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精装）钟焓/著 ） 我们不能忽视，像伯希和、斯坦因这一代主要生活在20世纪前期的学者，他们的学术工作往往与殖民时代的历史大环境息息相关。换言之，政治对学术的宰制在那个时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隶属于广义“东方学”范围下的内亚历史与考古研究显然无法幸免。当今天的读者在面对伯希和的考证巨著《马可·波罗注释》和斯坦因以高度敬业的工作精神先后完成的多卷本大型考古报告时，再将眼下西方学者的相似主题的学术著述置于旁边作为对照，一种今不如昔的怀旧情绪或会油然而生，甚至还可能对那个能够诞生出大师级学者的殖民时代充满好感，并为这一大时代在二战以后的终结感到惋惜。 
对此我们本应清醒地看到，尽管那个时代确实产生过以后再也无法复制的学术巨匠，但是并不值得人们为之憧憬留恋，尤其是对于中国这个在欧美“东方学”扩张过程中损失珍贵文化遗产近乎最多的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殖民时代遗留的惨痛后果，当以张承志在《从象牙塔到吐鲁番》中概括得最为深刻而形象，“对中亚的主人来说，不利是连环式的，对过去的抗议尚未喊出声来，又必须正视过去中产生的学问。对于当时的被侮辱，被席卷一空的人来说，世界确实是不公正的：十九世纪末的文化掠夺生下的儿子，今天一个个都是如山的学科巨人”。不能因为殖民时代培育扶植过一批标志性的东方学名宿，就忘掉它对我们民族带来的无以弥补的莫大创伤，反倒对之产生认同心理，这正如不宜因为清朝孕育出钱大昕、段玉裁那样在学识上令人钦佩的朴学大师，就要像王国维那样无条件地认同帝制统治，更不能因为民国时期出现过陈垣、余嘉锡、杨树达这几位足以和乾嘉巨子进行平等学术对话的考据大家，就“何不食肉糜”地羡慕宣扬民国时代的政治学术环境优于新中国一样。 殖民时代下不可避免的崇尚功利实用的风气以及强调为殖民政治服务的学术导向常常直接左右了学者研究的方向和深度。正如本书导言中所述，斯坦因恰是凭借着他和英印殖民政府的良好关系，才能通过官方渠道源源不断地得到人员保障、技术支持和经费资助。当然反过来说，他也必须投桃报李，尽可能地以学术考察为掩护，在新疆一带进行具有军事情报刺探性质的测绘工作。故人们不难发现，在没有卫星定位系统服务的20世纪前期，斯坦因考古报告中所附地点的坐标精度之准确，所绘地图的覆盖区域之详尽，以至这些重要地理信息完全可以直接施服务于军事用途。因此，斯坦因的整个人生兼具正反两面性，一方面其留下的辉煌学术遗产使其无可争辩地成为20世纪中亚考古领域中贡献最大的一位学者，另一方面他还忠实地扮演着在英俄（包括后来的苏联）为争夺瓜分中亚殖民利益而竞相疯狂下注的“大赌局”中，替大英帝国鞠躬尽瘁，甘效犬马之劳的“马前卒”角色。 相比之下，正由于法国受国力所限不愿在殖民事务上更多地介入中亚，故缺乏奥援的伯希和与殖民体制的瓜葛，相较斯坦因来说，至少在表面上没有那么显著。当伯希和的学术传人韩百诗在1978年逝世后，印度学家菲力奥扎（J.Fillozat）发表了悼念性评论。他为韩百诗不能像伯希和那样亲赴内亚进行考察感到惋惜，并归咎为在其生活的时代，内亚已经不再对西方开放了。然而如同本书导言所述，伯希和也仅仅得到了一次实地调研发掘的机会，以后法国官方和私人便不愿再对此类活动追加投资或者继续赞助了，甚至有关伯希和此次考察的学术报告也是从20世纪60年代时，才因各种条件的具备齐全而陆续得到整理出版。其间不甘被边缘化的他还曾在“一战”结束之后以“蒙古通”的身份卷入协约国在远东策划的针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阴谋中，为此告别学术的时间足有三年之久，可惜后来还是一无所获，铩羽而归。尽管他的投机政治纯属得不偿失，但其浓厚的殖民情结还是至死不改。直到“二战”末期欧洲战场结束前夕，伯希和仍在为法国保留在印支的殖民利益奔走呼吁，甚至不顾自己身体欠佳，在其去世的当年专门为此去了一趟美国。对他这种终身沉浸在法兰西殖民扩张的虚幻美梦里，并从镇压义和团爱国运动时就开始心甘情愿地为列强利益献身的殖民体制的卫道士来说，在1945年即早早离世未尝不是一种幸运或解脱。倘若他活到了50年代，获悉侵越法军在由韦国清将军作为军事顾问全程协助指挥的奠边府之役战败后，被迫缴械投降时，其伤心欲绝的程度，恐不亚于当初因古德里安将军的坦克驶入巴黎时感受到的那种国丧一般的切肤之痛。总之，从学术成就上看，伯希和固然是一个近于完美的知识理想主义者，但其作为殖民时代的产儿，终究和它有着割舍不断的血脉关系。 令人遗憾的是，殖民时代虽然在“二战”以后寿终正寝，但是忌惮敌视新生事物的西方国家很快又制造发动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冷战”。冷战的长期延续致使相关学者难以接近或前往社会主义国家领土中的内陆亚洲地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考察，也无法指望和那里的专业同行建立起稳定而有效的学术交流机制。故西方学界对内陆亚洲地区的历史考古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阻碍，这就促使许多研究者只能选择前往内陆亚洲的“替代区域”以稍稍弥补这种重大缺憾。此类区域包括了本书导言所述西德学者长期工作的以兴都库什山区为中心的北巴地区，藏学家杜奇（G.Tucci）领导下的意大利考古队进行田野发掘的巴基斯坦斯瓦特等地。此外查希尔国王时期的阿富汗和伊斯兰革命之前的伊朗也成为许多专家经常涉足的国度。还有一些涉足游牧问题的西方人类学者则前往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从事实地调研，就像艾伯华（W.Eberhard）、R.P.Lindner和R.Cribb等的学术成果展示的那样。 这种情况和那时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因为不能前往大陆，而只能满足于在我国港台和东南亚华人聚居地开展学术调研如出一辙。当然随着冷战时代的终结，年青一代的西方学者才可以较为自由地出入真正地理意义上的亚洲腹地，通过与相关国家地区的同行开展富于成效的学术合作，积极从事各项与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有关的科学考察活动，故近二十年来，他们的此类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且其中采用英语发表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不过由于前一个“隔绝期”毕竟过于漫长，因此当时的西方研究成果尤其是直接用英语发表者在数量上就显得颇为有限，明显不如俄文和德文，尽管像塞诺在印第安纳大学建立的机构等也推出了包括译著在内的不少英文学术出版物。故中国学者如果要加深对冷战时期国外内亚研究成果的了解，那么还需重视对英语以外的学术工具的掌握运用。 冷战的结束距今已经20多年了，而在这最近的20年间，西方内亚史研究经历的最大变化应该是悄然完成了学者的代际轮换。一大批在伯希和去世前后的20世纪中叶步入学界的学人纷纷谢世，从1995年辞世的柯立夫开始，直到2016年猝然离去的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逝者群体中包括了孟格斯（Karl H.Menges）、石泰安（R.A.Stein）、耶特马尔（K.Jettmar）、哈密屯（J.Hamilton）、海希西（W.Heissig）、富安敦（A.Forte）、普里察克（O.Pritsak）、德福（G.Doerfer）、毕达克（L.Petech）、巴赞（L.Bazin）、傅海波（H.Franke）、蒲立本（E.G.Pulleyblank）等著名学人。如果在这个名单中再加上同一时期逝去的西方伊朗学家和伊斯兰学家以及东欧与日本的相关同行，那么无疑还会拉得更长。本书重点评析的学者中也有两位作古于这一时段，即2011年和2012年先后去世的塞诺和乌瑞夫人，其中塞诺的去世昭示着“后伯希和时代”的彻底结束，因为他大概是伯氏弟子中在世的最后一人。如何超越学者个案以系统总结这一代人的学术成就，并梳理揭示他们与伯希和等上代学者在学问上的各种异同，目前的时机尚不能说十分成熟。这是因为他们距离我们眼下所处的时间节点稍嫌过近，许多事实恐怕只有等到历史冷却沉淀了许久之后，人们才能透视观察得较为清晰。因此，对笔者来说，对这一辈人学术地位的整体性综合评估远不像本书对伯希和、斯坦因等更早一代的学者定位得那么明快直观。 那么我们还可以对今后的西方内亚史研究做哪些概观式的展望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会是见仁见智，故下面陈述的内容仅属个人在阅读外文资料之余的一点私见，无意希求读者附和与赞同。首先，从外文成果发表的语种上看，英文所占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尤其体现在期刊论文中，以至德、法等国的传统东方学刊物上也开始大量刊载英语论文。这反映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英文在相关学术界内的地位日益凸显，同时也暗示了欧陆国家的传统东方学传统也在逐渐经历“美国化”的蜕变。估计以上趋势在未来多年内还会一直延续下去，自然这对中国学界较为有利，毕竟多数中青年学者平时最熟悉的工作外语还是英语和日语，而对其他几种欧洲学术语言则相对隔膜。不过，反过来说，对于有志于终身从事内亚史研究的学者而言，德、俄、法等小语种仍然有其难以替代之处，尤其是这些国家的学者在拟推出其篇幅较长的专著时，往往还是更倾向于选择采用自己得心应手的母语来写作。 其次，在研究路数和学风方面，考据性质的成果所占的比例逐步下降，而综合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论著则越来越多。正如本书在评价傅礼初时所指出的，相关学风的转换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已出现，只是最近20年间发展得更加迅速而已。看来上述趋势以后仍会加速延续下去，同时还会带动厚今薄古，重视近代乃至转入当下的强调实用的学术风气，这对中国学者来说，或也存在有利的一面，即我们可以借此缩短在考据上和前两代西方学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从而改变以前那种仅仅是面受聆训的学生地位，早日迎来在学术上足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那一天。实现后来居上的前提则是我们在考据方法上能够把中国传统史学的优长和西方比较语言学的精华有机完美地整合为一体。故伯希和等人的成果仍具有不可取代的正面示范效果。此外，我们在吃透各种考据治史方法的同时，也不能漠视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了解和学习，在后一方面贡献良多的傅礼初为学界做出了另一种值得遵循的表率。 此外，以国内的相关研究而言，如何更为快捷有效地追踪国外学界的最新研究进展并与之保持同步自然极为重要。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前突出困扰学界的图书馆因经费限制购置外文专业图书数量不足的老大难问题，如今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缓解。试以当前国家图书馆每年购入外文书的数量来看，较之二三十年前，显见增长得十分迅速。可惜大概因为缺乏专业引导，即使像国家图书馆这样的大型藏书机构，依然存在书多刊少的短项，即每年订阅的东方学专业期刊的种类尚十分有限，无以满足专业读者的查阅需求。而时下最感急需的莫过于编撰一部内容相对完整的内亚研究书目指南，以尽可能地全面收录西方各主要国家在“二战”以后出版的相关专著（含各种形式的论文集）信息，如此甚便专业人士特别是那些正在撰写学位论文的年轻研究生参考利用。关于国内学界与国外同行进行密切交流的重要性更是毋庸置疑，唯有关情况不宜由笔者这种从未有过出国经历的人来归纳。 
最后，在对外学术交流过程中，国内的相应机构和部门也应严格依照法律，注重对国家权益的自觉维护，切忌不可让前述张承志控诉的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堪为教训的是，20世纪末瑞士人鲍默（Ch.Baumer）利用中国对外开放之机，居然在当地向导的指引下潜入新疆沙漠腹地的古代遗址，私自进行发掘并采集文物，还险些带走其非法获得的相关物品，真是让人感觉“一夜回到解放前”。可是后来我们的学者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书评介绍鲍默的考古活动时，也许是为外人讳，就对此类严重侵害国家主权的行为只语未提，更未进行任何道义上的谴责。以笔者私见，这种做法或有可商，因为学者的远离政治，潜心治学并不等于他要自动放弃其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何况此事关乎国家主权。事实上早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国内的许多新发现，往往是先对国外同行开放，慷慨准许其使用材料，却对本国同行设置了种种限制和障碍，如此不平等的待遇差别业已在很大程度上妨害了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水涛：《中外文明比较中的方法论问题》，《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看来当初社科院考古所的老所长夏鼐在考古开放与合作等问题上的老成持重立场，恰恰有其先见之明，绝不能轻易贬之为封闭保守，对抗时代潮流。至于萨义德对东方学政治性的揭露批判，就更值得中国学界在“自我东方化”思潮尘嚣直上的当下反复吟味，认真思量。时下国内知识界对之进行的最为犀利深刻的批评当数张承志《世界与我们的学术》，《回族研究》2011年第4期。张氏唯其独有的身为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生与伯希和再传弟子的罕见双重教育经历使得他对殖民主义及其遗产的省思展现出他人难以企及的知识深度和思想高度。
（文章来源：公众号“民族史”2017-11-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