇那里骗来了大量的人口和物资，统统迁移到了日本。而当时的日本土著人还处在原始状态，对拥有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徐福等人奉若神灵。徐福和他的数千移民成了岛国当之无愧的统治阶级。而墨家的传人也履行承诺，把徐福扶上了“天皇至尊”的宝座。——“天皇”一词本是中国道教的用语。

    现在的日本，把徐福供奉为“神武天皇”。徐福实乃是日本天皇第一人。但是，徐福终究不过是一个道士，耍嘴皮子行，安邦治国则是外行。国家肇始的一切要务基本上都由墨家的传人担当，徐福本人也乐得其成。墨家思想本来就影响深远，号称“显学”；其骨子里是世俗功利的，因此深得人心。徐福虽贵为“天皇”，但只是充当了一个傀儡而已；就象晁盖，被宋江架空，连精神领袖也算不上了。

    但天皇制的统治体制却在这个岛国保留至今，成了日本一成不变的“国体”。墨家的传人为什么要维护天皇制？为什么不把墨家之术名正言顺地立为国策，而要打出“武士道”的招牌来取而代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至今史学界有一个悬案，就是战国时期盛极一时，和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一到汉代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有人可能会说是被秦始皇斩尽杀绝了，但同样是遭此厄运的儒家，为什么种子连绵不绝呢？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同时“废黜百家”，是否也采用了“焚书坑儒”式的极端手段，历史典籍并无记载。百家中的道家不但没有被废黜掉，相反还堂而皇之地发展成了宗教。说墨家最终毁于汉武帝之手，恐怕也是无稽之谈。那么，墨家的传人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逃了。在秦始皇的残酷剿杀下，墨家的传人远远地逃了。徐福东渡提供了逃跑的千载良机，而当时日本还是蛮荒之地，又远隔重洋，秦始皇的势力还延伸不到那里。在东逃和西窜中，墨家的传人选择了前者。在徐福的掩护下，一行人登上了渤海边拥挤的海船，船头指向遥远而未知的国度，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徐福作为东渡的移民的领袖，其地位与功劳完全相称。墨家的传人心悦诚服地把他扶上了“天皇至尊”的宝座，成了他手下的将军和门客。日本岛国的第一代领导层就此确立了。又经过几代人的完善和发展，以天皇为国家最高权力象征，以幕府将军为首席执行官的统治格局正式形成了。这种统治格局差不多延续了两千年，直到明治维新时才被打破。

    同儒家一样，墨家也是强调忠君爱国的。墨家“十论”中有“尚贤”“尚同”的主张，“尚贤”即尊尚贤人，“尚同”即主张在“尚贤”的前提下统一天下。徐福是有名望的道士，又能扶危济困，是墨家的救命恩人，自然称得上贤人。把徐福这样的贤人扶上“天皇至尊”的宝座，悉心辅佐，一个统一的国家才会形成。因此，墨家的传人尽管掌控着国家实际的权力，但始终都维护天皇的至尊地位。日本的天皇两千年来从未被颠覆过，一直世袭至今，不能不说是人世间的一大奇迹。

    墨家的传人尽管东渡日本，但墨家思想的残余在中国民间暗流涌动，催生出一批伟大的历史人物。诸葛亮就是其中的典型。诸葛亮来自于民间，这条卧龙被刘备请出山后，创造出一系列的丰功伟绩。诸葛亮博通古今，非命尚力，一生克勤克俭。其发明制作的木牛流马，儒家知识分子为之瞠目。诸葛亮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这一点和墨子有着惊人的相似。其平民宰相的形象塑造，又与墨家的“兼爱”主张不谋而合。其后半生把持着蜀国的军政大权，却始终效命于“扶不起的阿斗”，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唯有墨家精神，才能造就这样的千古名相。

    文革以后，有人说周恩来的骨子里是墨家思想，当时我极不理解，难道四人帮批“孔”批错了对象？而今天，我明白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和儒家不同，墨道两家都迷信鬼神，鼓吹鬼神之说。徐福作为方仙道士出海寻访神仙求取长生不老之药，这一事件本身就足以证明道家是迷信鬼神的。而墨家的“十论”中更有“明鬼”一说，宣称天地间有“赏贤罚暴”的鬼神，天下人都要信奉它，不可胡作非为。墨家的传人既已尊奉徐福为“天皇”，两派的思想也就开始走向合流。两派思想的共通点被发挥到了极致，日本从此以后鬼神当道，历经两千年的风雨而不改。直到今天，日本的首相小泉还公然宣扬日本是“神的国家”。 

    徐福是否就是“神武天皇”，日本的学术界还存在着争论。但在民间徐福则早就被敬奉为神，成了日本的黄帝或炎帝。徐福被奉为丰收神、农耕神、纺织神、医药神、冶炼神、渔业神、造船神、水利神、殖产神等世代祭祀，2000多年从未间断。徐福给日本岛带来了中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功劳大大的，但徐福事实上不过是一个方仙道士。徐福会农耕吗？会纺织吗？会冶炼吗？会打渔吗？会造船吗？会水利吗？会养殖吗？如果什么都会，那就真成了神仙了。

    徐福的身边，必有实践能力极强的高人。有人会说：徐福几次出海，不是带了千童和百工吗？我说，千童是真，百工是假。《史记》记载徐福只是最后一次出海才向秦始皇提出“百工”之事。而我们知道，墨家的传人受墨子影响，几乎个个都是能工巧匠。墨子本人就曾经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具有高超的生产工艺技能。据说他亲手制作的“木鸢”，可以在天上飞三天三夜不掉下来。墨家的传人，继承了祖师爷这一优良传统，人人实践，个个动手。徐福最后一次出海带的不是什么“百工”，而是伪装成百工的墨家的传人也。

    当今世界，数日本的制造业最发达。日本人在制造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才华，对世人来说是一个捉摸不透的谜。现在，这个谜底找到了。日本的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武士道，而武士道又与墨家精神一脉相传。墨家精神特别强调实践能力，武士道自然也就强调实践能力。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就是个勤于动手的民族，鼓励发明创造。日本的制造业所以能雄冠全球，与它深厚的文化背景是离不开的。

    反观中国，自从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后，能工巧匠就成了“末技者流”。孔老夫子只提倡读书做学问，“学而优则仕”。有个学生向农家学种菜，孔老夫子知道后，严厉地斥责了这个学生，说种菜是“小人”做的事，“君子不为也”。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也是极度鄙视手工艺者，污蔑他们是“背本而趋末”；天下一有事，则“殴民而归之农”。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还在固步自封，把西方的现代技术说成是“淫巧小技”，拒绝学习和接受。以致于后来的洋务运动进行得异常艰难，比日本人早起步，却远远地落在日本后头。

    直到今天，我们的技术工人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国人都不顾代价地送子女上大学，读出来后好当干部。“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干部的待遇也是出奇地好，一个坐办公室的科员的工资收入几倍于一线的技术工人。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我在肯定墨家思想的同时，并非否定儒家思想的高明。秦始皇从政治上统一了天下，而儒家则是从思想上统一了天下。没有比儒家更合情合理的了，它在意识形态上延续几千年的统治就是充分的证明。但我要说，儒家思想的主体只适应封建社会，而不适应工业化革命后的近现代社会。封建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农业经济占主导，人与土地的关联度极高。当土地不产粮食，或土地的所有者过分地集中，社会就会动荡，严重的甚至会造成王朝的更迭。历次的农民起义，不都是打出 “分田地”的口号吗？

    在农业经济占主导的封建社会里，土地是最大的物质财富。封建统治阶级文功武伐，开疆拓野，十有八九都是冲着土地来的。光有土地，没有人种还不行，于是人口又成了最重要的财富之一。一些穷兵黩武的封建君王在掠夺土地的同时，也掠夺人口，实现土地人口双丰收。处在奴隶社会中的蒙古贵族不在乎人口，只在乎牛羊，于是在征服异族的过程中见物就抢，见人就杀。伏尸百万，流血漂橹。从这个角度看，封建社会的确比奴隶社会要进步得多，“仁慈”得多。

    儒家大肆渲染这种“仁慈”，把人口的财富价值标出了天价，以至于“亚圣”孟子说出了“民为贵，君为轻”这样的昏话。但财富终究是财富，败家子历朝历代层出不穷。视民如草芥，是这些败家子们的常态。结果人口总是不见增长，生得快死得也快。天子“雷霆之怒”时，多少个人头都会落下。当天灾降临，土地不产粮食时，人口就空前贬值。于是饿殍满地，哀鸿遍野。一些“仁慈”的儒家官员冒死上表以闻，君王从酒色中抬起头来：“奈何不食肉糜？”到天国吃肉糜去吧，如果你能有幸幻为君王。

    墨家提出“明鬼”之说，让我等唯物论者笑掉大牙。但儒家也不是好哥哥。孔老夫子虽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但不等于他老人家就“唯物”。孔老夫子是不敬鬼神的，但是敬奉祖宗，动不动就拿三皇五帝来说事，以为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因为敬奉祖宗，孔老夫子以身作则，“述而不作”，一部《论语》还是徒子徒孙帮忙给编的。儒家知识分子在孔老夫子的影响下，一个个“是古非今”，唯祖宗马首是瞻，缺乏自信心与创造力。封建最高统治者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后，也给予积极的配合，死后不是称“宗”就是称“祖”。由敬奉祖宗衍生出了“孝道”，对国君尽忠，对父母尽孝，构成了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核心内容。敬奉祖宗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每年搞祭祀活动，履行“孝道”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厚葬”。

    儒家的孝道观源于周代。周人受远古祖先崇拜的影响，在宗教观上表现为尊祖，在伦理观上表现为孝祖，在丧葬观上表现为厚葬。儒家特别主张厚葬。 “亚圣”孟子虽然一向标榜“安贫乐道”，但在葬母这件事上却毫不含糊，用上等木材制作精美的棺椁，连他的门生都认为过于奢侈。在孟子看来，厚葬“非直为观美也”，而是为了讲礼尽孝。孟子以后，厚葬被冠以礼、孝的美名，左右了中国几千年的丧葬风俗。 

    厚葬风俗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财富和人力的巨大浪费。秦始皇一生完成了三大建筑工程——长城，阿房宫和他的规模空前的陵墓。陵墓的修建时间长达 37年，用工最多时达70余万人。整个陵墓犹如一座丰富的地下文物宝库，各种稀世珍宝应有尽有。秦始皇生前享用不尽的财富都带进土里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腐烂成泥。而早在秦始皇之前，各诸侯国的国君在丧葬方面也是讲尽排场的，盗他们的墓等于老天要你发“土”财（非洋财也。）。秦始皇之后，那就更不用说了，历朝历代的“祖宗”们恨不得把整个皇宫都搬到地底下，——“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大量的财富和人力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古埃及王朝就是因为修建金字塔造成国力衰竭，最后被异族灭亡的。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本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可是他却因此亡了国。当西方世界的工业化革命搞得如火如荼时，东方的满清政府正忙着修圆明园呢。修到快要完工时，竟被英法两个强盗一把火给烧了。大火烧了三个月，烧毁了东方文明，也烧毁了满清政府的狂妄与自尊。而同样是东方的日本，却悄然崛起。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和儒家针锋相对，墨家提出了“节葬”的主张，认为“厚葬”、“久丧”会弄得“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不利于发家致富。为了使老百姓致富奔小康，也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墨家提出一套薄葬、短丧的办法，简化了殡葬礼仪，维护了日常生产。墨家反对一切不必要的奢侈浪费，又提出了“节用”的主张。主张用财必须用了有利，有利于民，反对贵族“亏夺民衣食之财”的奢侈享乐。

    受墨家思想的影响，日本没有“厚葬”的习俗。日本没有巍峨的金字塔，也没有气势磅礴的始皇陵。早在一千多年前，日本人就开始火葬了。据《续日本书记》记载，公元8世纪初，持统太上天皇和文武天皇亲身垂范，在飞鸟冈举行火化大葬，自此，火葬的风气在日本民间广泛地推开。而中国，除了吃斋念佛的和尚，火葬作为移风易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只在解放后才在民间逐步推行。而火葬，我们知道，总比土葬要节约得多的。

    今天的日本人，总给人一种不好的印象，就是“小气”。日本的一些著名的大企业家，连办公室里的一张空白纸都要节省，“小气”起来简直赛过老葛郎台。但奇怪的是日本人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企业家们总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小气”，并且拿它来教导后生。后生们竟也言听计从，一代比一代“小气”。哪像我们中国，一个卖杂货的个体小老板，一晚上在歌舞厅潇洒一千块不在乎。知识分子也有豪放的传统，“千金散尽还复来”。政府官员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要是突然变得“小气”了，满城的酒楼歌舞厅都得关门。

    日本人的“小气”，分析起来，是源自墨家的“节用”主张的。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浪费，早已在日本人的头脑里扎下了深根。日本人虽然富甲天下，但能保持千百年流传的勤俭作风不变，确实是一个奇迹。而我们中国，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从来就不是什么好哥哥。吃喝嫖赌争先恐后，官商勾结饱中私囊。“劳动致富”几乎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为富不仁”成了金科玉律。奢侈腐化的心理根源是因为钱来得太快，权力的过分集中又造成了财富的过分集中。于是千百个石崇从神州大地上涌现出来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被这帮小子窃夺了。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大学读书时，看了一部日本电影，片名叫《日本沉没》。是一部科幻类的灾难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持续不断的地震和火山爆发侵袭下，日本列岛徐徐沉没了。日本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关口表现出了异常的沉着镇静，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尊敬......影片虽是科幻片，但制作精良，特技效果并不输给美国好来坞的大片。影片所表现的内容在中国人看来绝对是杞人忧天，但却集中地反映了日本的民族精神——被民族优越感的外衣包裹着的强烈的忧患意识。

    日本民族的忧患意识来源于墨家的“非命”主张。所谓“非命”，就是否定天命，主张事在人为；这和儒家“乐天知命”的思想恰好是相反的。否定了天命，实质上也就否定了老天爷的庇佑，人类在大自然的灾难面前就显得孤立无援。因此，“非命”的必然结果就是带来忧患意识。而这种意识，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头脑里是很少见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受儒家思想影响，几乎个个都是“乐天派”。唐代诗人白居易还专门给自己取字叫“乐天”，借名字向世人表明这一点。“乐天知命”的好处就是性情豁达，凡事都想得开；坏处就是逆来顺受，缺乏主观能动性。

    和“非命”相对应的就是“尚力”。“尚力”就是崇尚人力，既然老天爷拯救不了人类，人类就只能完全靠自己了。墨家主张“赖其力而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充分肯定人力在社会生活与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作用。墨家自食其力的主张与儒家“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孰优孰劣暂且不论，墨家重视人类自身能力，强调亲身实践的精神却是值得高度赞许的。只有充分重视人类自身能力，才能挖掘人类主观潜能，才能创造“人定胜天”的奇迹。而强调亲身实践的精神，又能使人的认识与实践结合得更紧，避免理论与实际脱离。日本民族今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与其一贯“尚力”有莫大的关系。

    墨家“尚力”，儒家则“尚德”。孔圣人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意思是骥（千里马）的价值不在于日行千里的“力”，而在于性情善良听从驱使的 “德”。亚圣孟子则从王道出发，区别了“以力服人”与“以德服人”，否定了前者，肯定了后者。在二位圣人的倡导下，儒家知识分子重视道德教育，忽视力量的培养，推崇仁德，轻视勇力、智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举一例说，中国封建时代文人和武人长期处于分野与对立，文靠德才，武靠勇力，“文死谏，武死战”，军事统帅常常是文盲，国家经济实力强大而军事实力薄弱等等。直到今天，学校的教育中，“德智体美劳”，德仍然放在第一位。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公元645年，也就是中国的唐朝初期，日本国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以中臣镰足为首的一群赴唐留学生，回国后联络皇族势力，发动宫廷政变，刺杀了权臣苏我入鹿。其父苏我虾夷也众叛亲离，被迫自焚身亡。大贵族苏我氏的统治就此结束了。分析这一事件的实质，就是日本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一次正面交锋。中臣镰足等赴唐留学生把大唐帝国的儒家文化引入日本，与本土的墨家文化发生激烈冲突。冲突的结果是儒家文化暂时占据了上锋，日本国由此步入了大化改新的时代。

    有关大化改新的内容和意义，历史书上有，我就不重复了。但如果以为儒家思想从此占据了正统地位，像西汉的“独尊儒术”那样，则又是大错特错的。日本国接受的主要是大唐帝国的法律和制度，而儒家思想中只有和墨家相通的地方，才得到了很好的吸收和继承。例如儒家的“忠孝节义”思想，和墨家有相通之处，所以被借鉴和吸收了；而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以及由此而来的科举制度，则在日本没有多大市场。科举制度曾经试行过一段时间，终因水土不服而取消了。

    赴大唐帝国学习的日本人，除了留学生，还有许多僧人。僧人带来的佛教对墨家思想的冲击才是致命的。从表面看，佛教和墨家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如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普渡众生”；墨家讲“非攻”，佛教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佛教很快就被日本人所接受，在日本落地生根，成了日本国千年不变的国教。但是，佛教的骨子里却是极其残忍的。佛教将世界的主宰者分为佛和魔，佛和魔是死对头，势不两立。《西游记》中孙悟空杀了几个人，唐僧马上念紧箍咒；孙悟空将魔头活捉，将小妖杀个精光，还一把火烧了洞府，唐僧则满面春风，得意得很。可见佛对人虽客气，对魔则是向来毫不留情，一定要斩尽杀绝而后快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可以造出“佛”来，又到哪里去找“魔”呢？

    墨家提出“明鬼”之说，让我等唯物论者笑掉大牙。但儒家也不是好哥哥。孔老夫子虽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但不等于他老人家就“唯物”。孔老夫子是不敬鬼神的，但是敬奉祖宗，动不动就拿三皇五帝来说事，以为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因为敬奉祖宗，孔老夫子以身作则，“述而不作”，一部《论语》还是徒子徒孙帮忙给编的。儒家知识分子在孔老夫子的影响下，一个个“是古非今”，唯祖宗马首是瞻，缺乏自信心与创造力。封建最高统治者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后，也给予积极的配合，死后不是称“宗”就是称“祖”。由敬奉祖宗衍生出了“孝道”，对国君尽忠，对父母尽孝，构成了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核心内容。敬奉祖宗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每年搞祭祀活动，履行“孝道”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厚葬”。

    儒家的孝道观源于周代。周人受远古祖先崇拜的影响，在宗教观上表现为尊祖，在伦理观上表现为孝祖，在丧葬观上表现为厚葬。儒家特别主张厚葬。 “亚圣”孟子虽然一向标榜“安贫乐道”，但在葬母这件事上却毫不含糊，用上等木材制作精美的棺椁，连他的门生都认为过于奢侈。在孟子看来，厚葬“非直为观美也”，而是为了讲礼尽孝。孟子以后，厚葬被冠以礼、孝的美名，左右了中国几千年的丧葬风俗。 

    厚葬风俗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财富和人力的巨大浪费。秦始皇一生完成了三大建筑工程——长城，阿房宫和他的规模空前的陵墓。陵墓的修建时间长达 37年，用工最多时达70余万人。整个陵墓犹如一座丰富的地下文物宝库，各种稀世珍宝应有尽有。秦始皇生前享用不尽的财富都带进土里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腐烂成泥。而早在秦始皇之前，各诸侯国的国君在丧葬方面也是讲尽排场的，盗他们的墓等于老天要你发“土”财（非洋财也。）。秦始皇之后，那就更不用说了，历朝历代的“祖宗”们恨不得把整个皇宫都搬到地底下，——“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大量的财富和人力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古埃及王朝就是因为修建金字塔造成国力衰竭，最后被异族灭亡的。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本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可是他却因此亡了国。当西方世界的工业化革命搞得如火如荼时，东方的满清政府正忙着修圆明园呢。修到快要完工时，竟被英法两个强盗一把火给烧了。大火烧了三个月，烧毁了东方文明，也烧毁了满清政府的狂妄与自尊。而同样是东方的日本，却悄然崛起。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和儒家针锋相对，墨家提出了“节葬”的主张，认为“厚葬”、“久丧”会弄得“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不利于发家致富。为了使老百姓致富奔小康，也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墨家提出一套薄葬、短丧的办法，简化了殡葬礼仪，维护了日常生产。墨家反对一切不必要的奢侈浪费，又提出了“节用”的主张。主张用财必须用了有利，有利于民，反对贵族“亏夺民衣食之财”的奢侈享乐。

    受墨家思想的影响，日本没有“厚葬”的习俗。日本没有巍峨的金字塔，也没有气势磅礴的始皇陵。早在一千多年前，日本人就开始火葬了。据《续日本书记》记载，公元8世纪初，持统太上天皇和文武天皇亲身垂范，在飞鸟冈举行火化大葬，自此，火葬的风气在日本民间广泛地推开。而中国，除了吃斋念佛的和尚，火葬作为移风易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只在解放后才在民间逐步推行。而火葬，我们知道，总比土葬要节约得多的。

    今天的日本人，总给人一种不好的印象，就是“小气”。日本的一些著名的大企业家，连办公室里的一张空白纸都要节省，“小气”起来简直赛过老葛郎台。但奇怪的是日本人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企业家们总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小气”，并且拿它来教导后生。后生们竟也言听计从，一代比一代“小气”。哪像我们中国，一个卖杂货的个体小老板，一晚上在歌舞厅潇洒一千块不在乎。知识分子也有豪放的传统，“千金散尽还复来”。政府官员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要是突然变得“小气”了，满城的酒楼歌舞厅都得关门。

    日本人的“小气”，分析起来，是源自墨家的“节用”主张的。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浪费，早已在日本人的头脑里扎下了深根。日本人虽然富甲天下，但能保持千百年流传的勤俭作风不变，确实是一个奇迹。而我们中国，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从来就不是什么好哥哥。吃喝嫖赌争先恐后，官商勾结饱中私囊。“劳动致富”几乎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为富不仁”成了金科玉律。奢侈腐化的心理根源是因为钱来得太快，权力的过分集中又造成了财富的过分集中。于是千百个石崇从神州大地上涌现出来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被这帮小子窃夺了。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大学读书时，看了一部日本电影，片名叫《日本沉没》。是一部科幻类的灾难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持续不断的地震和火山爆发侵袭下，日本列岛徐徐沉没了。日本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关口表现出了异常的沉着镇静，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尊敬......影片虽是科幻片，但制作精良，特技效果并不输给美国好来坞的大片。影片所表现的内容在中国人看来绝对是杞人忧天，但却集中地反映了日本的民族精神——被民族优越感的外衣包裹着的强烈的忧患意识。

    日本民族的忧患意识来源于墨家的“非命”主张。所谓“非命”，就是否定天命，主张事在人为；这和儒家“乐天知命”的思想恰好是相反的。否定了天命，实质上也就否定了老天爷的庇佑，人类在大自然的灾难面前就显得孤立无援。因此，“非命”的必然结果就是带来忧患意识。而这种意识，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头脑里是很少见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受儒家思想影响，几乎个个都是“乐天派”。唐代诗人白居易还专门给自己取字叫“乐天”，借名字向世人表明这一点。“乐天知命”的好处就是性情豁达，凡事都想得开；坏处就是逆来顺受，缺乏主观能动性。

    和“非命”相对应的就是“尚力”。“尚力”就是崇尚人力，既然老天爷拯救不了人类，人类就只能完全靠自己了。墨家主张“赖其力而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充分肯定人力在社会生活与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作用。墨家自食其力的主张与儒家“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孰优孰劣暂且不论，墨家重视人类自身能力，强调亲身实践的精神却是值得高度赞许的。只有充分重视人类自身能力，才能挖掘人类主观潜能，才能创造“人定胜天”的奇迹。而强调亲身实践的精神，又能使人的认识与实践结合得更紧，避免理论与实际脱离。日本民族今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与其一贯“尚力”有莫大的关系。

    墨家“尚力”，儒家则“尚德”。孔圣人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意思是骥（千里马）的价值不在于日行千里的“力”，而在于性情善良听从驱使的 “德”。亚圣孟子则从王道出发，区别了“以力服人”与“以德服人”，否定了前者，肯定了后者。在二位圣人的倡导下，儒家知识分子重视道德教育，忽视力量的培养，推崇仁德，轻视勇力、智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举一例说，中国封建时代文人和武人长期处于分野与对立，文靠德才，武靠勇力，“文死谏，武死战”，军事统帅常常是文盲，国家经济实力强大而军事实力薄弱等等。直到今天，学校的教育中，“德智体美劳”，德仍然放在第一位。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公元645年，也就是中国的唐朝初期，日本国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以中臣镰足为首的一群赴唐留学生，回国后联络皇族势力，发动宫廷政变，刺杀了权臣苏我入鹿。其父苏我虾夷也众叛亲离，被迫自焚身亡。大贵族苏我氏的统治就此结束了。分析这一事件的实质，就是日本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一次正面交锋。中臣镰足等赴唐留学生把大唐帝国的儒家文化引入日本，与本土的墨家文化发生激烈冲突。冲突的结果是儒家文化暂时占据了上锋，日本国由此步入了大化改新的时代。

    有关大化改新的内容和意义，历史书上有，我就不重复了。但如果以为儒家思想从此占据了正统地位，像西汉的“独尊儒术”那样，则又是大错特错的。日本国接受的主要是大唐帝国的法律和制度，而儒家思想中只有和墨家相通的地方，才得到了很好的吸收和继承。例如儒家的“忠孝节义”思想，和墨家有相通之处，所以被借鉴和吸收了；而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以及由此而来的科举制度，则在日本没有多大市场。科举制度曾经试行过一段时间，终因水土不服而取消了。

    赴大唐帝国学习的日本人，除了留学生，还有许多僧人。僧人带来的佛教对墨家思想的冲击才是致命的。从表面看，佛教和墨家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如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普渡众生”；墨家讲“非攻”，佛教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佛教很快就被日本人所接受，在日本落地生根，成了日本国千年不变的国教。但是，佛教的骨子里却是极其残忍的。佛教将世界的主宰者分为佛和魔，佛和魔是死对头，势不两立。《西游记》中孙悟空杀了几个人，唐僧马上念紧箍咒；孙悟空将魔头活捉，将小妖杀个精光，还一把火烧了洞府，唐僧则满面春风，得意得很。可见佛对人虽客气，对魔则是向来毫不留情，一定要斩尽杀绝而后快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可以造出“佛”来，又到哪里去找“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