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借若干“元话语”，尝试提示符号与政治的问题，从不起眼的寻常符号，一步步落脚到话语、权力、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从意识形态到文化政治的研究虽然千头万绪，纷纭复杂，但追根溯源都离不开一套符号及其有机运行。特别是若干“元符号”或“元话语”，更是日入日深地形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权力话语谱系，如同古代中国的“仁义礼智信”，五四时期的“德先生”“赛先生”。

这里想谈的问题简单说涉及“名实关系”，名是符号，实是政治；由此推开来，名是理论，实是实践，名是思想，实是现实，等等。众所周知，名实关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问题之一。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就此而言，如今名实面临两种脱节，一是名实不符，一是名实背离。名实不符，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不尽一致；名实背离，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完全背道而驰。这里指的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而是意识形态方面更普遍、更深层的社会潜意识或政治无意识。

政治与符号的界定

关于政治，众说纷纭，本文仅指一般意义的权力关系以及支配关系，特别是常见的“软硬兼施”。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如果说文化艺术、学术理论、新闻媒体等意识形态言说属于和风细雨的软道理，那么军队、法院、监狱等就是暴风骤雨的硬道理。无论天下归心的软道理，还是师出有名的硬道理，都基于一套有理有据的说辞，即符号及其运行，如同奥斯卡最佳影片《勇敢的心》里的那声嘶吼——“freedom”。

本文所谈的符号不是一般性的符号，而是指形塑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的“元符号”。以葛兰西、阿多诺、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思想流派认为，现代文明首先体现为一整套文化霸权的柔性运作，也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心悦诚服，而这一切往往体现为若干核心符号即所谓元符号能够深入人心，如自由、平等、博爱等。一句话，所谓霸权、软实力、意识形态等，说到底无非以符号之名，行政治之实。因此，现代政治尤其注重“必也正名乎”。

程巍在其博士论文《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中，讨论了一组西方当代社会的符号变化，令人深思。上世纪60年代，西方发生了一场波及广泛的“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的成果按照程巍分析，就是已经夺取政治经济权力的资产阶级终于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此后，意识形态的重建工程便随之展开，这个工程恰恰是从貌不惊人的符号开始的，并以所谓价值中立的去政治化形式出现。比如用“白领”替换“小资产阶级”，用“蓝领”替换“工人阶级”，用“全球化”替换“西方化”“殖民化”。拿典型的“中产阶级”替换“资产阶级”来说：

本来，“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和“资产阶级”（bourgeois）是同时出现的词，是英国贵族和法国贵族对新崛起的市民阶层的命名，与德语中的“市民阶级”（Bürgertum）同义，当初都带有贬义色彩。它们在法语和英语中分别还有一个更带讥讽意味的同义词——“nouveaux riches”“newly rich”（“暴发户”，又译作“新贵”）。

但60年代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却成了两个词：前者被认为是一个左派政治术语，是一个历史词汇，由于它已经渗透了左派意识形态、历史罪恶和历史联想，因此实际上被“价值中立”的新社会学废止了，免得它激发政治意识。60年代之后，我们难得再看见这个词，除非是在历史的意义上。另一方面，“中产阶级”这个词却流行开来，变成了一个中性词，后来就越来越获得了一种褒义。^[1]

“建政”“党媒”的名实之辩

我们再来具体讨论三个类似的、关乎重大名实问题的“元符号”，即建政、浩劫和党媒。不知起于何时，“建政”一名日渐流行，据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是建国而是建政，因为中国早就建立了，所以不能称为建国。这个问题除了隐含的政治立场与学术倾向，也涉及符号及其意指。“建国”还是“建政”，既关乎符号，更关乎政治。首先，需要考察一下“国”，什么是国，什么样的国，符号之国与实际之国等。从字面上看，上古的“国”是指都城，所谓“中国”乃指国都，或者“中心城市”，而现代意义上的“国”称为“邦”，即鲁迅名篇《“友邦惊诧”论》之“邦”，如今常说的“邦交正常化”之“邦”。由于刘邦成为汉朝开国皇帝，为了避讳，汉代以后，才改用现在的“国”字。

从内涵上看，问题就更大了。李零在《我们的中国》里写道：“中国是个高度统一而且连续性很强的大国。苏秉琦的古国-王国-帝国模式是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他说的‘古国’是指三代以前，‘王国’是指三代，‘帝国’是指秦汉以来的中华帝国。”^[2]这个三段论模式延至近代，又有广义的“民国”，即古国-王国-帝国-民国。可见虽然都是中国，但内涵大不一样。对此，任继愈也曾提纲挈领地指出，中国五千年历史有两件大事，一是建立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国家，一是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前者可以称为古代中国即“旧中国”，后者则是现代中国即“新中国”。这两个中国一方面固然一脉相承，正如李零提供的一组数字所示：

西汉平帝时，人口近6000万（59594978），县、道、国、邑近1600个（1587个）。清代，人口约4亿，府、厅、州、县约1700个。现代中国，人口约13亿，县、市2300个。案：现代中国，如果减去今东三省、内蒙古、青海、西藏的约500个县、市，大约还有1800个县、市，和汉代的数字很接近。^[3]

另一方面，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又有本质性区别，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一个精英当家作主，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精英当家作主的古代中国，则百姓为草民，为草芥，甚至为人鬼，就像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的演讲中宣扬的：无数的人在这个世界默默走过，无声无息，唯有六类他说的英雄可以“指点江山”，甚至“作威作福”。而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中国，则百姓不仅为人，而且为主人，国家的主人，历史的主人，命运的主人，“从前是马牛，现在要做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之谓也。当然，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还在建设过程中，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还需继续奋斗，就像十九大规划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但无论如何，1949年，一个人民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无疑地建立起来，所以理所应当称为“建国”，而非莫名其妙的“建政”。如果“建政”成为新中国历史叙事的元话语，那么，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基石也就摇摇欲坠。

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元话语还有所谓“纳税人”“公民社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主体是人民，即人民主体，诸如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人民银行、人民铁路、人民医院、人民公园、人民大学、人民文学、人民音乐、人民日报、人民广播等，无不凸显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主体与政治意味。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更是高扬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而纳税人则貌似一个中性化概念，“为人民服务”也演绎成“为纳税人服务”。由此一来，中国政治与美国政治好像没什么区别，“新中国”与“旧中国”也没什么不同了。所以，“人民”还是“纳税人”，“人民社会”还是“公民社会”，都颇堪究诘。^[4]

再看“浩劫”。同样，“文革”固然是中国道路探索中的严重失误或错误，但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否定，十年的成绩不能否定。

2016年“文革”发生50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引人注目的核心观点是：《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文化大革命”运动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文革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5] “十年文革”作为一种政治上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已经彻底否定了，但并不意味着“文革十年”的全部经济建设等历史也就此一笔勾销了。事实上，在国家政治生活比较“乱”的情况下，十年间亿万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同样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包括两弹一星中的氢弹、导弹、人造卫星，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农村赤脚医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建交、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王蒙的茅盾文学奖作品《这边风景》、钢琴协奏曲《黄河》、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发展为后来中国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对此国内外均有翔实的科学研究，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锐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并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他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普及教育、工业化、农村集体工业萌芽，都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也是后来乡镇企业萌芽发展、农村工业化开始的先导。他特别分析了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唯有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能够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他发现的秘密是，中国吸引外资的并不是其巨大且极其低廉的劳动力——这个条件印度等很多第三世界大国都具有——而是这个劳动储备的高质量——包括健康状况、教育程度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6]

再来谈谈“党媒”。这个概念本身所来何自，作为一种专业性元符号起于何时，同常说的“媒体”、“新闻媒体”等是什么关系，似乎是笔糊涂账。如果党媒一说成立，那么是否意味着还有非党媒？如此一来，顺理成章的逻辑是不是就成为党媒有党媒的规矩，非党媒有非党媒的章法？如果党媒成为一种元话语，党媒自然必须听党的话，对此谁也没有异议，那么，党媒之外的媒体呢？是不是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或者听其他方面如资本的话呢？如同党指挥枪，中国媒体自来也无一例外听从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也是中国或者说新中国新闻传播一以贯之的铁律。然而，随着党媒以及隐含的非党媒概念，这一铁律似乎可以突破了。即便事实上还不可能也不允许，但党媒与非党媒的符号意指却在名义上使之名正言顺了。与此相似，英美媒体多是资本主导，私人出资，那么，为什么他们从来不说“资媒”“私媒”，相反，这些年倒是频见天花乱坠的“公共领域”“公共媒体”“专业主义”。

作为概念，党媒或许是党报的一种自然延伸，姑且假定如此，还是存在令人困扰的名实问题。首先，秉承马克思主义、立足革命传统的党报，与“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一定位息息相关。党性与人民性不仅是理论上的有机统一，而且是实践中正心诚意的身体力行，从范长江、邓拓到穆青、范敬宜、南振中一以贯之。而“党媒”显然突出党管媒体的意味。王维佳的分析令人深思：

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中，“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是两个最常被提及，也是最为核心的概念。这两项要求的统一，或许是新闻业“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基本合法性所在。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产生历史过程的简单梳理，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两个问题：首先，仅用“党性原则”和“党管媒体”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是有失偏颇的，“群众路线”是这个革命政党宣传理念中更原始、也更根本的核心部分，这是传播领域“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灵魂所在。

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党性原则”这一政治要求具有工具性质，如何更好地说明和印证自身，我们党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非常宝贵的经验，这就是必须和“群众路线”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离开了“群众路线”这个灵魂，媒体行政管理体系的活力和效率都很难保证。历经近百年的变革，从革命、建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改革、发展，中国的时代背景、党的使命、社会结构、媒体性质、传播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仍然是当前中国传媒治理理念中最核心的政治语汇。^[7]

其次，党报与“党的新闻工作者”这一主体密不可分，包括新闻工作、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无不有机地关联着这一主体，而这一主体的唯一神圣使命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说，党报固然在凸显党的领导、党性原则等，但其中牵连的一系列理论、实践、传统则早已赋予这一能指以“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之所指。正如1945年胡乔木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讲话《人民的报纸》所言：“报纸能最高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就是报纸有最高的党性……也只有这样的报纸才能是一个党报或人民的报。”所以，一提及党报，自然联想到马克思的“热情维护人民自由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以及《解放日报》改版、“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工农兵通讯员、“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的党报记者等。至于“党媒”，在媒体市场化的背景下，在世界观、价值观、新闻观的失魂落魄中，不知道是有益于正本清源，澄清混乱，扭转局面，矫正方向，还是可能进一步加剧理论与实践的迷失错乱？尤其令人困扰的是：一边是专业主义话语在业界学界大行其道，一边又是党媒话语的异军突起。

警惕“去政治化的政治”

如上案例无不关乎名实问题，也涉及符号与政治，看似寻常却奇崛，深究起来意味长。韩少功为刘禾的《六个字母的解法》作序时说得好：“去伪存真，见微知著，很多学者要办的不就是这种思想史上的大案要案？不就是要缉拿文明假象后的意识形态真凶？”^[8]所谓意识形态真凶，在上述讨论中就是元符号，或者说习焉不察而视为常识的潜意识、无意识。而没有这些貌似常识的元符号、元话语，就没有意识形态的生成。换言之，建构新的元符号、元话语，也就是建构新的意识形态。诸如建政、浩劫、纳税人、国际化、中产阶级、公民社会等，都堪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意识形态的元符号、元话语，由此悄然形塑了一整套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

去政治化的政治，听起来绕口，说白了还是政治，只不过是另一路政治，这种政治声称不讲政治、远离政治，而结果却像南非大主教图图讲的一个故事：“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等我们张开眼睛时，发现一切倒了个个儿：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与之相似，当初我们掌握着政治支配权与文化领导权，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行思维流行语不断提示：远离政治，不讲政治，学术的事情归学术，政治的事情归政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于是，我们开始只谈学术，不问政治，亲近学术，远离政治。几十年下来，发现情况就像图图大主教的故事，攻守之势异也。如今，我们手里倒是不乏人云亦云、自娱自乐、不痛不痒、为做而做的所谓学术，而他人手里则日益多见“一言九鼎”“言出法随”的文化支配权或领导权。眼看一套元话语建构的新意识形态若隐若现，包括新闻学的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奠基于人民当家作主的话语体系及其权力关系也日渐陷入危机，而以甘惜分为标志、为典范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更是早已风雨飘摇。

最后，谨向2016年年初仙逝的百岁老人、一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大家甘惜分^[9]致敬。

注释：

[1]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北京，三联书店，2006，第461页。

[2]李零：《我们的中国·茫茫禹迹》，北京，三联书店，2016，第122页。

[3]同上，第44页。

[4]参见喻权域：《为人民服务，还是“为纳税人服务”？》，载《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2期。

[5]任平：《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7日。

[6]胡新民：《关于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的若干补遗——新中国辉煌三十年》，载《党史博采》2016年第3期。

[7]王维佳：《“党管媒体”理念的历史生成与现实挑战》，载《经济导刊》2016年第4期。

[8]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韩少功“序言”，第8页。

[9] 甘惜分，1916年生人，四川邻水人。著名新闻理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首批荣誉一级教授。2016年1月8日，甘惜分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作者简介：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文章来源：《经济导刊》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