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最大的亮点，是鲜明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标志着，在改革开放近4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式发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2.0版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根本而言，是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借鉴和吸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形成整合与统一的新形态的社会主义。经典社会主义是共同体逻辑（集体、计划与需求），而资本主义是资本逻辑（个体、契约与利润），这两个逻辑之间可以相互补充，但也存在巨大的冲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丰富性、超越性在此，而冲突与困境也在此。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两种逻辑的整合与统一，仍然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畴。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版本是1.0版本的升级，整合水平与统一水平达到了新的境界，更加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成熟。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与“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贯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但这是作为“四个坚持”的组成部分之一；有一段时期，在许多领域，党的领导实际上被弱化、边缘化，一些人对政治体制转型中党的领导地位认识模糊。

对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一个重要的视角，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来理解。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利用资本，又要驾驭资本，二者的中道就在于一方面要保护资本权利（right），另外一方面是要节制资本权力(power)。我们强调市场起决定作用、鼓励民营经济、全面依法治国等，都含有确认保护财产的权利、契约的权利，这是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基础。但同时要看到，资本不仅仅是权利，它还是个巨大的权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权力对其他类型的权力可以构成支配性作用。这是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共同特征。

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是根本性权力，它能有效地制衡与驾驭资本，不允许资产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不允许中国从人民当家做主向“资本坐庄”转变。党的十九大明确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写入党章，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使得我们能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党的领导，坚持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滑向资本主义方向；追求人民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资本利益最大化。[1]

“始条理者,智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条基本方略，以党的领导开始，以全面从严治党结束。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在于：在市场化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其主体性，如何同化、驾驭资本，而不为资本所同化与驾驭。

全面从严治党、不忘初心，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建构超越当下市场环境的理想。恰恰是由于党的领导主体性，赋予了中国道路的主体性与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超越性。全面坚持党的领导赋予中国社会主义以强大力量，全面从严治党则赋予中国社会主义以坚定不移的方向，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与魂。 

人民主体性与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认识更为深刻

人民历史主体性与党的领导主体性是双向赋予的辩证过程，人民的主体性是在与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中实现的。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党从人民中走来，人民的历史主体性赋予了党的领导主体性，为人民谋幸福是党不变的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党的最高正当性。

反过来，党的领导塑造了人民的主体性。没有党的领导，人民就不能组织与凝聚成为有理想、有目标、有战略、有步骤进行共同奋斗的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与实践共同体。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人民主体性与党的主体性的双向赋予关系，是通过二者密切互动实现的。概括起来，就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求党的领导既能从群众中来（以群众利益、意志、智慧为党的利益、意志与智慧），又能到群众中去（以党的主张教育、引导和带领群众）。既能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又能维护人民的群体与个体利益。要求党始终以人民的立场为立场，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始终与人民打成一片，保持鱼水关系与血肉联系。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许多明确表述，例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把群众路线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中”等。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与新探索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经典社会主义主要强调生产关系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0版本更为突出生产力标准。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新的生产力标准，民生与共享的标准。

经典社会主义共同体试图造就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社会主义共同体，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文化、国际主义为其主要特征，其中生产关系的特征处于最主要地位。但在历史的实践中，一度出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匹配的情况，所以邓小平同志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从生产力角度提出判断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丰富了生产力标准，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发展仍是第一要务，但必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的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区别了单纯以GDP中心的发展理念，走向更为综合、协调与可持续的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而发展不平衡中的许多问题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有些本身就是市场机制所造成，需要运用社会主义机制加以解决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将民生作为社会主义重要内涵。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有社会保护功能，对市场竞争弱势群体保障基本生存需要；也有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功能，即通过普及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国家提供的公益性保障要成为人民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来源。这样人民主体地位才能真正确立。

新时代社会主义，强调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目标之一，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正是中国梦将共同富裕写到自己的旗帜上，它才得以成为伟大的梦想。这一理想的实现，将标志着中国对于所有可借鉴国家样本的超越，将超越欧洲梦与美国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超越“升平世”，走向“太平世”。 

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超越了以往将“中国特色”理解为本国特殊性具有防卫倾向的特征，明确提出，中国特色也具有其普遍性的。普遍性蕴藏在特殊性之中，只要是成功的实践都具有普遍意义，都会对其他国家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成功的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更是如此。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全球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出的生机与活力，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中心；西方资本主义一体化过程的逆转和断裂；以及全球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谷、走向复兴。其次是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的伟大复兴改写并翻转了了16世纪以来西方与非西方大分流这一基本趋势。其三，以为全人类谋幸福的胸怀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全球化这一战略构想。其四，从世界视野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普遍意义，以中国实践为本位，回应人类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中国答案，为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提供中国方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进行新阶段的产物，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使得中国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坚强牢固、充满活力的制度模式，不但将承担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也将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

（作者：鄢一龙，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来源：《经济导刊》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