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彩陶之路”是史前时期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和早期西方文化相互交流之路，包括顺此通道中西方文化在金属器、农作物、家畜、宗教、艺术、思想等诸多方面的交流。“彩陶之路”从公元前4000年一直延续至前2000年，跨越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各个阶段，其中彩陶从西到东的影响至少可达中国甘青地区，从东向西的影响至少可到中亚南部和克什米尔地区。具体路线虽有许多，但大致可概括为以青藏高原为界的北道和南道。“彩陶之路”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是“丝绸之路”的主要前身，对早期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以《甘肃彩陶的源流》一文的发表为标志，中国彩陶文化自东向西渐次拓展的面貌已很清晰，加上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发现为仰韶文化找到了本土根基，这就明确否定了中国彩陶文化或仰韶文化西来说，当然，这并非说中西方彩陶文化之间不存在交流的可能性。2005年，根据彩陶文化从陕甘地区向河西走廊、新疆乃至中亚等地传播的现象，我曾提出过史前“彩陶之路”的概念。后来，笔者不但系统论述了彩陶通过“北道”向新疆、中亚的传播，还讨论了彩陶文化通过青藏高原“南道”向克什米尔地区的渗透，并划分出彩陶东风西渐的四个阶段。刘学堂也有过类似讨论。近年来，我发现中亚南部彩陶文化可能更早就对中国甘青等地产生影响，真正意义上的彩陶之路自然应包括彩陶的西风东渐在内。本文拟对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再次进行讨论，将中西彩陶文化相互交流过程调整为五个阶段（图一）。

 图一 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示意图

一

约公元前3500-前3000年，中国陕甘地区彩陶西扩至青海和河西走廊东部，同时中亚南部彩陶可能东向影响到甘青地区，是为彩陶之路的第一阶段。

中国最早的彩陶，至少诞生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公元前6000年左右。江浙跨湖桥文化的彩陶复杂繁缛，而陕甘白家文化的彩陶简单随意，表明从八千年前就形成东西二元的图像艺术传统。如果把长江下游上山文化那种披着鲜艳红色陶衣的陶器算作最原初的彩陶，那中国彩陶的起源就有大约一万年历史了！中国最早的陶器距今约2万年，一万年左右出现彩陶，并不奇怪。西亚哈苏纳文化（Hassuna）、萨马拉文化（Samarra）、哈拉夫文化（Halaf）等彩陶文化，上限都在公元前6000年以前，异彩纷呈，发达程度在同时期的中国彩陶之上。如果考虑到西亚最早陶器的出现才不过在公元前6900年左右，则其彩陶的迅猛发展就令人惊叹了。进入公元前6千纪，西方彩陶文化已经扩展至中亚南部，形成哲通文化（Jeitun）。不过，七八千年前的中国陕甘地区和西亚、中亚彩陶文化之间相隔遥远，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彼此交流。

公元前4000左右，中西方彩陶文化在格局和内容方面都有重大变化。就中国来说，受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的强力推压，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彩陶已经扩展至河西走廊东缘，至约公元前3500年的铜石并用时代之初，仰韶文化泉护类型末期彩陶到达青海东部。与此同时，东欧地区进入特里波列—库库泰尼（Tripolje-Cucuteni）文化的兴盛期，中亚南部发展为安诺—纳马兹加一期（Anau-NamzgaI）文化，这都是与西亚传统相关，且彩陶发达的文化。早在近百年前，安特生就注意到仰韶文化彩陶与安诺、特里波列彩陶的相似性。现在看来，它们的圆点、勾叶、三角纹彩陶不但彼此类似，而且还大体同时，我们不得不佩服安特生的远见卓识！但至今仍然没有发现它们彼此存在联系的直接证据。不过，如果考虑到陕西临潼姜寨房屋（F29）房基面上发现的黄铜性状的铜片属于第一期，绝对年代在公元前4200年稍前，比西亚铜器的出现晚四千多年，比西亚和欧洲人工冶炼铜器的出现晚上千年，也就不能完全排除中西方之间存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中国和西方彩陶文化的最早交流，很可能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曾在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发现过一件属于仰韶文化泉护类型末期的彩陶盆，上饰斜线和锯齿组成的菱形纹，中间填充菱形网格纹（图二，1），与中亚南部纳马兹加二期晚段和三期文化彩陶有较大相似性（图二，2、3）。土库曼斯坦南部科彼特山脉北麓绿洲地区的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是在安诺—纳马兹加一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包括阿尔丁特佩（Altyn-Depe）三至四期（第一发掘区第14至第4层）、纳马兹加二期晚段至四期（NamazgaeII-IV）、吉奥克修尔（Geoksyur）晚期遗存等，彩陶盛行以锯齿纹组成的菱形、十字形图案，而且年代越晚锯齿纹越细密。阳洼坡彩陶上的大锯齿纹图案在中国西北地区并无确切来源，而在中亚南部广泛盛行且传承有序，就存在从中亚传播而来的可能性。

公元前3500年稍后，在甘肃武山傅家门属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的遗存中，发现多件羊和黄牛卜骨，说明当时甘肃中南部地区最早开始养羊养牛，并且很可能是从西亚地区传入。可见当时中西彩陶存在交流当非偶然。这个连接中亚南部和甘青地区的彩陶交流通道，位于青藏高原以北，可称彩陶之路北道。

图二  仰韶文化泉护类型和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彩陶比较

1．阳洼坡  2. 阿尔丁特佩第8发掘区1979年探沟（Excavation 8，stratigraphic trench of1979, Level XVI）  3. 阿尔丁特佩第15发掘区（Excavation 15，horizon 10）

二

公元前3000-前2500年，甘青彩陶文化西向扩展至河西走廊西部，西南向渗透到青藏高原甚至克什米尔地区，是为彩陶之路的第二阶段。

约公元前3000年，甘青地区形成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并从甘肃中部向青海东北部和河西走廊长距离扩展，最西见于甘肃酒泉照壁滩等遗址。马家窑类型同时还拓展至青海东部的共和盆地，可能与当地无陶土著文化融合形成马家窑文化宗日类型，以同德宗日一期遗存为代表，其陶器主要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质地细腻的泥质红陶，饰精美纯熟黑彩，基本同于甘肃中部马家窑类型。第二类为质地粗糙的夹粗砂褐陶，有的施紫红色彩，当为土著因素。

最可注意者，是以彩陶为代表的农业文化，通过青藏高原向西藏乃至于克什米尔地区的长距离渗透，这条通道可称彩陶之路南道。

以西藏昌都卡若遗存为代表的卡若文化，年代上限大致在公元前3000年。其早期的高领罐和敞口盆等主要器类，与马家窑文化宗日类型早期的宗日式陶器形态较为接近，如同样流行假圈足，见少量黑彩，常见与后者彩陶图案类似的折线纹、网格纹、附加堆纹等；其他如有孔刀（有的凹背）和长体锛、凿等磨制石器，半地穴式房屋，以及家猪和农作物黍、粟等，也彼此近似。此外，卡若文化和四川西北部茂县营盘山和汶川姜维城等遗址马家窑文化系统的陶器也有类似的一面。可见卡若文化可能同样是马家窑文化和当地无陶土著文化融合而成。

令人称奇的是，克什米尔地区的布尔扎霍姆（Burzahom）一期乙段遗存竟然也与卡若文化有许多近似之处。仔细观察，布尔扎霍姆一期乙段遗存和卡若文化均以泥条筑成法制作的粗灰陶器为主，器类都是小口高领罐壶类和平底盆钵类，口沿外贴边、领身部箍附加堆纹、假圈足、底部见编织纹印痕等特征也都彼此类似（图三）；都流行形态近似的双孔或单孔石刀（爪镰），磨制的长体石斧、锛、凿等，尤其凹背石刀更是神似（图四）；都居住在木柱撑顶的半地穴式房屋当中。如此多的共性，只能用相互间存在关联来解释。由于这些因素在布尔扎霍姆一期中都是突然出现，且其绝对年代不早于卡若文化（布尔扎霍姆遗址一期乙段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850～2550年），因此推测其出现当与卡若文化传统沿着喜马拉雅山南缘的长距离西向渗透有关。

图三 布尔扎霍姆一期乙段、卡若早期、宗日早期、营盘山遗存陶器比较

1～6．布尔扎霍姆  7～9．卡若（F9:126、F17:89、F3:298）  10～12．宗日（M43:2、M273:2、M158:1）

  13～15．营盘山（T12⑤:36、H12:5、H3:35）

图四 布尔扎霍姆一期乙段、卡若早期、营盘山遗存石刀比较

1、2．布尔扎霍姆  3、4．卡若（F8:69、F19:26）  5、6．营盘山（H17:6、T11①:3）

很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在克什米尔地区，在布尔扎霍姆遗址之西的卡西姆巴格（QasimBagh）遗址，明确发现测年在公元前2000-前1500年的黍，这似乎为我们论述的彩陶之路南道增添了新的证据，有可能公元前3千纪后就有黍从中国西北—西南地区传播到克什米尔地区，之后在公元前2千纪继续种植，当然还不能排除公元前2千纪继续存在这条彩陶之路南道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黍来自中亚的可能性。

在马家窑文化西向流播的同时，应当也继续存在彩陶沿北道自西而东文化传播的可能性。在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和宗日类型的几件陶盆上，彩绘有舞蹈纹图案（图五，1、2），不见于此前的中国文化，而在西亚和中亚南部地区从约公元前9000年开始就较为常见。与马家窑文化年代近似、距离最近者，当属伊朗北部公元前4千纪中叶的锡亚尔克三期文化（Sialk）彩陶，其舞蹈纹与马家窑文化者细节不同，而情状相似（图五，3）。因此，存在舞蹈纹东传的可能性。而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的青铜刀，虽然形制独特，与甘青地区的骨梗石刃刀形态近似，但其青铜技术不排除与西方存在关联的可能性。

图五 中国和伊朗舞蹈纹彩陶比较

1．宗日（M157:1）  2．上孙家寨（M384）  3．锡亚尔克三期（Silk III）

三

约公元前2500-前2200年，中亚南部锯齿纹彩陶的东渐，可能导致马家窑文化半山期流行锯齿纹彩陶，是为彩陶之路的第三阶段。

锯齿纹是由连续三角元素组成的彩陶纹饰，流行于马家窑文化半山期，是半山类型彩陶的标志性特征，也少量见于同时的菜园文化和稍晚的马厂类型早期。马家窑文化半山期的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前2200年，按照中亚和新疆的年代框架，就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早期了。半山期又分半山类型和宗日类型，前者分布在甘肃中部和青海东部，典型遗存有广河半山和地巴坪墓葬，兰州花寨子“半山类型”墓葬，柳湾“半山类型墓葬”等；后者分布在青海共和盆地，以同德宗日遗存为代表。李水城曾将半山期和马厂早期锯齿纹分为五小期，总体来说锯齿及齿尖夹角由大变小，由大直角锯齿变为小锐角锯齿，最后退化为细密的毛发状锯齿。李水城并认为半山类型的彩陶锯齿纹可能来源于当地或内蒙古中南部。我也曾倾向于这种认识。但仔细分析，马家窑文化小坪子类型其实很少见典型的锯齿纹，即如民和边墙等遗址所出个别锯齿上下相错的所谓“对齿纹”，毋宁说只是黑彩带上的留白折线而已。而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真正的锯齿纹极少，个别见于器物口沿内壁或颈部。总之，甘青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只是偶见似是而非的锯齿纹，与半山类型盛行锯齿纹的情况有很大差别。

土库曼斯坦南部的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从大约公元前3500年的铜石并用时代开始就盛行锯齿纹，并延续至青铜时代早期的约公元前2500年，总体演变趋势也是锯齿纹本身及其齿尖夹角越来越小。因此，半山类型的锯齿纹彩陶，很有可能就是主要受到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通过北道远距离影响的结果（图六）。考虑到上述公元前3500年左右在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就发现有类似中亚南部的大锯齿纹彩陶，则这种推测的可能性就更大。

图六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和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锯齿纹彩陶比较

1.花寨子（0:28）  2、3. 柳湾（M435:3、M447:2）  4. 阳山（M68:26）  5. 阿克特佩（Ak-Depe）  6. 阿尔丁特佩第5发掘区（Excavation 5，horizon 9）  7、8. 阿尔丁特佩第1发掘区1970年探沟（Excavation 1, stratigraphic trench of 1970, horizon 9）

但不用否认，二者年代上存在错位。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相当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时期。在和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大体同时的纳马兹加五期类型当中，彩陶已经基本消失。或许在南疆一带曾经存在过深受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影响的锯齿纹彩陶文化，后来东向影响形成到半山类型锯齿纹彩陶的形成。

另外，也不排除此时甘青和南疆文化反方向影响的可能性。最近在土库曼斯坦南部穆尔加布（Murghab）地区的阿吉库伊I（AdjiKuiI）遗址发现较多黍，直接测年数据为公元前2272-前1961年，就有可能通过新疆从河西走廊传播而去。当然也不排除从河西走廊或北方草原传入哈萨克斯坦，再南向传播的可能性。

四

约公元前2200-前1500年，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东向扩展至新疆东部，马厂类型并进一步发展为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和东疆的哈密天山北路文化，是为彩陶之路的第四阶段。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西端抵达酒泉，至马厂类型时已推进至敦煌。河西走廊最西端的马厂类型遗存年代总体比东部遗存晚，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偏早以酒泉照壁滩和敦煌西土沟遗存为代表的马厂类型晚期遗存，彩陶较少且构图简约，多见直线网格纹，不见内彩。偏晚为酒泉干骨崖、西河滩，金塔二道梁、砖沙窝等遗址所见“过渡类型”，实属马厂类型末期；彩陶在颈部绘菱格纹、倒三角网格纹，腹部多绘垂带纹、成组折线纹（图七，1-4）。这时马厂类型可能已经抵达新疆东部，因为在新疆哈密天山北路遗存中包含双耳菱格纹彩陶罐等马厂类型式彩陶。

图七 马厂类型末期、四坝文化和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彩陶比较

1、4．二道梁（87JE-044、87JE-046）  2．砖沙窝（JZH-A003）  3．金塔县文化馆藏品（JZH-A002）

5-9．干骨崖（M85:2、M84:1、M40:2、M32:1、M93:1、）10-14．天山北路

青铜时代中期，约公元前1900年以后，在河西走廊中西部和新疆东部差不多同时出现面貌近似的四坝文化和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四坝文化以甘肃山丹四坝滩遗存为代表，包括玉门火烧沟、酒泉干骨崖遗存等。多彩绘陶，一般为紫红陶衣上绘浓黑彩，纹样有平行横带纹、折线纹、菱格纹、棋盘格纹、三角纹、网格纹、垂带纹、卷云纹、回形纹、连弧纹、圆点纹、变体蜥蜴纹、手印纹等，主体来源于马厂类型（图七，5-9）。哈密天山北路文化以哈密天山北路墓地为代表，彩陶主要为黑彩，有网格纹、菱格纹、垂带纹、“Z”形纹、手形纹、叶脉纹等图案（图七，10-14；图八，1-5），其祖源在河西走廊。

在这一波彩陶文化西进的同时，明确有大量西方文化因素顺此通道东渐。上述四坝文化和哈密天山北路文化中的弧背刀、剑、矛、有銎斧、锛、凿、锥、镰、镞、镜、耳环、手镯、鍑、铃、牌、泡、扣、珠、管、别针等大量青铜器，都主要源自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影响还不止于此，而是继续向东渗透，对大体同时的晚期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当中同类青铜器出现和半农半牧特点的形成，甚至对二里头文化青铜文明的兴起，都起到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从而使得中国大部地区在技术经济、文化格局、社会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革现象，堪称一次“青铜时代革命”，促成中国大部地区进入青铜时代。

五

约公元前1500-前1000年，彩陶从新疆东部向天山中部，甚至中亚南部地区传播，促成楚斯特文化等彩陶文化的形成，是为彩陶之路的第五阶段。

约公元前1500年的青铜时代晚期，东疆的哈密天山北路文化进入末期阶段后，开始西向对中天山南北地区强烈影响，使得这些地区第一次有了美丽的彩陶，尽管图案细节不尽相同。对中天山以北吐鲁番—乌鲁木齐地区的影响，表现在约公元前1500年以后四道沟文化中彩陶的出现。四道沟文化以木垒四道沟下层为代表，包括奇台半截沟遗存，乌鲁木齐萨恩萨伊墓地二期遗存等。彩陶主要装饰在圜底罐上，深红色或红紫色，图案为成排的倒三角纹、菱形网格纹等（图八，6-10），与哈密天山北路文化部分彩陶纹饰类似。在此前的青铜时代中期，中天山以北地区属于切木尔切克文化分布区，其圜底和平底罐上刻划、压印复杂的几何纹，但绝不见彩陶。不过四道沟文化成排倒三角纹、网格纹等彩陶图案的流行，或许与对这些几何纹的模仿有关。对中天山以南焉耆盆地的影响，体现在和硕新塔拉和曲惠等遗址中彩陶的出现。彩陶多为红褐色或者紫褐色，也有黑色，主要为成排的菱块、菱格、三角纹、三角填斜线纹，也有互字纹、梯格纹、垂带纹等（图八，11-15），与哈密天山北路文化部分纹饰更类似。在青铜时代中期，该地区属于古墓沟—小河文化分布区，尚无明确陶器发现。同样，新塔拉类遗存的三角填斜线纹等彩陶图案，或许与对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几何纹的传承有关。

图八 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和四道沟文化、新塔拉类遗存彩陶的比较

1-5．哈密天山北路  6．萨恩萨伊（M85（A）:1）  7-10. 半截沟 11-15. 新塔拉

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及附近地区楚斯特（Chust）文化等当中彩陶的出现。楚斯特文化的彩陶，发现于乌兹别克斯坦楚斯特（Chust）、达尔弗津（Dalverzin）、科克特佩（Koktepe），以及吉尔吉斯坦的奥什（Osh）等处。一般是在平底或圜底罐、圜底钵、深直腹杯等陶器上，装饰红褐色的三角、菱格、圆圈、垂带等主体图案，三角形、菱格图案中常填以斜线、网格等，这些纹饰都是和新疆新塔拉、天山北路等处接近的，此外还有对顶三角形身体的动物、卐字纹、树纹等（图九，1-9）。大体类似的彩陶，还发现于塔什干（Taskent）绿洲的布尔古留克（Burguljuk）文化（图九，12-14），甚至土库曼斯坦西南绿洲的亚兹一期（Yaz I）文化（图九，15-18）。中亚南部的阿姆河流域及附近地区，青铜时代中期进入较为繁荣的绿洲城市文明阶段，被称之为阿姆河文明（Oxus Civilisation），或者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考古综合体（Bactria-MargianaArchaeological Complex,BMAC），陶器流行轮制，以前盛行一时的彩陶基本消失。青铜时代中期之末，在这一地区出现来自北方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因素，而费尔干纳至塔什干一带，则更是成为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分布区，常见刻划压印几何纹的罐类陶器，绝无彩陶。由此推测，楚斯特文化等当中彩陶的出现，自当与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影响有关。此前早有不少学者注意到新疆和中亚彩陶文化存在相似性，有人更指出不排除中亚彩陶来自新疆的可能性，但都未有明确结论。与此相反，也有学者提出楚斯特文化彩陶影响新疆的观点。

图九 楚斯特文化、布尔古留克文化和亚兹I文化彩陶的比较

1、2、4、6、7. 楚斯特（Chust）3、5．达尔弗津（Dalverzin） 8、9. 奥什（Osh） 10-14．布尔古留克（Burguljuk） 15-18. 亚兹I（Yaz I）

约公元前1300年以后，哈密盆地和巴里坤草原形成焉不拉克文化，流行红衣黑彩彩陶，当与哈密天山北路文化有渊源关系。焉不拉克文化出现以后，对当时天山南北“高颈壶文化系统”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其高颈壶、弧腹杯、弧腹钵、豆、直腹杯、直腹筒形罐等彩陶因素渐次西传，导致新疆中部苏贝希文化、察吾呼沟口文化、伊犁河流域文化等一系列彩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此时彩陶文化的进一步西渐，更多种类的工具、武器、马器、装饰品等青铜器，甚至少量刀、剑、镞、锥等铁器，顺此通道反向传入新疆，并进一步渗透到青海、甘肃等中国西部地区，使得中国西部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就进入早期铁器时代。

六

最早产生彩陶的西南亚和长江下游，都是最早出现农业的地方。其后彩陶文化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向周围扩展，也都基本是伴随着农业文化的扩散，尤其黄土高原成为彩陶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所孕育的仰韶文化被誉为“黄土的儿女”。即便是克什米尔地区作为彩陶文化余绪的布尔扎霍姆文化，已经不见了彩陶，但仍是分布在黄土地区的农业文化。后来彩陶文化向天山南北绿洲地区扩展的过程中，畜牧业成分逐渐加入进来，但农业都始终占据重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彩陶文化基本都是农业文化。也只有定居程度较高的农业社会，才能满足彩陶创作所需要的优裕时间，才能提供彩陶使用和储藏所需的稳定条件。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彩陶的盛行期，多处于文明社会的前夜，或者由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的转型期。大约公元前3500年以前，中原地区和西南亚地区彩陶兴盛，文明开始起源，核心文化强势扩张，形成最早的“早期中国文化圈”和“早期西方文化圈”。之后这些核心地区黑灰陶兴起而彩陶衰落，文字诞生，社会逐渐迈入初级文明社会或高级酋邦社会。但彩陶在更外围地区继续发展。彩陶很可能是史前人们表达和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是“有意味的形式”，或可与文明社会的文字功能相提并论。只是彩陶的表达抽象宽泛，文字的表达具体精确而已。可见，中西彩陶的交流，大致也就是中西核心文化之间的交流。

概括来说，“彩陶之路”就是史前时期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和早期西方文化相互交流之路，包括顺此通道中西方文化在金属器、农作物、家畜、宗教、艺术、思想等诸多方面的交流。“彩陶之路”从公元前4千纪一直延续至前2千纪，跨越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各个阶段，其中彩陶从西到东的影响至少可达中国甘青地区，从东向西的影响至少可到中亚南部和克什米尔地区。具体路线虽有许多，但大致可概括为以青藏高原为界的北道和南道。“彩陶之路”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是“丝绸之路”的主要前身，对早期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文章来源：“古今天人”微信公众号，原文发表于《文博季刊》2018年1期（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