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少数西方国家把持的国际话语霸权体系的推动下，西方民主被包装成“普世价值”，并上升为少数西方国家向全世界输出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与道德依据。然而，这种所谓“普世性”民主，与西方社会内部存在的民主赤字之间，却存在着巨大反差。在西方国家自身的社会政治实践中，民主并没有始终如一地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西方民主赤字产生的根源，在于其民主制度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均存在明显缺陷。

一、普通民众难以真正参与政治决策

西方民主在实际操作中集中表现为多党竞争的民主选举，它围绕选举国家领导人而展开，表现形式单一。在这样的民主体制之下，民主的任务主要限于每隔几年举行一次政治选举，领导人一旦走马上任，民主的使命也就基本完成，下次选举时才有机会再度登场。而在两次选举之间漫长的时间段中，除了为下次选举进行准备工作之外，对于其间发生的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事情，民众大多无权参与，由此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民主的真空时段，民主赤字也就由此产生。　　

把民主简单化地与政治选举挂钩，民主的内涵过于片面与狭窄，这是西方民主明显的内在缺陷。民众行使民主权利的多种方法与渠道，都被限定在投票选举这一特定环节。然而，选民通过选举只能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这些意愿最后能否转化为现实，并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举凡大政方针，包括对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权、解释权、执行权与监督权, 都牢牢掌握在官僚政客及其幕后的垄断资本集团手中。其间，各大利益集团竞相博弈，花样繁多的潜规则和暗箱操控，取代了民主原则和民主程序，成为政治决策的主要考量。普通民众被排斥在国家日常政治生活之外，对国家政治走向以及政府决策的影响力非常有限。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与民主问责，更是无从谈起。这明显背离了民主的本意与初衷。　　

美国著名学者弗罗姆很好地揭示了西方选举民主的局限性。他认为，选举并没有能够改变普通选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无足轻重的地位：“每个选民除了靠选举对政治官僚的决定施以限制和督促之外，他不可能参与决策。选民一旦投了票，便把自己的意志转交给了代表；而代表则惯常是根据自己的职业兴趣，掺合着责任感，来行使这种意志，但选民也拿他没有办法，只有等到下一次选举到来时再决定是否要换掉这个代表……” 弗罗姆总结，正如资本主义劳动异化造成人的异化和社会的异化一样,“现代民主制度所表达的选民意志也是一种异化的表现形式”。 　　

西方民主选举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来自于选民积极主动地参与投票。但是，民主选举制度越来越难以激发民众的政治热情,民众的不满就通过拒绝参与的方式表达出来，政治冷漠成为西方社会的通病。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世界各民主国家的投票率都屡创新低。近年来美国大选投票率一直处于持续下降趋势，据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2016年的大选只有55%的选民参加投票。连年降低的民众参与度，无疑将严重动摇西方民主制度的根基。

二、只是少数人的民主

西方民主虽然号称“普世”，但是西方统治阶级所认可的民主原则，却仅仅适用于公共政治范畴，其他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特别是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经济领域，则成为民主的禁区。资产阶级掌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和企业的经营活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由于生产关系的高度专制性，每个社会生产单位实行的是非民主化管理，普通劳动者缺乏劳动就业和经济收入等方面的稳定保障，曾经是工人权益后盾的工会组织作用式微，工人的民主权利受到很大限制，这对大众民主的政治参与范围和参与程度都是消解因素，大量的民主赤字也因此而生。

经济领域之所以成为民主赤字的重灾区，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保护私有财产被视作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准则，并凌驾于民主原则之上。经济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 却被划归私人领域，名正言顺地赋予了资产阶级实行专制独裁的正当性，西方民主因而呈现出严重的资本化倾向。尽管资产阶级巧妙地借用“普世”的外衣，试图将资本的民主逻辑伪装成全社会共同的民主逻辑，却仍无法掩盖生产资料私有制对民主政治的强大制约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西方国家经济制度的阶级性，决定了西方民主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资产阶级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和利益的天平明显地向资本倾斜。西方民主制度不可能真实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诉求，无论哪个政党或政客上台执政,都很难促进他们社会经济地位的实质性提高。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莱恩的研究表明，西方的民主制度并没有能够真正惠及普通民众，“民主为之服务的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的利益”，西方政府“似乎常常是，而且有时的确是，反对他们的公民的” 。因此，西方民主是一种维护资本统治集团私利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而不是以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人民民主。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与政治民主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是反民主的。美国学者迈克尔·帕伦蒂在《少数人的民主》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矛盾性在于，它在宣扬平等政治原则的同时，产生着巨大的物质福利和政治影响方面的差异。”西方民主对不平等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的认同，明显背弃了最基本的民主原则。

三、治理成效低劣，党派竞争导致社会严重撕裂

民主管理国家,本应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 但在西方的民主理论与民主实践中，却是一大空白。西方国家至今尚未构建起一套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的高质量的科学化民主治理体系, 其民主制度的实际表现也不如人意。近年来，在恐怖主义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冲击下，西方社会内部的既有矛盾不断激化，西方民主治理机制滞后的诸多弊端更加充分地显露出来，民主运转失灵的迹象处处可见：发展停滞、债台高筑、恐怖袭击、社会动荡、经济不平等加剧，乃至政府关门等。

西方多党竞争制度所衍生的各种内耗，是导致西方国家整体治理质量低劣的制度根源。在异常激烈的党派纷争中，三权分立等民主制衡机制，异化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反对党打着民主的旗号，频频向政府施压，甚至故意制造阻力，动辄否决政府决策，严重侵蚀了政府的权力机能，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政治权威、行政效率与治理能力。执政党因疲于应付各派反对势力，无法心无旁骛地致力于国家的民主管理，使得即便有优秀领导才干的政治家也难以充分施展。奥地利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对此做过十分精辟的阐述：“民主政体里的总理好像是一个全神贯注于不要摔下马来的骑手，他难以计划好他的马上旅行；或者好像一心想知道他的军队能否接受他命令的一个将军，他无法考虑整个策略。”因此，“与其他制度相比，民主政府的效率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损害，因为议会内外无休止的争斗使领导人的精力蒙受巨大损失”。

西方民主制度还催生了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等不良政治风气。党派竞争所营造的不同政治派系之间相互掣肘倾轧，将各自小集团的私利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为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制造了重重障碍，破坏了国家民族的凝聚力。近年来，身份政治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民粹主义与威权主义日渐风行，引发了数不清的宗教、种族与政治冲突，社会日益撕裂。此种不良倾向延伸到国际关系中，造成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严重毒化了国际政治生态。就连曾经以鼓吹“历史终结论”著称的美国学者福山，也对西方民主的糟糕表现越发表示不满。福山承认西方民主的前途岌岌可危：“民主社会正断裂为按照日益狭窄的身份划分的碎片，这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展开商议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构成了威胁。这条路只会导致国家崩溃，以失败告终。”

西方政府管理不善与治理不力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恶果，引起了广大民众对西方民主质量的强烈质疑。西方民众对生活现状普遍不满，对政府和政客缺乏最基本的信任，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忧心忡忡。对西方民主制度性失败的反思，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政治潮流，一些西方政治精英也开始言辞激烈地批判西方民主在理论设计与实际操作层面的双重失败。2014年，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撰文，对西方政府低下的施政能力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毫不避讳地道出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质性局限：“由民主体制产生的最高领导人很难有什么作为——所以就产生了‘功效挑战’。”布莱尔坦言，西方民主在解决人民群众所关心的各种现实问题方面乏善可陈：“导致人们对民主政府大失所望的真正原因是，人们认为生活中迫切需要的改变迟迟没有发生。”不言而喻，被西方捧上神坛的民主制度并非包治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民主的质量必须用实打实的执政成绩来验证。然而， 正如布莱尔所指出的， “目前民主制度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 

四、结语

可以说，西方民主制度在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存在着本质性缺陷。按照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的说法，“即使它们徒具民主的形式，因备受严重的‘民主赤字’之害，正式的民主机构被剥夺了民主的实质”。尽管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打着民主的所谓“普世性”招牌，在西方社会内部却将民主排挤到一个极其狭小的公共政治领域。在西方国家，民主更像是一个被严密关押在坚实牢固的选举牢笼里的囚徒，并没有能够获得“普世”的地位。西方的民主赤字彻底撕开了西方国家内外有别、表里不一的伪善外衣，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西方民主的“普世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

将西方民主“普世”化的观点，不仅抹煞了全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形成和发展的多姿多彩的民主理论与民主实践，也严重禁锢了人类探索其他类型民主模式的努力，以至成为人类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民主制度的极大障碍。实践一再证明，赤字累累的西方民主制度已经无力应对人类在21世纪所面临的崭新挑战，只有勇于突破积弊丛生的西方民主框架，才能更好地奠定未来新型民主的理论基石，为处于历史转型期的整个世界开拓出一条光辉灿烂的民主通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