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评】

开阡陌，置郡县，此等皆是应运豪杰、因时大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永嘉）释】

此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时间是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其云：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这三十六郡为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鄣郡、会稽、颍川、砀郡、泗水、薛郡、东郡、琅邪、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钜鹿、邯郸、上党、太原、云中、九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黔中、长沙三十五郡，京师所在为内史，共三十六郡。

从《史记》上述一段引文，可知在郡县制之前是殷周的分封制，从春秋到战国是郡县制逐步形成的时期，郡与县的名称起源于春秋时期，而且是先有县，后有郡。《左传》鲁宣公十一年（前598年），楚庄王灭陈，“因县陈”。把陈这个周的封国变成楚国的县，作为楚国下属的行政机构。周初诸侯国有一千多个，到春秋后期，“其存者，无数十焉”（《左传》哀公七年）。灭国为县，成为大国国君直属的县了。再看秦国，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武公）十年（前688年），伐、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秦厉共公）二十一年（前456年），初县频阳。”《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史记·商君列传》则作三十一县，这些记载，说明秦国很早就统一了全国的地方行政机构。李贽评语中说的“开阡陌，置郡县”，在秦国具体操办这件事的便是商鞅，所谓“应运豪杰、因时大臣”建立的功业，也是以商鞅为代表的一大批能人志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再说郡的设置，春秋末已有郡的称谓，而且县的地域比郡大，战国时设置的郡都在边境，《史记·匈奴列传》：“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赵）置云中、雁门、代郡。”“（燕）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郡守是边地的军事和行政长官，战国时各国交界的边缘地区设郡，魏国设河西、上郡是为了抵御秦国，魏失去河西郡，退守河东，复在河东设郡。韩国的上党郡，便处于韩、赵、魏三国交界处，楚在汉中设郡，也是为抵御秦国的。郡的长官为守，在边地任守的是军事长官，边地设置的郡之地域较大，由此便形成以郡统县的局面，如赵的代郡有三十六县，韩的上党郡有十七县，燕的上谷郡也有三十六县，这些记载都见于《战国策·秦策》。故秦统一六国以后，设三十六郡，实际上是沿袭战国末年各国的旧制。郡的长官为守，已见于战国时各国的记载，如李悝为上地守，吴起为西河守，冯亭为上党守，王稽为河东守，任鄙为汉中守，李冰为蜀守，内史腾为南郡守。秦灭诸侯，遂以其地为郡，置守。郡守是一郡的最高长官，是中央与县之间的中间枢纽；设丞佐守；设尉，作为军事长官；设监，是御史监军者。郡这一级的行政、军事、监察，三者是分开的，上则执行中央的命令，下则监督下属诸县，但郡守的幕僚属吏，则可以自行署置。故秦代在全国设置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在列国兼并战争中形成的，秦统一六国之初是三十六郡，后来增设至四十余郡。

郡县制在全国范围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把它确立为中央集权体制下的统一国家制度，至秦始皇统一六国才完成，使国家的统一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它是经过多次反复的，通过比较它与分封制的利弊得失，才最后稳定下来。《三国演义》中称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纵观这两千多年的历史，合毕竟是大势所趋，即使短暂的分，在局部的割据政权，推行的仍然是郡县制，统一是总的趋势，这一点正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所在。

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此后多次巡游各地，是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秦始皇去世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那一年他只有五十岁，死得早了。在秦二世元年便有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接下来是群雄崛起。这个时期起来反秦的实际上是两股力量，一股是起于草根，以陈胜、吴广为代表，刘邦、英布、彭越等都出身于当时的草根；另一股力量，是以项梁、项籍为代表的六国贵族势力。项梁是项燕之子，项氏世世为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六国中能与秦国相抗衡的是齐、楚二国，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在反秦的力量中，项羽这股力量最为强大，项梁以楚怀王之孙熊心为怀王，故当时反秦的主力是楚国贵族的残余力量。项羽到咸阳以后，便恢复分封制，实际上是为自己四面树敌。在这两股力量之间，还有士这一阶层。在项羽这一边的代表人物是范增，在刘邦这一边的代表人物如张良、韩信。那几年的楚汉相争，在打败项羽之后，刘邦作为天子，是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一起上疏拥刘邦做皇帝。从这份名单上可以看出，楚汉相争的胜利者是一群草莽英雄，不是六国贵族。刘邦立国时诸异姓王都建立了汉的同盟国，并非汉朝的封国，汉初诸异姓王的地盘都是他们自己打下来的，不是刘邦分封的。《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记载异姓王有十八个之多。刘邦花了几年时间平定了异姓王，然后在他们的地盘上分封了九个同姓王。刘邦为什么要封这些同姓王呢？《汉书·诸侯王表第二》称：“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当时天子直接控制的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以及京师内史，凡十五郡，实际上富庶地区都在东边九个王国范围之内。这就是分封制的第一次回潮，或者叫作反复。到了汉文帝时代，这个矛盾便突显出来，分封制不仅没有解决“亡秦孤立”之失，反而埋下同姓干戈不息之祸根。刘邦封其侄子刘濞为吴王时，“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状有反相。’”还给他说：“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后来在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带头起兵的便是这个刘濞。在郡县制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臂之使指，贾谊在汉文帝时便提出：“天下之势方病大。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治安策》）

这个痼疾便是尾大不掉的局面，到景帝时爆发为七国之乱，周亚夫把这场动乱给镇压下去了。汉初分封同姓王的问题到汉武帝时，主父偃提了一个建议，他说：

“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朔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

这就是后来的推恩令，对诸侯王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但又养了一大批刘姓的废物，增加了当时的社会负担。分封制的第二次复辟，是在西晋初年，武帝司马炎立国时，《资治通鉴·晋纪一》称：“（武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又诏诸王，皆得自选国中长吏。”各个诸侯王皆羽翼丰满，结果晋武帝一死，不久即爆发八王之乱，西晋帝国迅即崩塌。以郡县制为例，一项制度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一旦形成以后，要稳定下来，也要经过多次反复。过去习惯用复辟反复辟的提法，这话言重了，有反复是自然的事，经过反复地磨炼，它才能稳定下来。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肯定了秦始皇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的功绩，是从正面批判林彪集团借攻击秦始皇是暴君来攻击毛泽东。毛泽东这首诗的主题，还是在肯定秦始皇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功绩。今录此诗于下：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为什么这首诗要呈郭老？因为郭沫若抗战时在重庆写的《十批判书》最后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吕不韦批判》。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狠批秦始皇，郭老那时骂秦始皇是指桑骂槐，是针对蒋介石的，毛泽东此时则是借题来批林的，实际批判的锋芒不是对着郭沫若的。用《读〈封建论〉》作题，主要是讲郡县制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而“百代皆行秦政法”也是针对郡县制，他是为八大军区司令调防造舆论的，“焚坑事业要商量”也是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辩解的。李贽《史纲评要》对焚书坑儒的前因后果作了评述，留待下一条再具体阐释。“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是解释秦的法制犹在，而儒家则徒有其名，为后面儒法斗争开道，毛主席这首诗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最后一句“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中心主题在此，那就是要坚持郡县制，柳宗元《封建论》之主旨，便是肯定秦始皇的郡县制，子厚是柳宗元的字，“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谓不能从郡县制倒退至周代的分封制。毛主席写这首诗的现实意义是防止军阀分裂割据之再现，为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和实现八大军区司令部的调防，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指挥，作了理论准备。这一点，我们读一下柳宗元的《封建论》便可以弄明白。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称：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

这一段话是讲秦始皇废封建为郡县，才能实现统一天下之雄图，从而把四海运行于自己掌握之中。至于秦之所以败，在柳宗元看来，并非没有实施分封而孤立无援，他分析了秦败亡的原因：

“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纵，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秦之所以败，是因为民众的负担太重，许多大工程一时并起，引起民怨而导致民众造反，其失不在于制，而在于政。对此柳宗元以汉初七国之乱为例说明：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毛主席那句“百代都行秦政法”便由此而来，汉初动乱出于封国，而不在郡县。接着柳宗元讲到唐代所以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其云：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这是柳宗元对中唐以后藩镇割据问题开出的处方，关键是整顿军队，地方上军政合一必然带来国家不稳定的因素。

当然，郡县制也有不足之处。顾炎武在《郡县论一》中称：“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认为秦的灭亡在于自身，与封建制无关。他同时指出明末郡县制同样存在弊病，主要原因在于中央对地方管得太死，地方各级官僚唯上是从，只看重自己官位的上升空间，“无肯为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他的批评确实击中了官本位之弊端的要害，其解决之道一是要让官员树立为人民服务之宗旨，二是要给予地方官员一定自主权，使之有条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发展民生。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也对中央与地方关系作了详细论述，其中明确指出中央与地方在发展中存在矛盾之处，“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就是说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是国家，微观是企业，从宏观上要调动企业家经营的积极性，企业则要调动工人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在宏观与微观之间承上启下的环节是各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也有竞争，主要是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历史积淀三个方面的竞争，关键需要协调好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平稳有序地向前发展。

（来源：公众号“天熹策论”2018-01-19  本文首发于2018年1月朱永嘉先生新著《论李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