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愈来愈为世人所瞩目，国内一些经济学者不再满足于西方政治经济学不断误读、误判中国经济现实，开始公开讨论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建设问题。
今天，我们回顾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建设路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体上雷声大，雨点小。不仅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尝试没有显著的成果，基于中国现实的经济理论建设，除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这样模糊的概念之外，其成绩亦乏善于陈。 中国本土经济学建设中的拿来主义 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建设理路无非两种，一种将外来的经济学拿来，并将这种经济学中国化。 笔者认为，在这一方向上，1980年代以前，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西方舶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土化最为成功。以陈云、薛暮桥为代表的这一代经济工作者，不仅基本解决了中国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还通过自身的积累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没有通过西方式的野蛮掠夺实现工业化，这简直是人类政治经济史上的奇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太多可圈可点之处。 19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种经济学上全盘西化的思潮在理论界漫延开来，他们不顾中国现实，一味照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政府不按照他们的本本去做，他们就骂政府改革不到位；普通民众的生活受到了他们本本主义的伤害，这些人就劝百姓忍受“改革的阵痛”，言外之意，阵痛之后，就会有幸福的“胖娃娃”诞生。问题是，百姓等来的只是高涨的房价和越来越少的发展机会。于是二十世纪初反思改革的声音不断，媒体开始公开抨击这些经济学家，一段时间，他们尽乎成了人人嚷打的老鼠。这些人最大的成绩是几乎垄断了大学经济学课程，并通过师/生链条将迷信西方的新蒙昧主义广泛传播出去。至少在今天看来，这种趋势是难以抑制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用中国本土经济学代替翻译过来的、与中国现实几乎无关的当代西方经济学。 那么过去几十年来全面引入西方经济学为何注定会失败呢？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最为关键： 首先是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经济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经济学不可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具有普世性。比如日本，它“脱亚入欧”很早，但其经济理念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阐述的经济学理论完全不同，整体上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在日本的朋友讲，日本经济学家更注重从现实出发解决实际问题，这也是日本经济能够长期领先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是中国的消费习惯与西方迥异。20世纪，随着西方消费主义的兴起以及西方生活方式的全球化，中国传统勤俭持家、勤俭建国的消费传统遇到相当大的冲击，但这种观念在现实生活中仍有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中国福利体系尚在建设过程中的情况下——储蓄率高就是一个明证。大家知道，消费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础概念，如果消费习惯不同，必须影响到诸多经济政策的现实效果。 最后是中国具有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经济传统。比如中国从周代起就坚持土地国有、盐业专卖，市场经济，其间也有过大的政策变化，甚至还“剪过资本主义尾巴”，但这类政策持续时间较短，又马上恢复了常态。再比如，中国有大量国有企业，所以市场对利率的敏感度就与西方以私营企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迥异，后者对利率的涨落更为敏感。 基于现实经验的中国本土经济学 本土经济学建设的另一种方式是基于中国人数千年积累的丰富实践和理论成果，于其中融会贯通，在西方经济学已经远离经济现实的的大背景下，开拓出一种崭新的经济学来。笔者认为，基于现实经验的中国本土经济学需要充分汲取以下三种思想资源： 一是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轻重之术有如中医中的《黄帝内经》，其理论代表了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原理，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我们绝不能因为它成熟于战国时代，就认为建设中国本土经济学时，不再需要将之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或者以我们生活于工业时代为由，就抛弃轻重之术。持这种观点的人看不到，难道工业时代的市场性质与农业时代的市场性质有本质区别吗？工业时代的货币与农业时代的货币有本质的区别吗？没有啊！想一想，如果我们在中医中抛弃了《黄帝内经》，中医会变成什么呢？ 常平仓政策是一种典型的轻重之术，在20世纪30年代由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引入美国，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美国农业政策的基础。不幸的是，常平仓制度在中国早已经鲜为人知。1943年，宋美龄到美国筹集抗日战款，罗斯福总统曾亲自告诉她美国的农业政策“部分”（实际上是“核心”）来自中国，竟搞得宋美龄一团雾水。华莱士在1943年2月25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当天会谈的内容，华莱士写道：“蒋夫人告诉我她对农业是多么地感兴趣，她已经听总统讲，我们的农业计划部分根据的是中国哲学。然后我就告诉她我是如何从一本书，‘孔子的经济原理’得到‘常平仓’概念的。”[1]这里华莱士说的《孔子的经济原理》，指陈焕章博士的《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一书，英文名是“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原书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1年出版，笔者和美国的陆寿筠先生合作译出了中译本，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 史学家钱穆对国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为大为恼火，他讲了这样一则故事，“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 ”[2]这里钱先生说的“汉代的平准制度”就是常平仓。 钱穆是一代史学大家，学识之渊博，令人惊叹，但在写《如何研究经济史》时竟然也没有提到轻重之术，甚至连《管子》这本书都没有提到，研究中国经济思想不提《管子》轻重诸篇，足见中国本土经济理论实在被人遗忘太久！[3] 除了农业政策，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也深深影响了美国的金融政策，最重要的当属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简称FDIC）的建立。作为美国国会建立的独立联邦政府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通过为存款提供保险、检查和监督金融机构以及接管倒闭机构，以维持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FDIC成立于1933年，1934年1月1日开始提供存款保险。FDIC总部位于华盛顿，并在亚特兰大、芝加哥、达拉斯、堪萨斯、纽约、波士顿、旧金山设有分支机构。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制度原型是清代广州十三行的“保商”制度，通过将连带责任制度应用到经济领域，这些行商不仅承担约束外商、保证关税上缴等责任，还在行商之间有连带责任，假如一行倒闭，全体行商要共同分担其债务，包括对外商的债务。荷兰汉学家包乐史（Leonard Blusse）明确指出，这种制度是1829年纽约设立“安全基金”（the Safety Fund）的样板——而“安全基金”是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存款保险计划之一，也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雏形。在 “安全基金”的倡导者佛门（Joshua Forman）写给纽约州长的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Forman）的一封信中，佛门对这一制度进行了说明：“让银行对彼此而言变得可以信赖的适当性，可以从广州的行商身上看出来。在那里，一群各自行动的人，在政府的允准下拥有与外国人交易的排他性权利，同时在彼此生意失败时，对彼此的债务是可依赖的……这个抽象的公平原则已经经过了70年的现实考验，而在其下行商的连带已经获得了全世界的信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以超越它。将这个原则调整并使其适应我们共和体制的温和特质，就成了这个系统（译按：指“安全基金”制度）的基础。”[4] 轻重之术解决中国问题是有效的，解决美国的问题也是有效的；轻重之术解决过去了的问题是有效的，解决未来的问题也是有效的——一阴一阳之大道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中国本土经济学建设需要汲取的第二种重要思想资源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在中国革命血与火的长期斗争中，在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一种将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经济学树立了起来。多年来其成就长期被人忽视，倒是那些靠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的“鹦鹉知识分子”成了经济学家，经济学名流！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济理论和实践中有太多革命性的经济学理论，我们仅指出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首先是综合平衡思想，这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它将国民经济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各个经济部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之间是紧密联系、互相制约、互为条件的，只是实现了经济系统整体上的动态平衡，经济才会获得长期稳步快速的发展。综合平衡思想是均平原则在现代工业大生产时代的具体应用，是轻重之术这一经济学的“经”的现代表现形式。 一生从事经济工作的薛暮桥在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中指出：“综合平衡是我们计划工作的首要任务。我们在扩大地方、特别是企业自主权的时候，必须同时抓紧全国财力物力的统筹安排，保证生产与需要之间的平衡。综合平衡的根本任务，是正确安排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反映这种关系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这些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我们搞综合平衡，不可能一个一个地抓成千上万个实物指标，而只能是提纲挈领，着重抓几个主要指标。具体来说，首先是抓财政平衡、信贷平衡，其次是抓产品供需总量（社会产品总产值）的平衡。在扩大了国际经济联系以后，还要加上一个外汇平衡，即国际收支平衡。”[5]近几十年来，我们迷信西方以及西方戴着经济学专家面具的政客和间谍，外汇收支严重失衡，积累了太多的外汇——即使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标准，也太多！ 另外，在对货币的认识上，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坚持轻重之术的资币平衡理论，不通过金银，将人民币同各类产品直接联系起来，从1950年至1980年代初，物价稳定维系了30年以上，为中国建设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同日币和法币的斗争实践中，我们发现了纸币时代“良币驱逐劣币”的规律，这一发现对于人类经济史来说是革命性的。[6] 薛暮桥对迷信西方的“拜金主义”，即人民币一定要同黄金挂钩的观点批评道：“我们的人民币可以不通过金银的中介，而同各类商品直接联系，办法是以若干种社会产品的综合物价指数来作检查币值的标准。我们在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就取得了用物价指数来检查币值的初步经验。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由于受国民党政府十多年恶性通货膨胀影响，人民对新发行的人民币还缺乏信心。我们曾经用粮、布、煤、油、盐五种商品的综合物价指数（当时称为“折实单位”）来作为发放工资和偿还债务的标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多年来，我们一直根据许多种主要产品的综合物价指数来作调整物价和决定货币发行数量的标准，从而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不用黄金一种商品的价格，而用多种产品的价格（综合物价指数）来作检查币值高低的标准，是货币制度的新的发展。”[7]人民币不仅不能同黄金挂钩，更不能同美元挂钩。1994年后，我国外汇占款大量增加，我们必须警惕！货币的本质是什么，人民币的本质是什么？在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上，经济学家有责任作出明确的回答！ 除了以上两种理论，在商品与货币的双向调节上，在行政管理工作与经济管理的相互关系上，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亦积累起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这里不再详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薛暮桥先生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 笔者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改革开放是有理论准备的，不是纯粹的“摸着石头过河”，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济理论和实践。我们忽视它，就是忽视历史现实，那就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闭着眼睛过河”！ 中国本土经济学建设需要汲取的第三种思想资源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清楚，现实中西方经济学不同于西方政府的经济实践，西方政府在制定具体经济政策时，常常抛开自己的经济学理论，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为了自己的利益，西方人甚至为其他国家“编造”经济理论，这点需要我们特别注意。 在西方世界，他们自己也在反思经济学的发展，比如其去政治化，去伦理化，过度数理化的现象，就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界还发起了经济学改革运动。所以我们对五花八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盲从，只能作为参考——从学术范式到学术概念，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中国有用的我们要，有害的就坚决不要！ 关键是，我们要基于数千年本土经验，脚踏实地，总结出能解释中国经济现象、为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指导的本土经济学。
（作者简介：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在《国富新论》“后记”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注释： [1]转引自李超民：《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对美国新政农业立法的影响》，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03期。 [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0~31页。 [3]同[2]，第57~74页。 [4]包乐史：《看得见的城市：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赖钰匀、彭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61~62页。 [5]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68页。 [6]参阅《薛暮桥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51~159页。 [7]同[5]，第118页。
（作者简介：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在《国富新论》“后记”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