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熔融焊接工——“大国工匠”高凤林工作照） 

    编者按：八级工制度可能难以照搬，但它所体现的导向值得思考。表面上只是尊重技能人才，实际上是真正的尊重劳动，真正的尊重劳动人民，真正的尊重并释放劳动人民的创造性。

    更深处讲，它尊敬的是一个人对这个国家社会的功勋和贡献，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应当与他对这个国家社会的贡献成正比，真正的尊重就应该等于待遇，就应该等于荣誉，就应该等于社会地位。当将此形成公平的制度和向往的风气时，我们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创新将如泉喷涌，不惧任何阻挡！

    近些年，社会学界做了不少有关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如陆学艺教授的“十阶层理论”，孙立平教授的“社会断裂论”，还有笔者提出的“倒丁字形社会结构”等。这些理论虽然视角不同，但都承认我国有一个巨大的社会中下层，特别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民群体始终居于低位。任何社会，如果底层过于巨大，多数人处在下层或中下层，对于社会稳定都是一种威胁。前一阶段，泰国的“红衫军”事件就从侧面告诉我们，底层巨大的社会，是随时潜伏着社会危机的。所以，怎样改变以中下层为主体的社会，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最大难题。

　　中国社会的底层不能太大

　　迄今为止，我国社会巨大中下层群体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农村户籍人口仍然占到全社会的55%，也就是说，农民群体是导致金字塔结构的主要原因。目前，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已经有1.5亿以上，加上乡镇企业工人，农民工人数已经超过2.6亿。不过，研究证明，农民工即使进城打工，从事工业劳动，他们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并没有明显变化。特别是在城市里，他们始终处在下层的位置上。虽然政府出台了很多帮助农民及农民工的政策，但还没有相应带来农民及农民工地位的提高，阶层间的差距在继续拉大。

　　实际上，农民工是我国各个劳动力群体中，最具年龄优势的群体。2007年，笔者曾在全国9个省（包括直辖市）进行了一项对于城市农民工群体的调查，发现农民工中年龄在17岁至45岁的，占到了88%。青年有活力，壮年既有能力又有经验，他们都是最有劳动能力的群体。同时，通过数据分析，笔者发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均GDP，与农业流动劳动力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农民工流入比例，与该地区人均GDP的相关性最强，高达0.76。这说明农民工对各省级行政区人均GDP的社会贡献最大。因此，美国《时代》周刊将中国工人评为2009年年度人物，肯定他们是中国经济保八的功臣。

　　既然农民工年龄有优势，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又巨大，为什么他们在社会地位的竞争中却处于劣势？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思考现有制度中的问题了。

　　农民工处在“有技术无地位”的社会劣势地位

　　公正的制度，使每个人都有竞争和上升流动的机会。而不公正的制度，则是上升机会向某些社会成员倾斜，而对另一些社会成员构成歧视。农民工群体平均受教育程度低，这是事实，但这不等于他们的技能低，也不等于社会对这些技能的需求低，更不等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就应该低。我认为，目前我国制度安排中一个突出问题是，没有为农民工具有的技术优势设计出良好的上升通道。这导致对各地GDP贡献巨大的农民工，却总体处在“有技术无地位”的社会劣势位置，这正是我特别想强调的观点。

　　其实，农民工的劳动是有技术含量的。“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以及各地的工程、各类产品都能证明，很多农民工应该属于“高级技术工人”。不过，这都是“集体成果”，其技术地位含量很难落实到农民工个人身上。而个人要获得技术地位，就需要凭借社会的“专业技术证书制度”。例如，一个人被认为是专家，人们是依据他的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编审、主任医师、教授、讲师等等。只有得到社会制度认可，一个人才可能获得相应的地位。

　　在我国，农民工与“专业技术证书制度”的关系是什么呢？从形式上看，政府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建立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由各地的人力资源机构颁发“职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共分五级，涉及各个行业。但是，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工，都没有获得过这种“职业资格证书”。在经济发展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明明完成了高水平的专业技术劳动，但却基本上没有获得被社会认可的专业技术证书，难以进入中产阶层。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如果将中产阶层分为“中产上层”、“中产中层”和“中产下层”的话，技术工人群体一般处在“中产阶层下层”位置上。这个“缓冲带”阶层是很重要的，它是中产阶层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为社会下层提供上升流动的机会。因此，它也是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在一些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国家，高级“蓝领”工人的工资是很高的，社会地位也是不低的。

　　农民工这种有技术无地位的“地位上升滞后现象”，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从我国社会结构看，迄今最大的问题是“中层欠缺”，下层巨大。如何使有专业技术、技能的农民工，通过成为“高级技术工人”这一环节，上升到社会中间阶层的位置上，是未来决策亟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一线劳动者理应受到尊重

　　历史证明，1956年制定、后经过修订的企业八级技术等级制度，曾在工人技术等级分层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八级技术等级制得到企业工人和全社会的普遍认可，那时的一个“八级工”，很令人羡慕，其工资甚至能超过厂长。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许多经历过八级技术等级制度的人，至今都承认那个技术分层非常成功。他们说，当时一个人，不要说成为“八级工”，就是评上“五级工”、“六级工”，在企业和社会都有很高地位，而且他们的技术水平确实高超。

　　实践证明，八级分层制度的技术标准明确、清晰、可考核、可操作，社会效果也较好，体现出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差异，更有利于引导中国工人追求高层次、高水平的劳动技能。

　　同时，从实际效果看，新的五级职业资格制度并不成功，使得我国原来具有社会分层意义的工业技术等级制度，受到致命冲击，缺乏对一线劳动者的尊重。八级技术分层比当前的五级技术分层，更能鼓励一线的高水平劳动者的自豪感，促使人们更加积极地追求更高的技术地位，也让社会公众对高技术层产生尊崇之心。

　　可见，目前的技术证书制度对于我国大多数农民工是无效的，亟待变革。因此，应当恢复建立八级职业技术分层制度。虽然表面上看，考级等技术分层措施让农民工分化了，似乎很不公正，但这正是竞争公正的制度建设。农民工技术分级，是中国社会走向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的关键一步。

　　因此，笔者主张，在农民工培训和技能考级方面，国家应给予较大的财政补贴，大大降低农民工参加技能考试鉴定的费用。同时，还可以组织和推广技术等级竞赛和“技术大比武”，对高技能水平的劳动者给予奖励和认证，通过宣传这种竞赛，在全社会塑造具有高水平技术技能者的社会地位。让有技术的农民工进入专业技术阶层，既符合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社会结构演变的惯例，也会有效提高农民工学习技术的积极性。一旦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接纳农民工进入有专业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我国社会结构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进而有利于实现中国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 

▲（作者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文章来源：环球时报2011-05-26）

补充阅读：技能人才“八级工”制度

1956 年，在工业建设为基本任务的大背景下，全国为消除工分制的弊端，将工人的技术等级和工资挂钩，按照产业分为八级工制。由此，“八级工”便成为人们心目中技艺精湛、精工细作的顶尖工匠的代名词。

一段对八级工师傅的回忆录里提到某位著名的八级工Z师傅，“有一个绝活儿，全厂上万个零配件，Z 师傅不看图纸、不看账本，能够随口说出这个零配件的安装位置、规格尺寸、加工要求、库存数量、库存位置、生产厂家等。”当时甚至有一句歇后语“八级工拜师傅——精益求精”。

在当时很多工厂中，具备很强的学习能力和钻研精神的八级工们，实质上承担了生产现场工程师的职能。在以精益制造闻名的日本工厂中，正是现场工程师这一角色确保了生产现场能灵活精准地实现产品设计中各种苛刻的技术要求。

在工厂这个小社会里，八级工不仅是年轻人心目中的明星，甚至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有些工厂引进最先进的机器，只有一些八级工有权操作，普通的学徒和工人摸一下都难，即使是厂长想碰都得先获得八级工们的批准。

工厂里的年轻学徒工们很少有“赶紧脱下脏兮兮的工作服”进办公室的念头，常常将成为八级工作为自己的职业目标。对新工人而言，成为八级工称得上一条攀登技术高峰和发展综合能力的漫漫之路。上世纪50 年代初，大连机械厂施行八级工制度的时候，对各级工资标准所需要具备的技能可见成为八级工的要求之高：当时规定，一级工、二级工分别为学徒和帮人工作者；能独立完成一部分熟活的工人为三级；而到了七级，就要具备一定领导能力、有熟练的技术，还要懂数学。

一旦成功跃身为八级工，不仅是一种荣耀，还可以获得令人羡慕的收入。在辽宁的一个县里，收入最高的公职人员——县长一个月也不过117.5 元工资，而一位印刷厂的八级工能够拿到91.5 元的月工资。

“当学徒的拜师傅，往往先打听这个师傅是几级工”——这些几十年专心从事技术工作、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老师傅可称得上那个年代“最吃香、最受人尊敬的职业”。

八级工制度一直延续到1985 年的又一次全国性工资改革时期，许多企业开始试行浮动工资制、结构工资制、岗位工资制等基本的工资制度，八级工制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八级工制度无疑是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的一个未成熟阶段。然而从昔日的“八级工”身上，可见一种今天日渐稀缺的技术工人的优秀特质——视手艺为一生归宿。对中国企业而言，如今屡见不鲜的“缺乏高级技术人才，导致不敢接国外订单”的现象正是“八级工精神”失落后的显现。（材料内容来源于《中国人才》杂志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