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等高校中的影响较大的文化名人们，从上个世纪前期，就有不少人纷纷离世而去。

而独有梁漱溟即平安又长寿，享年九五岁，直到1988年6月才离世。离世后梁漱溟得到极高的声誉，灵堂两侧的楹联是：“百年沧桑，为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是“中国的脊梁”。在中国，灵堂的楹联是对逝者的评价。梁漱溟为中华民族做了什么贡献，竟然成了中国的脊梁。在了解了梁漱溟的一生经历后，不禁让人想起郭德纲在相声节目中说的“把同行都熬死了，你就是老艺术家”。五四运动是中国文化和革命事业的转折点，因为五四运动的文化名人早已离世，或许有通过肯定梁漱溟的方式来肯定五四运动吧。要真的是这样，那就让郭德纲说着了。

一、鲁迅笔下的“中国的脊梁” 

鲁迅先生最早提出什么人才堪称中国的脊梁的问题。鲁迅先生发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鲁迅何以写作此文？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陷，但中国国民党的官僚政客和社会“名人”等，却在北京等地多次举行“法会”，祈祷“解救国难”。1934年4月，国民党的戴季陶和下野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等，又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在4月28日至5月18日，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求佛菩萨来保佑”。还说什么“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1934年8月27日，当时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也发表了《孔子诞辰纪念》的社评，散布“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的失败主义论调。在1934年九一八”事变三周年后，鲁迅先生发表此文批评面对内忧外患，在新老军阀士绅严重失败主义悲观情绪，指出不自信确实有，但是中国还有自信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先生写到：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二、梁漱溟从没有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过

既然要用鲁迅先生的话评价梁漱溟的一生，为其一生盖棺定论，那就应该按照鲁迅先生关于中国的脊梁的描述看看梁漱溟是否属于那四类人。而梁漱溟一生事迹没有任何一点符合鲁迅先生所说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 

梁漱溟的一生：23岁至31岁（1916-1924）任教北京大学，创作《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34岁至44岁（1927-1937），依附国民党地方军阀搞乡村建设实践，并写作《乡村建设理论》；45岁至53岁（1938-1946）成为国民党主导下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组建以士绅为主要成员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斡旋国共两党关系；54岁至57岁（1947-1950）在重庆闭门写作《中国文化要义》一书。58岁至95岁（1951-1988）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委员及常委，60岁（1953）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因不满主席关于“小仁政大仁政”的发言而意气用事固执己见，公开妄议挑战毛主席，而遭到批判，梁漱溟开始闭门思过反省。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直到文革结束，梁漱溟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学习改造活动，期间虽然对学习组梁漱溟的错误言论思想进行交流和批判，而梁漱溟本人一直享受政协委员的待遇，有稳定的收入，人身安全从未遭遇危险。 

 梁漱溟确实执着于乡村建设运动，先后依托广东军阀李济深、韩复榘在广东、河南和山东从事乡村建设。1928年梁漱溟于广东进行乡村建设，因广东军阀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根本没有实施，梁漱溟离开广东回到北方。1929年梁漱溟依靠冯玉祥在河南省兴办河南村治学院，以蒋、阎、冯中原大战而仓促结束。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冯玉祥部下原河南省省长韩复榘投靠阎锡山，担任山东省省长，梁漱溟又依托韩复榘，1931年在山东省邹平县创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7年因抗日战争而停办。梁漱溟接受蒋介石的邀请成为国民党主导下的参议会的参议员，转而开始从政。 

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但是从没有埋头苦干，拼命硬干，做好乡村建设工作。其一，依托军阀提供的政治背景和资金支持，其乡村建设运动没有独立性。其二，遇到艰苦环境时，梁漱溟马上停止乡村建设活动，第一次因为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广东乡村建设根本没有进行。第二次，河南村治学院因蒋、阎、冯混战而仓促结束。第三次，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因为日本侵华而结束，而当时日本尚未占领山东。梁漱溟此时被蒋介石邀请成为最高国务会议下属的咨询机构参政会的参议员，梁漱溟不顾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接电报，便收拾行装，匆匆赶往南京。”【1】如此看来，梁漱溟依傍傍军阀支持，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有难则止，实在难符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之名。哪怕是办学中的小事，也没见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过。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出任山东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他起草了1924年山东第六中学招生简章，关于学生伙食费规定“有钱者多出钱，贫穷者少出钱，无钱者不出钱”一条，在讨论梁漱溟起草的招生简章时，老师们有不同意见，梁漱溟强行通过，最终无法推行，梁漱溟则一走了之。详细情况请看当时曾就读于山东第六中学的王先进的回忆：“在1924年秋天六中招生简章上说学生在吃饭时，有钱者多出钱，贫穷者少出钱，无钱者不出钱。在讨论这个简章时，有许多老师不同意。梁先生说：‘我辞了北大教职，到此地任高中部主任，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若这条章程通不过，我来做什么？’众老师看见梁先生执意行这个办法，遂无异议地通过。在开学第一个月没问题，到第二个月管爨者即有了困难，到第三个月管爨者就办不下去了。即是有钱者不多出，够他们的饭费为止，贫穷者少出钱，不够也差不多。无钱者不出钱，头一个月不出，第二月还不出，第三个月仍不出，还嫌只有面食，没有大米，生活不习惯。管爨者催他交钱，他拿着招生简章说：‘你们招生简章不明明说无钱者不出钱么，因为我们无钱才投考这个学校的。我们不出钱。’催已经交费的人多出钱。他们说：‘我们仅能供自己读书，没有力量代人付钱。’已经付钱的贫穷者也变成无钱的了。管爨者无钱买面，伙食趋于瘫痪，梁先生不得已辞职走了。外地的学生也都走了。我当时不在高中部，不知是真是假。我曾问过当时在高中部为学生的高赞非。高赞非既未否认，也未肯定。含乎糊其辞把我支吾开了。”【2】无钱者免交伙食费，是梁漱溟以自己的道德境界绑架老师们通过招生简章，而如何筹集伙食费，梁漱溟根本没有考虑，在山东第六中学因为缺乏经费，食堂瘫痪，梁漱溟却跑路了。在些许小事上，也没见梁漱溟埋头苦干，拼命硬干呢。

三、要说梁漱溟助纣为虐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为民请命的事迹绝对没有

梁漱溟一生中也没有什么为民请命的事迹。梁漱溟自己认为1937年受蒋介石之聘请担任最高国防会议下属的咨询机构参议会（国民参政会前身）的参议员。算是正是参与国家高层政治。1940年4月，梁漱溟作起草《请厘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案》的提案，蒋介石作为国民参政会议长给梁漱溟手谕：此问题可以研究，“最后则政府自由权衡”。其实这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梁漱溟的提案，而梁漱溟则以国民参政会通过其提案，毫不在意蒋介石从根本上否定其提案。难道这就是梁漱溟的为民请命吗？在此提案中有一条是电促毛参政员等迅速出席1940年4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梁漱溟说：“希望在大会电促之下，毛先生果然来渝一行，情势或有转移，为问题解决开其端。”【3】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明确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公开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激化国内两党矛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梁漱溟将加强团结，避免内战的责任推到毛主席是否来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上，这哪里是为民请命，更类似是助纣为虐。  

“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跃，精神确是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无悠闲雅静之意。军队皆开赴前方，只有保安队。所见那些穿制服的人，多数是学生。 

学校似有六处，所谓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主义学院、（简称党校）、鲁迅学院、摩托学院（机械学院），如是等等。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自然其中鲁莽灭裂，肤浅可笑者亦政不少。这是大胆创造时，所不能免，不足深怪。并且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因为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处，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了从前不知苦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胜。  

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5】   

革命圣地、边区政治中心延安给梁漱溟留下良好印象，几年之后梁漱溟的回忆依然生动新鲜，高度肯定了延安的政治与社会风气。 

正是这次考察延安期间，毛主席与梁漱溟相见，并谈话八次，毛主席为梁漱溟接风和送行两次不重要。“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6】梁漱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回忆第一次与毛主席通宵达旦的长谈，并拿蒋介石和毛泽东作比较：“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与主席的第一次长谈改变了梁漱溟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悲观情绪，为此我们将梁漱溟的回忆全录于下： 

“第一次谈话自下午六点，至第二天凌晨。因为时令是冬天(1938年1 月)，六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的地点不在窑洞，而在延安城里的一间瓦房里，屋内没有炉子，也闻不到煤味，但很暖和。毛泽东告诉我，这是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发热的缘故。这一次谈话，主要是抗战前途问题。我先讲，坦率地谈到我的失望，我的悲观，到延安是讨教来的。中国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着，不打断我的话，抽烟，喝水。等我说完后，他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时隔近半个世纪，毛泽东在谈话的一开头语气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着他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等等，最终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人物，都已作古多年。他们的功过是非后人自会作出公正的评价。毛泽东这次同我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他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由于《论持久战》这一力作的问世，在更大的范围内一扫抗战前途悲观论、亡国论的观点，其作用当然比毛本人找某一个人或几个人谈一次话，透露一些消息大得多了。”【7】 

 毛主席的谈话令梁漱溟顿开茅塞，明白了中华民族必将取得抗战胜利的道理。然而在梁漱溟作为主要创建成员的统一抗战同志会的政纲中，却拥护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合法化。在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延安努力乐观平等实干上进好学的风气，毛主席对抗日战争中国必胜的全面认识，都不能改变梁漱溟对蒋介石领袖地位的拥护。如果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及大后方的政治风气、抗日战略战术和战绩和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权和军队少有差距，我们仍可以理解梁漱溟对蒋介石的拥护态度，毕竟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华民国还是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而蒋介石政府的表现用梁漱溟自己的话说是：“国民党军队‘八一三’失利，上海、南京沦陷。国民党政府搬到武汉，我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即后来的‘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汉口。沿途所见，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战，也只顾逃难，甚至有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的。国民党政府使我十分失望，我对抗战的前途也因此很悲观。”【8】

 两党的表现差距悬殊，梁漱溟为什么还要拥护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是中华民族抗战力量的核心吗？当然不是。蒋介石能代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吗？当然不能。梁漱溟亲身感受到两党差异悬殊的情况下，仍拥护蒋介石国民党，这是为民请命吗，当然不是。其实谁也没有权力要求梁漱溟创建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政纲中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将梁漱溟此举美化成为民请命吧。因为梁漱溟对蒋介石国民党领导国家抗战的能力和表现都失望了。所以可以说梁漱溟最差也是无意识地为地主资产阶级买办阶层请命，绝不是为民请命。既然不是为民请命，怎么就成了中国的脊梁？

四、为了著述，梁漱溟从未冒过生命危险，其著述决不是什么法宝

梁漱溟确实是个思想家，就是宅在家里思考著述。他也曾接触底层真实的现实社会，而他所接触的现实对改变其基于长期思考的固执之见没有多大作用。梁漱溟1917年至1924年执教北京大学，创作出版《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两部著作，前者1919年出版，后者1921年出版。1918年，毛泽东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八元。”【9】即使梁漱溟月薪只有200元，也相当于毛泽东的25倍，而毛泽东八元足以维持一个月的生活。梁漱溟生活工作于北京大学，安全不成问题，月薪又高，北京大学图书资料有很丰富，北京是古老的文化中心，文化典籍众多，学习研究条件好，完全不存在生命危险，如果我们把学术研究称作求法的话，梁漱溟完全不存在为求法而舍身的可能。梁漱溟积极倡导乡村建设，1937年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出版，根据梁漱溟的自序，《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主要是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和山东进行乡村建设中形成的，“前一小部分是自己写定稿，后面大部分只是同学听讲笔录的一种删订。”【10】梁漱溟在三个地方依靠地方军阀士绅提供的政治和经济帮助，从事有关乡村建设的讲学和著述，其生命安全不存在任何威胁，既然不存在威胁，也就不能称其写作此书是舍身求法了。梁漱溟的另一部著作《中国文化要义》主要是1946年在重庆北碚区闭门著述而成，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开始，重庆在1946年没有战事，那又何来舍身呢。梁漱溟的最后一部著作《人心与人生》动笔于1960年，1966年完成此书的前七章，此七章文稿在红卫兵对其抄家后丢失。1970-1975年，梁漱溟重写《人心与人生》一书。文人爱自己的书稿，如同爱其子女。文稿丢失对于梁漱溟而言确实是个损失，损失的只是书稿，他仍然是政协委员，生活与生命安全仍有保障。 

舍身求法，是指冒着生命危险求取能够解决国家民族困苦的有效方法。前面已经说明梁漱溟没有冒生命危险而著述。那么梁漱溟的著述价值几何？是不是解决国家民族的有效方法？是否堪称法宝？实践实践验证的标准之一，我们可以从梁漱溟将其著述中思想付诸实践的效果来认识梁漱溟著述的价值。梁漱溟虽然著作众多，但他并不以思想家哲学家自居，而以救国者、实干者而定位自己。他说：“我不喜欢哲学，我喜欢从事的是救国运动。……我一生的实践，都是搞事功，主要从事乡村运动。”【11】而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三地的乡村建设活动，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成功。广东的乡村建设没有付诸实践。河南的乡村建设不到一年即停止。山东乡村建设时间最长，持续7年而停止。造成停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管怎样，梁漱溟的理论付诸实践后，在三个地方均未成功，而半途而废。从此来看，梁簌溟的思想根本没有达到救中国的目的，实践效果是失败的。被实践检验失败的思想当然不是法宝。我们再从梁漱溟听者、读者对梁漱溟著述的感受来认识其著述的价值，如果梁漱溟的著述改变了大量听者、读者的思想，使听者、读者成为自己思想的传承者、实践者，进而改变中国近现代来一来分裂贫穷的面貌，也可以证明梁漱溟的思想极有价值，堪称法宝。中国以故的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读过梁漱溟的书，费孝通说：“梁漱溟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前辈，是当代中国一位卓越的思想家。我学生时代就读过他的书，虽然没有全都读懂。但梁先生的确是一位一生从事思考人类基本问题的学者，我们称他为思想家是最恰当不过的。”【12】我们看费孝通对梁漱溟的评价，似乎有微言大义。梁漱溟本人以救国者、实干家自居，而费孝通说是思想家，而这位思想家的著作费孝通又不能全部读懂，可想而知梁漱溟是什么样的思想家。如果费孝通都不能全部读懂的书，估计全中国也没有几个人能读懂，当然靠研究梁漱溟著作来拿学位或评职称的人除外。中国著名经济学者以故的千家驹和梁漱溟有不少学术交往，梁漱溟曾专门和千家驹讨论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千家驹在1988年《悼念梁漱溟先生》一文中回忆了他与梁漱溟的交往。他说：

“在讨论中，我发现梁先生的主观很强，自信力很深。他根本否定中国农村有阶级存在，更不用说有阶级矛盾了。他说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他认为中国农村唯一的出路就是乡村建设运动，说这是‘天造地设’，‘实逼处此’，是‘中华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他又说，中国军阀是最没有力量的，只要乡村建设运动成功了，‘他们就非跟着走不可’。我们引用了许多材料证明中国农村确有阶级，并且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同他辩论，结果只是徒劳。而且他的自信心是惊人的。他往往说，这个问题是他经过几十年思考而‘一口咬定如此’的。……老实说，这是梁先生设计的一套乌托邦的组织，如果在太平年代，未尝不可以有所成就。……不久，抗战爆发，我去了桂林，任教于广西大学，梁先生所苦心经营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亦毁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他在邹平以自卫名义组织起来的民众武装，一部分被韩复榘所带走，一部分投降了日寇，当了汉奸。当地群众恨之刺骨，甚至不少乡建干部被群众所杀。……我想，经过这个惨痛的教训，梁先生应该有所醒悟于乡村建设之此路不通了吧。

“我对梁先生的著作，除了乡村建设理论曾详细拜读并与之论战以外，其他关于中国文化方面的著作了解得很少。我只读过他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一些片段文章。老实说，我对梁先生的学说是不很欣赏的，他著作中引用的材料大多是五四年代的东西。他企图把中西文化纳入几个简单的公式之中而评价其得失。这开风气之先容或有之，但在学术上的价值如何大就有问题了。梁先生与其说是个大学问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哲学家。”【13】

可见千家驹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想评价不高，而且也看到梁漱溟在邹平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效果，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最终只是为军阀和日寇培养了后备力量。

毛主席读过梁漱溟的著作并和梁簌溟又多次深入交流，毛主席对于梁漱溟思想的评价和批判此文暂不涉及，但是毛主席根据与梁漱溟交流的真实感受说：“和他（指梁漱溟）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14】很多人以为毛主席是用粗俗的语言侮辱梁漱溟，毛主席跟梁漱溟有过多次深入交流，主席的话看起来粗俗，其实是将梁漱溟的思维特点直观生动形象的表达出来。比如梁漱溟说中国军阀是最没有力量的，而其乡村建设运动反倒依赖最没有力量军阀才能开展。梁漱溟1938年与毛主席辩论认为中国不存在阶级，他论证说：“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15】梁漱溟描述的中国古代社会贫穷与富有、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流动性强是事实，但是流动强并不能说明，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要是贫富贵贱不鲜明，富贵与贫贱的矛盾不尖锐，陈胜吴广为什么起义，黄巾军为什么揭竿而起，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人为什么能够号召其下层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可见梁漱溟的逻辑之混乱。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梁漱溟在1938年12月提出各党派会商国是、建立党派综合体、政权治权划分开，三步解决中国党派矛盾。关于党派综合体，他说：“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为国是国策之赓续不断的补充或修改。”【16】这不就是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盗版嘛。各党各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就叫党派共同体？就能弥合各党派之间的矛盾，要是能够弥合各党派之间的矛盾，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怎么有的？梁漱溟怎么一点历史常识都不知道呢？可见梁漱溟的思想有太多的一孔之见，他根据自己的某个想法开始臆想，毫不考虑其臆想体系是否符合形式逻辑和历史经验。这样不讲形式逻辑，不尊重历史经验，不讲思想成果与历史过程相结合的人，写的书再多，文章再长，也没有现实和历史价值，所以这样的人所留下的著述绝不是什么法宝。

综合以上论述，梁漱溟一生的思想和行为没有任何一点符合鲁迅先生关于中国的脊梁的论述，梁漱溟没有埋头苦干过、没有拼命硬干过，没有为民请命过、没有舍身求法过。当然我们没有说梁漱溟啥都没干过，啥都没想过。而且梁漱溟所做的事情弊多利少，他远远没有不配“中国的脊梁”的称谓，要是把“中国的脊梁”这个崇高的荣誉奉献给95岁高龄离世的梁漱溟，奉献给他这个荣誉的人们要替梁簌溟想一想，他那快偻的筋骨能承接这样崇高的荣誉吗？！

注释：

【1】汪东林编.《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80.

【2】梁培宽主编.《梁漱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第二版.13-14.

【3】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99.

【4】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93.

【5】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51-152.

【6】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55.

【7】汪东林编.《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84.

【8】汪东林编.《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82-83..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44.

【10】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商务印书馆2015.3.

【11】梁培宽.《梁漱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第二版.215.

【12】梁培宽.《梁漱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第二版.1.

【13】梁培宽.《梁漱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第二版.142-147.

【1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112.

【15】汪东林编.《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85.

【16】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