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弃商从政成功者，当属美国的特朗普，而在中国，这一殊荣非战国时期的吕不韦莫属。

吕不韦是个富二代，同时也是个成功的商人，交易一直是他的强项，当被质押的秦王孙子嬴异人出现在他视线时，无数倍套利的诱惑刺激了吕氏，他在嬴异人身上进行了大量的的钱财投资，甚至奉献了怀孕的女友赵姬。弃商从政最终使他成为秦国的实际控制人，地位类似后期的曹操，终于把自己的儿子吕政借壳上市，扶成了秦王嬴政。昔日女友更是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女权主义者，成为一言九鼎的皇太后，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唯利是图的吕不韦在赵姬面前永远是一个负心郎，待国王老公死后，赵姬清算吕氏的措施就是和一个猛男连生两个儿子，昔日伴侣成了陌路人，最后，嬴政大义灭亲，灭了伪继父及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太后安享了晚年，吕不韦则告老还乡暂告一段落。

    中国没有商人当道

（《交易的艺术》）

（《吕氏春秋》）

特朗普在《交易的艺术》中谈到交易分四个阶段：一是提出惊人的目标；二是大肆宣传；三是决策反复摇摆；四是获得直观的结果。吕不韦也是深谙此道，一部编著的《吕氏春秋》浓缩着他的政治思想，“一字千金”地炒作，更是渴望成为执政圣典，给儿子立规矩、做精神教父，只可惜嬴政不领情，铁了心坚持商鞅路线。可以设想，如果商人首脑当道，可有扫平六国，一统天下的可能？可有把货币统一的可能？可有把南海当成内湖的勇气？炎黄子孙是一个经过“义利之辨”早熟的民族，懂得战争分裂要比天下统一死去的冤魂多，更懂得“寅吃卯粮”要比“量入为出”带来更大的罪恶。秦国百姓几百年由弱到强的实践，深刻认识到一位靠谱的引路人，比什么都重要，只可惜秦孝公禅让给商鞅，商君给婉拒了。

商鞅与“资末主义”

商鞅不是秀才，他从富裕的魏国移民到贫穷的秦国，他看透人性，哪国不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先富带动后富，那是与虎谋皮。商鞅在废除封建诸侯的封建主义后，深刻的知道商人最容易完成原始积累，资金既可以作为手段，也可以作为目的，两者意识形态不同，行为结果必然有着本质的差别，交易套利者决不能主宰世界，绝不可以本末倒置！（拙文在《君臣佐使，中医对“资”本末倒置的哲思》有进一步论述），以资为“末”的“资末主义”是为着大同理想，而以资为“本”的“资本主义”则是为着利益最大化！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输掉的必然是整个世界，只要收受足够的利益，大使馆就可以安在火药桶上。如果吕不韦开发火星房地产的话，那么为了贪欲，绝对可以出卖地球人，甚至不惜炸掉地球。

徙木立信正上梁

交易让人疯狂，只要能够交易掉，农民可以种自己不吃的毒菜；只要能够交易掉，工人可以做自己不吃的毒包子；只要能够交易掉，老板们都可以生产出自己不吃的奶粉、疫苗……，经济只能经济利益，不能经济道德，有时候要想没有伤害，就必须要停止交易买卖。徙木立信是商鞅上任后的第一次走秀，这搬的是一根普通木头吗？不是，这是一根“上梁”，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上梁”，是一根以身作则的“上梁”，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中国人的逻辑。凡事都要在整体论、天道下矫正。现代逻辑学，建筑学都强调底层基础的重要，中国人没有排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但更注重功亏一篑的风险，没钉子的榫卯结构，顶层如果是歪瓜劣枣，那结果就是前功尽弃。君不见穹顶，避雷针，阻尼器都承担着更多的责任。    

  道生法，法生德

相信政客，还是相信商人？商鞅的回答是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政客和商人，都难逃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标签。商鞅特有的治理方式，放在现在的语境下，就是无限责任治理，为人民服务要全心全意，容不得丝毫的虚情假意、三心二意。有限公司、股份公司都在崇尚负债经营，“凭本事借的钱，为什么要还？”，“法人代表”早已沦落为实际控制人逃避责任，逃避监管的温床，这如何能可持续发展？“明法令、定赏罚”，就是要时刻保持队伍的战斗力，执法不严，再多的秦律也都是废竹简一堆。醉酒驾驶，为何屡禁不绝？肇事车辆是凶器，哪有凶器还给凶手的道理！随机杀人，为何屡禁不绝？一扣扳机绝人生死，枪械岂是过家家的玩意？嬴政追随商鞅就是这样一股狠劲，秉公执法，敢割皇亲国戚的鼻子。

                                                                            不能让“钱指挥枪”

特朗普让自己儿子在“通俄门”中背黑锅，吕不韦也让自己儿子在敌国做人质，嬴政经历了痛苦的童年，更锤炼了舍生取义的勇气。吕不韦忌讳的就是这一点，不立后（皇后）、不立储（王储），这不是在往断子绝孙的路上走吗？更气恼的是走商鞅郡县制和军功爵（战争时期军功，建设时期事功，废除只能上不能下的官风）的路线，跟各个家族叫真，撕破脸有什么好处？于是，吕氏在河南封地退而不休，依然保持着商人本色，指点江山与各地诸侯勾兑利益，试图瓦解秦国总设计师商鞅所设定的路径，耍弄资本主义萌芽，军队可以国家化，国家可以资本化，直至钱指挥枪。

                                        建中立极，节制资本

横眉冷对大资虫，俯首甘为仕农工——秦王嬴政最痛恨这些所谓的潮流大资。仕、农、工、商为序的“资末主义”社会，是为着人类匀加速、可持续的发展，资本积余沉淀在“土地”之上，储蓄、常平仓就是要防止不患寡而患不均，总经理可以任性开除他的职员，总理能随便开除他的公民？赎罪券，国库券是真财富吗？赎罪券可以被教皇用来敛财，在天堂之路上搭个收费站，钱币叮当响，殊不知这只能使“罪恶”更加恶毒，反正可以赎罪，再大的恶也敢去做，无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狂轰滥炸即可；国库券赋予了利息收益，一张“国债’欠条就可以被认为是资产，行销全球，主流货币的国债不承担 “上梁”的责任，一杯啤酒泡沫当啤酒实体卖，这泡沫迟早要破灭。      

资源有限，所以要责任无限，贪欲无限，所以要透支有限（控制扛杆）。有钱人不能浪费资源，有权者不能乱切蛋糕，最先切蛋糕者最后享用，治国就是治吏。吕不韦被儿子看作蝇营狗苟的大资虫，很是郁闷，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他收到嬴政的亲笔信，“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与其家属徙！”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与其去蜀国路上累死，还不如现在爽死，天要下雨，娘要女权，老子千年之后还是一条好汉！于是，吕不韦让仆人调制最浓烈的壮阳酒，脑袋长在生殖器上，超嗨！终于走完他永不吃亏的一生。

（河南省偃师市首阳山吕不韦墓）

（文章来源：公众号“草野思想库”2018-08-14，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