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讲“法原（源）于儒”（《先秦诸子系年·自序》），郭沫若说“前期法家，在我看来是渊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礼制的一派，礼制与法制只是时代演进上的新旧名词而已”。（《十批判书·前期法家的批判》）循此思路深入研究还可以发现：前期法家渊源于政事之儒。孔门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论语·先进》）四科。孔子殁后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李贤注《后汉书·徐防传》引《史记》佚文），其门下弟子显然也有若干科类。如今知名字的有魏文侯、魏成子、李克（即李悝）、曾申、吴起、田子方、段干木、公羊高、谷梁赤、禽滑厘、子伯先等。按照孔门四科分类，则魏文侯、魏成子、李克、吴起为政事弟子；田子方、段干木属于“德行”；曾申、公羊高、谷梁赤属于“文学”，或曰传经弟子；禽滑厘转入墨家，子伯先资料绝少，已经难辨科类。孔子之道是“内圣外王”之道，由礼制到法制是“内圣外王”符合逻辑的演进。这一演进轨迹，在孔门政事弟子甚至孔子本人已经初露端倪，到子夏门下政事弟子才正式完成。

        子夏的政事弟子名气最大。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盛的国家，开变法图强之先河；李悝著《法经》，是名副其实的法家鼻祖；吴起是兵家而兼具法家色彩。故以往学界多认为：魏文侯“受子夏经艺”，只为博得“尊贤”名声，并未接受儒家思想；魏成子、李悝、吴起等师事子夏，同魏文侯差不多。子夏的其他弟子，田子方、段干木隐居不仕，表现出道家倾向；禽滑厘转入墨子门下，成为墨家巨子。那么，作为其师，子夏的思想倾向究竟如何呢？有论者说子夏“同他的学生李悝、吴起等人，一跃而成为前期法家” ；还有论者联系孔子告诫子夏“无欲速，无见小利”（《论语·子路》）等语，视之为“杂儒”。笔者对“前期法家”说不敢苟同，曾经赞同“杂儒”说，认为“子夏能吸引这些具有非儒家色彩的杰出人物于其门下，心悦诚服地听其传经授道，单靠师徒双方各取所需的策略性考虑是不行的；还应当有相当多的共识，相同或相近的思想观点作为师徒相处、相亲的基础”。如此论述，还是把“思孟学派”作为儒学正宗，作为“纯儒”的标准，来衡量子夏及其弟子。近几年笔者逐步反省到：以往所论没有跳出传统观念的误区，有片面性和简单化之嫌。这里针对以往认识误区，作以下改进和补充。 

         第一，判断子夏及其弟子是不是纯儒，是不是儒家，只能以孔子为基本标准。以往学界谈论“孔孟之道”，较少看到孔、孟的区别，对孔子和孔门多有误解。如冯友兰《原儒墨》说“儒本只是知识礼乐之专家”；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说孔子“是文士，关于军事也没有学过”；张岱年《孔子与中国文化》说孔子把“礼乐与军旅对立起来”，无形中已把孔子等同于孟子。其实，孔子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孔门颇重视武艺传授，其治国方略是宽猛相济、文武兼备，并非单纯“以德治国”。《论语·颜渊》记孔子对季康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意在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反对“不教而诛”的虐民暴政。这和现在说“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端正干部作风是养成良好社会风气的关键，其实是一个意思；并非要求放弃刑法等强制性手段，更无轻视民众力量之意。孔子任鲁国司寇，是最高法官；孔门弟子从政，也不免断狱执法。孔子固然反对不教而诛，倘若教而不从，却是诛之无赦的。不然，就无所谓“猛以济宽”了。孔门为政方略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目标是富国强兵。子夏弟子李悝、吴起等虽为前期法家，皆具儒之本色，与孔门政事之儒如冉有、子路等并无大的不同。

         第二，七十子对于孔子学说的传授，特别是无意争正统的仲弓、闵子骞、子游、子夏、有若、曾参等孔门高徒所传授的孔子学说，虽不免因为各人学养、个性、生存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偏重，不尽相同；但从《礼记》等典籍可以看出，这些弟子直到老年还在不断地交流、磋商与合作，都在尽力忠实地传承孔子之道。孔子思想的文本化、系统化，不仅是由这些弟子奠定基础，主持完成主体工程者也是这些弟子。也就是说，正是这些孔门高徒全面地传承了孔子的“内圣外王”之道，而没有明显的偏离或偏废。一是因为这些高徒大都长期追随孔子，得到孔子亲传亲授，对于孔子的学说和为人有颇为全面和深刻的了解；即使个人当时理解有偏差，也会在日后反思、提高的过程中得到改进，在同门的交流、磋商中得到互补和校正。不可能人生阅历和学养丰富提高了，已经成为一代大师了，还是停留在年轻时代对孔子的理解和认识水平。以往学界关于孔门弟子分学派、争正统、传学各有偏差以致尖锐对立的说法，既任意夸大了孔门的思想分歧，也严重缺乏发展的观点。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孔门弟子设教授徒的时代，与孔子距离不远，社会的发展巨变及其对于教育的影响，尚未形成像再传弟子以后那样巨大的不同。《汉书·艺文志》引刘歆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七十子未丧，其传述的微言“大义”也就未“乖”，儒家内部也还没有分出尖锐对立的学派。

        第三，《韩非子·显学》言儒分为八：“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这些学派，应当是自七十子去世以后、直到战国末期这二百多年间，陆续产生的一些有影响、有争正统表现的儒学别派。其中“子张氏之儒”最早，开派别立而“自谓真孔”者当为子张弟子。其别立宗派的大致原因是：《论语·子张》记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又记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张秉性稍嫌偏激（子曰“师也辟”），其传学亦不免有所偏激，与后起的墨子有点接近。如墨子主张“兼爱”、反对儒家爱有差等，就与好“为难能”、“堂堂乎张也”有某些近似。而有子、曾子的门人在编定《论语》时，出于排斥墨家的需要，把上述子游、曾参赞扬子张而有所保留的话编入《论语》，对于子张及其弟子持有所保留的态度可想而知。“子张之儒”受到贬抑，才需要自我标榜“真孔”，遂成为孔门后学中最早别立宗派者。此后在战国百家争鸣中，又陆续产生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等有争正统表现的儒家学派。其中颜氏、漆雕氏之儒，虽然打着颜渊、漆雕开的旗号，但开派者是其后学而并非本人，不然就不会列在子张氏之儒后面。可见，儒家八派是历时性的，产生顺序大致如韩非子所列；并非并时性的，更非七十子时代就已经产生。郭沫若《十批判书·前期法家的批判》说前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都出于儒家的子夏，是所谓‘子夏氏之儒’”是对的；但并非所有的“子夏氏之儒”甚至连子夏本人都成了前期法家。郭老又说“子夏氏之儒在战国时代确已别立门户，而不为儒家本宗所重视了。《韩非子·显学篇》言儒分为八……独无子夏氏之儒……是因为韩非把子夏氏之儒当成了法家”，不仅证据贫乏，逻辑上也讲不通。我们知道：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态度岂能代表“儒家本宗”？何况韩非分明是说“皆自谓真孔、墨”，即有自我标榜、争正统表现的儒、墨派系。七十子有传承儒学记录者，韩非大都没有提到。如果说没提子夏氏之儒，是因为韩非将其当成了法家；那么，仲弓、闵子骞、子贡、商瞿、子游、有子、曾子、澹台灭明等孔门高徒及其后学都没有提到，又是因为什么呢？郭老并未作出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故笔者赞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孔门弟子》所言：“孔门正传的一派，大概可用子夏、子游、曾子一班人做代表。”韩非所谓儒家八派，只是“自谓真孔”、有争孔门正统表现的派别；韩非没有提到的“曾子、子夏、子游、有子诸人都是孔门的正传……故不别立宗派。”即是说，“子夏氏之儒”仍是孔门正传。这和汉儒普遍地视子夏为经学鼻祖，是完全一致而没有什么变化的。

         第四，思孟学派与孔子和孔门弟子颇有不同。随着时代变迁和战国社会分工的发展，私学进一步勃兴，政教彻底分离；常备军与多兵种产生，官吏由文武职责不分到有了明确区分；文教与武教随之分离，内容逐渐丰富，专业化水平相应提高。作为孔门再传弟子及其后学的思孟学派，已经与孔子及其弟子有了明显的不同。《孟子·尽心下》记“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当冯妇再次“搏虎”为民除害后，竟然“为士者笑”。笑冯妇的这些“士”，自然是纯文士，而不是文武兼备之士。这说明在孟子的时代，不仅文士、武士有了明确区分，新生的文士或曰“善士”已经有相当规模，并且有了嘲笑武士的资本或曰资格。这在孔子和孔门弟子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从《孟子·梁惠王上》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离娄上》提出“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等论断，可以明确看出：孟氏之儒斥武功而重文治，不再重视武艺传授和军旅之学，已经比较明显地文人化；其勇武精神失去了武艺的支撑，更多地流于精神层面。因此可以说，思孟学派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内圣”之道，对“外王”之道继承不够、多有遗失或曰变异。倘若以思孟学派的标准来衡量，不仅是孔门七十子的多数，就连孔子本人，也会被视作“杂儒”的。

        第五，判断子夏氏之儒是否孔门正传，以及子夏的著名弟子是否具有儒家色彩，应当与孔门同类弟子比较，而不应当以所谓思孟“纯儒”作标准。受史料所限，今日所知道的子夏著名弟子，如魏文侯、魏成子、李克、吴起、田子方、段干木等人，多属于政事、德行弟子。把他们与孔门“文学”高徒比较已属不类，再用思孟“纯儒”的标准来衡量，自然会感到其具有非儒家的色彩。如果改进比较方法，把子夏门下的政事弟子及田子方、段干木等德行弟子，与孔子门下政事、德行弟子如冉有、子路、子羔、樊迟、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曾参、原宪等作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其实并无大的不同。或者说，同样是在材料极为有限、难以观察判断人物主导性格和思想全貌的情况下，原来所作“子夏著名弟子多具有非儒家色彩”的判断，未免有武断或者片面之嫌。又由此推断子夏作为其师，也具有“杂儒”特征或曰非儒家色彩，就更属武断而难以成立了。

         总之，当我们克服了一些成见和主观、片面的方法，就会发现以下两点：一是子夏西河教授长达六七十年，子夏弟子或曰第一代子夏氏之儒，应当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这个群体也像孔门弟子一样，有各式各样的儒者，从魏文侯、魏成子、李克、吴起、田子方、段干木、曾申、公羊高、谷梁赤等著名弟子的有限史料来看，显然有德行、政事、文学等科类。二是把子夏的各类弟子与孔门同类弟子作对比，差别并不大；即使已演变为前期法家的政事弟子，如李克、吴起等人，也不失其浓郁的儒家色彩，或曰孔门儒家的思想烙印。如“李克务尽地力”（《史记·货殖列传》），与《论语·先进》记冉有所言“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的为政目标并无不同；李克、吴起为政的基本精神，与孔子“庶-富-教”和“足食，足兵，民信之”的治国方略，也是一致的。郭老《青铜时代·述吴起》说“吴起尽管是兵家、政治家，但他本质是儒。不仅因为他曾经师事过子夏与曾申，所以他是儒，就是他在兵法上的主张，政治上的设施，也无往而不是儒”；其《十批判书·前期法家的批判》说“李悝具有儒家的气息……魏文侯时本是人才集中的时代，师有子夏、段干木、田子方，臣有翟璜、乐羊、西门豹、吴起，大抵都是儒者”，乃是据史料作出的判断。只是这些卓具见地的观点，混杂在一些不尽正确的观点和论述中，需要我们去认真选择、学习罢了。

    （作者单位：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来源：《 中华读书报 》2012年04月18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