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美关系跌入冰点。为此，信息产业部、科技部有关领导多次紧急开会讨论：

一旦与美国闹掰，国家信息安全将面临怎样的威胁？

彼时，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被广泛应用于政府部门电脑中。如果命门掌握在外人手中，国家信息安全将不复存在！

国家信息安全保卫战迫在眉睫，一大批中国IT人为此前赴后继，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科技长征。

高光开场

最先登高振臂、主动扛起中国自主操作系统第一面大旗的，是一群科学家。

彼时，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已离开联想四年。这四年里，他一直想要打造一个中国自主的IT核心产业。他对学生梁宁说，我们要用自主研发的方舟CPU+Linux操作系统，替代微软与英特尔联盟的核心框架。[1]

不再玩别人设计好的游戏，要打造自己的游戏规则，这是中国IT人的终极梦想。梁宁听了，兴奋得紧紧攥住拳头，指甲掐进肉里。

在中科院软件所里，同样洋溢着一片激动之情。

时任中科院软件研究所副所长孙玉芳对同事胡才勇和吴健说：“我们是软件所，必须要在操作系统上有所作为！”[1]

大使馆事件后，正是孙玉芳上书国务院，请求建立自己的信息安全体系，“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

Linux是当时在全球唯一能与微软Windows抗衡的开源系统软件。为此，1999年7月15日，信息产业部首次组织“Linux未来发展”高层研讨会，达成共识，将加大力度全面推动Linux在中国的普及与应用。

一时间，Linux热潮涌动。1999-2000年，全国市场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Linux开发公司，最高峰时有三四十家。冲浪平台是行动最快的，早在1999年3、4月份便推出了第一款国产操作系统XteamLinux1.0。

2000年，在孙玉芳的牵头组织下，中科红旗成立，并研发出红旗Linux。

相比民营的冲浪平台，中科院软件所主导的中科红旗根正苗红，被赋予了“中国自主操作系统崛起”的使命。

孙玉芳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UNIX技术和中文信息处理专家。在红旗Linux诞生之前，他就曾负责开发过另一款国产操作系统Cosix，深知国产操作系统的症结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应用生态。

为此，孙玉芳还创办了红旗中文2000，推出了国产办公软件Red Office。

从布局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这两大产品可以看出，红旗想做中国的微软。

红旗不仅挖来了微软和甲骨文的骨干员工，还在2001年北京市政府采购中一举击败微软拿下订单，一战成名。

远在美国的比尔·盖茨听说后大为震惊。微软以中国子公司的名义向北京市及有关方面紧急递交了一份长达3.5万字的报告，提出了60个问题，被媒体称为“微软60大板”。

微软高级副总裁克瑞格·蒙迪更是专程飞来中国拜会科技部及北京市政府有关领导，意欲挽回局面。

在科技部见面会上，蒙迪拿出一份长达42页的《中国未来软件及其相关政策议题》报告，阐述Linux的种种弊端，最后提出微软可共享源代码。

与会的科学家袁萌站起来质问道：“既然微软如此推崇开放源代码计划，你们在全球12个国家都开放源代码，为何之前不向中国开放？”[2]

袁萌是著名的开源专家，担任红旗Linux总工程师，一向以敢言著称。

“你们所谓的向中国开放源代码不过是让一些工程师到微软总部去，像看内部文件一样看看源代码，并且记录下每一个人看源代码的时间，这根本不符合开放源代码的精神，这怎么能叫开放呢？”[2]

蒙迪最终无功而返，微软中国总裁高群耀辞职。

2001年，国产操作系统大放光芒。

第一个做出产品的冲浪平台再创一个第一，当年11月成功登陆香港创业板，成为第一家上市的国产Linux公司。

国产老大中科红旗不仅在政府招标中将微软踢出局，还开始进入企业市场，与PC硬件厂商的OEM协议超过100万套，一度摘得全球第三大Linux操作系统厂商的殊荣。

此外，红旗Linux在全国设立了100多家的培训中心。截至2003年10月，培养出了1000多名红旗认证的Linux工程师。

“多为国家做点事。”这是孙玉芳、倪光南等科学家的朴素信念。正是秉承这份信念，中国IT人实现了国产操作系统零的突破。

高光开场，然而国产操作系统接下来的路却异常艰辛。

红旗易帜

“我们搞定了总理，没有搞定用户体验。”梁宁说。

尽管孙玉芳颇有先见之名地一手抓操作系统、一手抓办公软件，但Red Office、永中等基于Linux的Office与微软的文档格式一直存在兼容问题，这种不便是消费者不能接受的。

当时，盗版微软软件风行，红旗Linux鲜有问津，在C端市场十分吃力。而孙玉芳还面临着董事会的压力。董事会要求三年之内要有回报。但中科红旗背景特殊，当时融资、上市均有限制。

2001-2003三年里，中科红旗均未能实现盈利。重压之下，孙玉芳积劳成疾，2005年1月14日因糖尿病及并发症医治无效逝世，享年仅57岁。

令人叹惜的是，就在他撒手人寰的前夜，中科红旗迎来了2004年第一个“百万级”盈利记录。

痛失孙玉芳这个主心骨后，中科红旗股东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一位早期担任中科红旗高管的人士曾向媒体透露，第一大股东科软创新的实际控制方中科院软件所“所企不分”的管理方式，让几家小股东极为不满。而这8家股东均有一票否决权，谁也不服谁。[3]

内部龃龉不断中，中科红旗鲜有大作为。

2008年10月，微软对盗版Windows和office用户进行了“黑屏”警告性提示。国人第一次感受“断粮”危机，一时间人心惶惶。

国家决意加快推进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同年11月，科技部就正式公布了“核高基”科技重大专项2009年课题申报的通知。

“核高基”是与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并列的国家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预计总投入超1000亿元，这也是国家首次斥巨资组织开展基础软件重大专项。

作为国产操作系统的龙头企业，中科红旗自然责无旁贷，要申报参与“核高基”项目。

但是，“核高基”科研经费除了国家和地方拨款外，还需要部分企业自筹，预算约为6000万元，而中科红旗当时营收约为2000万元，无力承担。

知情人士透露，中科院软件所承诺中科红旗，若自筹资金不能足额到位，将为其兜底补齐。但这一承诺，为中科红旗日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为了完成“核高基”任务，为了6000万元的自筹费用，中科红旗把整个家底都掏了出来。

前员工透露：“3年内通过公司销售收入、高管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员工停发工资等各种方式筹集资金，填补了6000万元的研发资金空缺，公司正常的商业运营也由此停滞。”[3]

无奈之下，中科红旗于2014年2月宣告正式解散，员工劳动合同全部终止，公司进入清算程序。

2014年7月中旬，经过10轮竞拍，大连五甲万京集团以3862万元的价格成功接盘中科红旗。

五甲万京董事长孙凯歌说：“中国红旗是中国计算机操作系统的旗帜，红旗不能倒。我们的旗帜被人推倒了，失去的将是对整个产业的信心。因此，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拿下红旗。”

红旗确实没有倒下，但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更多地投入到2B和政府项目中去。

麒麟换主

当中科红旗在为“核高基”艰苦奋战时，其他国产操作系统的日子也不好过。

2006年，网友Dancefire在一篇技术分析文章中声称，银河麒麟（Kylin）与美国开放源代码FreeBSD操作系统5.3版本相似度在90%以上，涉嫌抄袭。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这是国产操作系统首次遭受如此大规模的非议。

银河麒麟也来头不小，由国防科技大学2002年研制，不仅具有军方背景，还是863计划重大攻关科研成果，在超算领域稳坐第一把交椅的天河超级计算机系列搭载的就是银河麒麟系统。

国产操作系统的立身之本就是自主创新，如果消息属实，为国产操作系统做出的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也将成为国外攻击的把柄。

然而严格来说，银河麒麟并非抄袭。

FreeBSD本就是完全免费开源的，允许他人修改并使用其源代码，但必须声明“修改自FreeBSD”。谷歌和苹果都曾对FreeBSD进行过修改。

一般基于BSD或Linux的操作系统很少修改系统内核。银河麒麟或因军方需求，对安全可控要求更高，核外工具环境基于Linux开发，内核的系统服务层则基于FreeBSD进行了改进和优化，添加了内核安全模块。

专业人士表示，相比一般的国产操作系统，银河麒麟的自主化程度相对较高，“如果能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不断提升自己的代码比例，替换国外开源代码，开发自己的内核模块，未尝不是一条好出路”。[4]

但是，银河麒麟错就错在好大喜功地声称，其内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事实面前，银河麒麟只能承认采用了FreeBSD代码，并非“完全独立开发”。

新闻一出，没有人关心背后科研人员做出的努力，大众只记得银河麒麟让国产操作系统名声扫地。

无奈之下，国防科大逐渐放弃了BSD内核版的银河麒麟，转而投向Linux内核的主流中。

国产操作系统有望走出的一条新道路就此断了。

2010年，银河麒麟与民营企业中标软件旗下的中标Linux操作系统正式合并，双方随后以“中标麒麟”的新品牌统一面市。

而“银河麒麟”的商标及知识产权等相关无形资产则被国防科大授权给了天津麒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标麒麟在合并后，连续八年蝉联中国Linux操作系统市场第一，但是主要客户仍为军政机关和企业，C端市场依然式微。

深度突围

雅虎创始人杨致远曾说过：“你永远、永远不要想和微软竞争。如果他们想和你竞争，你得赶快跑开，做点别的事。”

但在中国，有一群人没有跑开，反而向微软发起挑战。

这群人不像孙玉芳、倪光南等人手握政府科研资源，只能靠自己在市场上近身肉搏，杀出一条血路。

刘闻欢就是其中一员。

1999年，刘闻欢从湖北大学数计学院计算机会计专业毕业，与朋友尝试着做了一个Linux发行版，萌生出了研发操作系统的想法。直到9年后，这一想法才正式付诸行动。

2008年，他与一批Linux开发者Hiweed、王勇等人共同启动了深度操作系统Deepin项目。

最开始，这只是一个社区化运作的公益项目，团队成员基本上都是兼职开发。连续6年，研发资金都是靠刘闻欢个人掏腰包。长期以来公司只有投入没有收入，以至于税务机关一度怀疑其涉嫌洗钱而上门检查。[5]

不挣钱的事为什么贴钱也要干？

“因为理想和爱好才坚持做这件事。”刘闻欢说，开发中国人自己的Linux是团队的梦想。

在深度看来，把国外的操作系统简单修改就当作是国产，并不是中国该有的技术水平。他们想给世界证明，“只要中国人认真做，中国团队一定可以做到世界最好的开源技术和产品”。

为此，深度的研发团队付出了太多太多。深度联合创始人王勇曾在网上披露过一些艰难时刻：

写代码累到晚上要靠输液才能第二天继续上班；长期睡在公司，只有妻子抱着孩子来到公司楼下才能逼他回家；陪客户喝酒，吐了无数次仍要一口闷；甚至崩溃到不想再继续人生了……

王勇是深度的第一个全职开发者，1988年出生，没有上过大学，凭着一腔热爱自学编程，即便是在吵闹的打工车间里，也坚持写着代码，“感觉敲代码能让自己获得最纯粹的快乐”。

中科红旗和银河麒麟拥有强大的政府背景和雄厚的研发资金，尚未能在市场上取得真正的成功。深度作为自力更生的民营企业，面临的困难与压力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艰难，深度还是凭一己之力，再一次扛起了国产操作系统的大旗。

自从2009年发布第一个版本后，Deepin凭借易用、美观的特点逐渐积累了口碑，并在国际上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2011年，在全球已拥有数十万用户；进入全球发行版排行榜前100名；2013年，挺进全球发行版排行榜前50。

2014年，Deepin杀入全球发行版排行榜前20，终于开始商业化运营，获得了绿盟科技和360的8000万元投资。曾有国外巨头想投资或收购深度，都被拒绝了。

此外，刘闻欢表示，深度从来没有拿过政府任何项目或者课题的经费，但却凭借实力成功进入了中央政府的采购名录，同期在册的其余3家企业均有国资背景。

Deepin还是首个被外国政府拿去移植使用的中国操作系统，被誉为“中国最好的Linux操作系统”。

移动失利

2007年，谷歌发布了开源操作系统安卓系统（Android）。没有人意识到，在移动手机端，一个和微软一样可怕的对手正在悄然崛起。

同一年，43岁的陈锡源放弃了美国UT斯康达高级副总裁兼CTO的职位，选择回国创业。

他赶上了好时候。

当时，为了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国家不仅启动了政治级别最高的“千人计划”，还在政策及资源上向海归创业的小公司有所倾斜。

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陈锡源刚成立播思通讯没多久，便跟着中移动干了件大事。

2008年正是3G时代到来的前夜。12月12日，工信部首次明确了对3G牌照的发放方式。三大运营商都在抓紧转型布局。

为了继续保持2G时代的优势，中移动宣布推出首个国产手机操作系统OMS，将搭载OMS的定制手机命名为“OPhone”，意欲借此占据移动互联网的入口。

提供技术支持的“幕后英雄”播思通讯因此一战成名。

为了推广OPhone，中移动下了“血本”。时任总裁王建宙表示，已经备好了60亿元的补贴，誓要将OPhone做成千元机，成为3G时代手机市场的主导者。

这份勃勃野心源自于当时手机操作系统还处在群雄逐鹿的阶段——诺基亚塞班初显颓势，安卓的市场份额仅占5%，苹果iOS还不成气候，微软WP尚未面世。

一切皆有可能，中国还有机会。

可惜，中移动抢准了先机，却没能把握住。

媒体爆出OMS并非独立开发的操作系统，而是播思通讯为迎合中移动的进度做出的一个Android中国版。

随着安卓不断升级，OMS更新速度跟不上。用户开始吐槽，OPhone的合作手机厂商也纷纷倒戈安卓阵营。

中移动见大势已去，只好放弃了OMS。

同样落败的还有中联通2010年推出的手机操作系统沃Phone。

相较于OPhone，沃Phone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款独立国产手机操作系统，基于Linux内核，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但由于安卓系统此时已成功占据了大半个市场，力量单薄的沃Phone无抗衡之力。

2013年，同洲电子以2983.31万元收购了沃Phone研发团队，第二年脱胎出同洲960手机操作系统。

两大运营商本有机会改写国产手机操作系统的命运，然而历史已不能假设。

真正的历史却是，国产操作系统在当时一度成了笑话。

这背后，洒满了中国IT人的无尽惋惜。我们与Windows有着难以逾越的15年时间差，但与Android一度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却没能把握住机会。

尽管痛失了移动战场的主动权，但中国IT人并没有偃旗息鼓，战斗仍在继续。

战斗不止

2011年，阿里巴巴推出了基于Linux的手机操作系统YunOS。

时任阿里巴巴CTO、阿里云总裁王坚向马云第一次提出要做YunOS研发时，马云说：“我几乎是愤怒地惊讶于他的胆识。”

当时没有互联网公司想去碰操作系统。无论是从商业层面还是技术层面考量，这都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

果然，YunOS发布没多久，就遭遇了谷歌的狙击。

谷歌将YunOS定义为“非兼容版安卓系统”，并要求开放手机联盟成员禁止搭载YunOS。对于没有硬件只有软件的YunOS而言，相当于直接封杀。

好在，阿里顶住压力坚持了下来。

2015年12月，以手机出货量计算，YunOS装机量超过WP，成为全球第三大移动OS。如今已经更新到第六代，全球搭载设备超过2亿。

2017年9月，YunOS品牌升级为AliOS，不再跟着别人的步伐，开始探索车联网终端的新道路。2018年，AliOS装车量已达70万，当时超过了特斯拉。

王坚在《在线》一书中说：“我做YunOS遭来了很多非议，甚至比我这一辈子挨的骂还多，但我不后悔。”

80岁高龄的倪光南院士也一直在坚持。

明知自己的梦想在被人利用，明知会有人继续嘲讽看笑话，他依然选择燃烧自己的一生，不断尝试和努力，为国产操作系统的未来奔走呼号。

倪光南说：“车轮转起来了，一步步往前走，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呆在原地只会陷入死循环。”

默默耕耘的华为也在坚持。

2012年，华为在芬兰赫尔辛基创建了自己的手机操作系统团队，从20名工程师慢慢积累壮大。

2019年，华为被谷歌限制使用安卓权限。有幸于任正非当年的高瞻远瞩，七年前打磨的利器终于出鞘。

5月21日，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透露，面向下一代技术而设计的华为操作系统“鸿蒙”，最早将于今秋面市。该操作系统打通了手机、电脑、平板、电视、汽车、智能穿戴，统一成一个操作系统。

如今，华为手机出货量已超苹果，排名全球第二，终于有一款国产系统不再是无根之花。

早在2003年，有人建议在病榻之上的孙玉芳写一篇“红旗倒下之后，中国软件业会怎样”的文章。

孙玉芳笑着说：“还没有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Linux在中国没有倒，还有希望；只要有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1]

参考文献：

[1]《中国开源软件的风风雨雨：怀念我的老师孙玉芳》胡才勇

[2]《政府正版采购微软出局，微软高层斡旋无功而返》京华时报 皮钧、侯磊

[3]《中科红旗身后事：过度依赖政府采购，股东内斗》财经国家周刊

[4]《麒麟系统为何饱受非议？》雷锋网

[5]《专访深度科技公司总经理刘闻欢：因理想而生的国产操作系统》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