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始皇帝陵作为宝贵的物质载体，在反映时代特征及墓主人秦始皇的地位身份的同时，也反映了秦始皇的理想追求和趣味素养。以秦始皇帝陵为基础得出秦始皇应是一位有理想、有温度的帝王，这迥异于文献资料中关于秦始皇穷奢极欲、残苛暴戾的诸多记载。而文献中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事件本就是半桩伪造的历史，以焚书坑儒为切入点，得出秦始皇有被污名化的巨大嫌疑。最后通过分析得出：焚书坑儒的出现是汉文化形成的产物。

一、从秦始皇帝陵看秦始皇其人

经过长期的学习、实践与思考，笔者越发觉得与其说是科学，考古学更像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考古学的科学基础有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还有考古资料的可信度和解释的合理度。考古学的人文性主要表现在对考古资料以人为本的解读上。作为人文学科的考古学，包含了各种非虚构的巨大空间。以秦始皇帝陵的考古资料为基础，探析秦始皇的趣味素养和理想追求就是一种人文性的科学解读[[1]]。

秦始皇帝陵在中国古代陵墓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开创了诸如陵寝制度、陵邑制度等诸多新的陵墓制度，对后世帝陵影响深远。而整个秦始皇帝陵的建造应该是以始皇帝本人作为最高决策者，其下由国家的上层管理者以及相关的专门机构来运作。就秦始皇帝陵修建的进程看，所有的陵园设施理论上均需经过始皇本人首肯[[2]]。因而，有理由相信，秦始皇帝陵作为划时代的物质载体，在遵循传统墓葬的一般理念并体现大变革的时代特征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秦始皇的个人意志。对秦始皇帝陵陵墓制度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秦始皇个人趣味素养和理想追求的展示。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始皇统一天下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秦帝国。从考古资料来看，秦始皇帝陵的建设理念不仅仅是简单地满足衣食住行等一类生活内容的愿望，而是对秦帝国中央集权、对皇帝日常生活的全方位的模仿追求；是以新建的帝国为蓝本，把整个帝国的构成要素都模拟在了陵墓之中[[3]]。如：地宫应象征了都城咸阳的宫殿、K0006号陪葬坑象征掌管权力的九卿之一的廷尉[[4]]、兵马俑陪葬坑象征京师宿卫军[[5]]、K9901号陪葬坑象征了宫廷娱乐生活中的百戏[[6]]、K0007号陪葬坑极有可能象征的是提供特殊音乐表演的官府机构[[7]]；其中，地宫、K0006号陪葬坑、兵马俑陪葬坑还体现了秦始皇的理想追求，K9901号陪葬坑、K0007号陪葬坑体现了秦始皇的趣味素养，详述如下：

地宫 位于封土下，并未发掘，考古探测表明，目前地宫保存状况良好，距地表30多米深。《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做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可见秦始皇帝陵的地宫被设置成了“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宇宙形象，而不仅仅是居室，所以秦始皇的胸怀、格局应当说是很大的。此外地宫除了随葬奇珍异宝，还设置了宫殿和百官，这就带走了帝国的东西，他就算死也不愿抛弃他的帝国伟业。

K0006号陪葬坑 该坑位于内城中的封土西南侧缓坡地带，是一座总面积410平方米的地下坑道式土木结构建筑，坑体东西向，由朝西的斜坡门道和前后室三部分组成。前室发现木车1辆、陶俑12尊，可分为袖手俑8尊、御手俑4尊；后室发现大量凌乱的马骨，简报推算原应葬马20余匹。此外，该坑还出土铜钺4件，大型陶罐1件，以及其他较小的青铜附件[[8]]。关于该坑的性质争议较大，主要有“廷尉”说[[9]]、马厩坑[[10]]、车马出行从车备用场景[[11]]三种看法[[12]]。笔者支持段清波师考证其为秦帝国中央政权三公九卿中主管监狱与司法的廷尉在地下的模拟的判断。《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即秦始皇生前为了保证每日的工作量，以衡石这种称量工具计算每日批阅的简牍文书的数量，达不到工作量不休息。王子今先生考订秦始皇每日处理的文书竟然超过30万字[[13]]，这么大的工作量可见始皇的勤政本色。衡石量书因而成为一组成语，用以形容君主勤于国政。秦始皇为什么如此勤政？它的追求是什么？《史记》载，始皇兼并天下后曾四次巡视关东，并留下六处石刻，石刻文字表达了自己一统天下后兢兢业业治理国家，谋求国家长远利益，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望[[14]]。这么一位勤政、有抱负的帝王，在自己的陵墓中安排中央官署有很大的合理性。

兵马俑陪葬坑 该坑东距秦始皇帝陵封土约1500米，是秦始皇帝陵园外围的一组大型陪葬坑，共3座，呈“品”字形分布，按发现的先后顺序命名为兵马俑1、2、3号坑，总面积2万余平方米，出土有陶俑、陶马、木车残迹、铜兵器。普遍被认同的观点是：兵马俑陪葬坑是秦始皇陵的地下卫戍部队，象征首都咸阳的京师宿卫军[[15]]。他们都头向东，可能还与秦始皇征服东方六国后，希望天下始终太平一统，帝国秩序不被破坏的期望有关。

K9901号陪葬坑 该坑位于内外城之间，秦陵封土东南，是一座总面积近700平方米的地下坑道式土木结构建筑，坑体东西向。平面略呈“凸”字形，内设三条过洞。其中出土的陶俑大多下穿短裙，上身和四肢赤裸[[16]]，姿态各异，与兵马俑坑所出陶俑完全不同，这些陶俑被认为是反映秦代宫廷娱乐生活中的百戏[[17]]，类似于今天的歌舞、杂技、摔跤、举重等，他们为秦始皇的灵魂服务。

K0007号陪葬坑 该坑位于外城以外东北900余米处，是一座总面积约978平方米的地下坑道式土木结构建筑。平面呈“F”形，由一条斜坡道、二条南北向过洞及一条东西向过洞相互贯通构成。出有青铜水禽46件，其中鹤6件，天鹅20件，鸿雁20件。出土陶俑15件，其中箕踞姿8件，跽姿7件。此外，还出有动物骨骼、小件骨器和小件金属器[[18]]。其性质争议较大，目前主要有：象征少府属下的“左弋外池”这么一个机构[[19]]；象征苑囿中的池沼[[20]]；象征宫廷苑囿中禽园类的陪葬坑[[21]]；象征秦始皇御花园的部分场景[[22]]；象征为最高统治者提供特殊音乐表演的官府机构[[23]][[24]]。这五种观点。后两种观点如有其一判定无误，则从不同层面向我们展示了秦始皇个人趣味素养方面的东西，原来秦始皇也有文艺和温柔的一面。

此外，张卫星从整体出发，在系统观察秦始皇帝陵后，得出帝陵的形式特征为：四方中心及其衍生结构和多层环绕中心结构，而这恰恰有可能就是对王朝或者帝国新架构下天下模式的再现。帝陵整体上突出了天下一统、皇帝至上，并重构、理清、阐释了皇帝与上帝的关系，实现了甘怀真所说的建立“天——天下——天子——民”的最高依据的建构[[25]]。秦始皇帝陵所表现出的这些理念与天下秩序的形式表达正是秦始皇对秦帝国的最高理想。

最后，秦始皇帝陵南依骊山、北临渭水，总面积约56平方千米，陪葬坑、墓众多，有内外两重城垣；地宫之上、内城南部核心位置还有呈覆斗形，现存高度50多米的人工夯筑的封土[[26]]。帝陵整体上气势宏大，封土体量的高大程度更是空前绝后[[27]]，其意义何在？有一则文献可资类比：《史记·高祖本纪》载“八年，高祖东击韩王信馀反寇于东垣。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萧何所说“非壮丽无以重威”，意思是不把首都长安城修建的壮丽奢华就无法显示刘邦的帝王威仪。庞大、复杂的秦始皇帝陵固然有穷奢极欲的一面，但秦始皇首创了影响中国2000多年的皇帝制度，为了巩固这套制度，修建壮丽的帝陵以显示至高无上的皇帝威权也是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从秦始皇帝陵物质遗存来看，秦始皇固然有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一面，但也是一位有理想、有温度的帝王。然而文献资料中却弥漫着他暴戾、冷血、专横、贪婪的暴君形象，这太过片面。现选取最具代表性的“焚书坑儒”事件，在梳理史书记载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粗浅的见解，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二、“焚书坑儒”事件

（一）史书中对“焚书坑儒”的记载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这段文献交代了焚书发生的时间、地点、缘由，以及相关的主要人物。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五年）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後。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这段文献交代了坑术士（文学方术士）[[28]]发生的时间、地点、缘由，以及相关的主要人物。

《史记·六国年表》载“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这段文献是对焚书所造成的典籍佚失的恶果的阐述。

《史记·儒林列传》载“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汉书·儒林传》载“及秦始皇兼并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这两段不同出处的文献都说明被焚烧的是诗书，被坑者是术士。这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无异。

《汉书·五行志》载“遂自贤圣，燔诗书，坑儒士”这段文献仍说明焚烧的是诗书，但将“坑术士”改成“坑儒士”，为文献中首见。

《汉书·地理志》载“称皇帝，负力怙威，燔书阬儒，自任私智。”这段文献不但将“坑术士”改成“坑儒士”，而且首次将“燔书阬儒（即焚书坑儒）”组成四字词汇。

《后汉书·陈蕃传》载“焚书坑儒”、《后汉书·申屠蟠传》载“坑儒烧书”、《后汉书·左雄传》载“坑儒泯典”也都是对“焚书坑儒”的不同表述。

（二）“焚书坑儒”的研究成果与己见

迄今，大多数学者在承认《史记》所记载的“焚书”和“坑儒”（或者是坑方士）是可信的史实的基础上，对焚书坑儒事件本身进行了研究。研究从“焚书坑儒”的原因，到“焚书”的范围，“坑儒”的对象，及其评价进行了深入分析，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29]]。

此外，有论文发表、专著出版，论证得出了《史记》中不实的诸多记载[[30]]。当论及焚书坑儒时，以卜德和李开元为代表，他们都认为“焚书坑儒”是一桩真假参半的历史，“焚书”确有其事，“坑儒”则子虚乌有，可谓振聋发聩。笔者支持“焚书坑儒”真假参半的观点，还因为在笔者看来，对“焚书坑儒”真实性的颠覆，更符合目前秦始皇帝陵考古资料所显示出的秦始皇的个人形象。换句话说，以考古资料为基础，再查阅历史文献、参阅已有研究，笔者得出：文献中的秦始皇形象有被污名化的巨大嫌疑。

综上，文献中对秦始皇的描述或多或少应有篡改、丑化的成分，秦始皇被刻意的塑造成了一位穷奢极欲、残苛暴戾的帝王。这些篡改、丑化应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图，“焚书坑儒”的出现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事件。

三、“焚书坑儒”的出现与“汉文化”的形成

（一）“焚书坑儒”出现的时间

前文已将史书中对焚书坑儒的记载进行了梳理，可知《史记》中有“焚书”的记载，但无“坑儒”的记载，有的只是“坑术士”；“坑儒”第一次单独出现是在《汉书·五行志》中，“焚书坑儒”作为四字词汇首见于《汉书·地理志》。《史记》成书于西汉中期，为太史公司马迁所撰；《汉书》成书于东汉早期，为班彪、班固父子多年编著，至班昭时最终完成。可见，秦和西汉时期，“坑儒”和“焚书坑儒”在史书中还没有出现。直到东汉早期“坑术士”被“坑儒”取代，“焚书坑儒”作为一组四字词汇也第一次出现。尽管东汉早期“焚书坑儒”才正式出现于史书中，但本着发展的观点看待这一词汇，可将这组四字词汇出现的时间定在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这一历史区间。又由于王莽篡汉建新以后，杨雄曾上《剧秦美新》文给王莽，对比秦之恶与新之美。在这篇名文中，他历数秦的种种不义暴行，对于秦始皇极尽攻击之能事[[31]]。杨雄博学多才，“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他曾经校书天禄阁，有机会阅览宫廷所藏秘籍，是一位通晓历史的大学者[[32]]。在这篇文章中，他站在崇儒尊经的立场上，对于秦始皇焚书的暴行，做了强烈的谴责，但并没有说到坑儒的事情。由此完全可以看出，直到新莽时期，不但没有焚书坑儒的用语，也没有坑儒的故事流传。否则，杨雄绝没有不用来攻击秦的道理[[33]]。综上，最终将“焚书坑儒”出现的时间定在新莽以后至东汉早期。

（二）“焚书坑儒”出现的原因

前文已得出结论：“焚书”确有其事，“坑儒”子虚乌有。那么，“坑儒”是如何出现的？卜德认为司马迁用来撰写《史记》卷六的秦原始记载中并无坑儒之说。他或者是从其他版杜撰的史料中取此说，并不加说明地把它与《史记》的主要史料（秦的编年史）结合起来，或者更可能的是，司马迁死后一个不知其名的篡改者有目的地把它加进《史记》[[34]]。李开元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所用的原始资料中并无坑埋儒生的记载，有的只是坑术士（方士）。而《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公子扶苏劝谏秦始皇不要重罚诵法孔子的诸生的文字[[35]]可能与陈胜吴广起义“诈称公子扶苏、项燕”的历史有关，是儒生们后加上的。因为正好添加在坑方士故事的后面，巧妙地成了秦始皇坑埋儒生的画外说明。而“焚书坑儒”的故事在东汉初年已经“广为流传”，并作为一种官制的“历史事实”得到认定和确立。东汉初年儒学经师们编造出来坑儒的故事，目的在于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为儒学的国教化制造舆论[[36]]。笔者支持“焚书坑儒”的出现是为儒学的国教化制造舆论的结论，这也即“焚书坑儒”出现的原因。儒学自产生以来至东汉早期已蔚为大观，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三）“汉文化”与“焚书坑儒”的关系

本文所述“汉文化”并非单单指汉王朝或汉族的历史文化，而是指整个民族的文化。换句话说，“汉文化”被我国各民族普遍信奉，是深入人心的全民信仰。而“汉文化”的主体其实就是儒家文化，其中也杂糅了其他家的思想，不过都从属于儒家，为儒家所用。既然儒家思想是汉文化的主体，那么，儒家思想被我国各民族普遍信奉的时间也就是汉文化形成的时间。

上文已经得出：“焚书坑儒”的出现是社会精英阶层为儒学的国教化制造舆论，既然是制造舆论就说明此时儒家思想已经拥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官方瞅准时机借势引导。因此，在“焚书坑儒”出现前，“汉文化”就至少已经有了形成的态势；“汉文化”形成是因，“焚书坑儒”出现是果。笔者认为：“焚书坑儒”作为四字词汇的出现可以作为“汉文化”形成的标志之一。

四、结论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家思想在官方确立独尊地位的标志，“焚书坑儒”作为四字词汇的出现是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官方和民间）确立独尊地位的标志。在“焚书坑儒”出现的这一历史时期——新莽至东汉早期，儒学已经发展为拥有良好群众基础的学派，古代中国进入准儒教时期，“汉文化”已经形成[[37]]。

五、余论

儒家思想自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并传播，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才为统治阶级所推崇并进一步传播，成为了维护古代中国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帝国的理论支撑，这前后一共用了300多年的时间。但直到东汉早期，作为“汉文化”内核的儒家思想才被全民普遍信奉，这又用了约200年。显然，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我们要始终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前进中发展，不开历史的倒车。

此外，从西周中期非子被封为附庸到扫六合、归一统，历经了600余年，秦人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家族起家，不断地从西向东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完成了从附庸到方国、方国到王国、王国再到帝国三次大的政治升华的先秦古国，秦人所建立的秦帝国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秦人为此走过了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38]]。秦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反映了秦人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些精神财富仍可为当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深厚精神和文化滋养，是今人学习的榜样。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作为一座博物馆，要协调各方挖掘和研究这些精神财富并将之以通俗的阐释方式、高效的传播途径传递给公众，让博物馆活起来，发挥博物馆的社会价值即当代价值。

最后，再回到开篇我对考古学的定位：考古学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但按照标准说法，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是要去探索历史规律的。如果历史有规律，那么历史学本身也是一门科学，考古学自然也是科学。但没人会相信历史可以原模原样的重复，历史是用来借鉴的。理解历史本身就丰富了人的生活，这一点跟哲学、文学没有区别，这就是历史学、考古学的人文性，人文性的考古学得到的是理解而不是规律。接受考古学作为人文科学的性质，也就能理解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定位，以及中国考古学在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39]]。诚如陈胜前先生所说：“中国考古学应该以科学为途径回归人文”。

出处：《秦汉研究》2019年第13辑，引用请查核原文。注释略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8年度科研课题“基于秦始皇帝陵的公众考古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