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战中的华工

一战时，为了把中国的命运和协约国的战争目标联系在一起，中国变得富于创意和想象力。派遣劳工来代替士兵是其中绝妙的一步。

早在1915年，当中国是否能正式参战仍属未定之数时，中国为了同协约国的战争事业联系在一起制订出了一个以工代兵的策略。这一策略的首创者是中国人而非协约国。派遣劳工支持协约国作战的构想出自于当时一位很有影响又有权势的政治家梁士诒，他将其称之为“以工代兵”策略。

中国决定派遣“劳工以代替士兵”既是基于权宜之计，也是出于深远的战略考虑。这项前所未有的举措是年轻的中华民国前瞻政策的结果。许多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把“以工代兵”策略同他们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愿景，以及以平等身份跻身国际社会的目标直接联系在一起。打从一开始，中国精英，不论是政府官员、独立思想家或教育家，都从深远的角度来看待派遣华工赴欧的构想。首先，劳工是使中国以平等身份加入国际社会的大计划之决定性而又顺理成章的组成部分。人们认为，华工在法国与西方人并肩工作，可以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建立起关键性的联系，并且随时提醒全世界中国的“以工代兵”方案与大战的战略性关联。了解中国对欧战的兴趣之所以如此强烈的关键在于，中国人可以借此在国内推动国际化，并在国外重新打造国家新的形象。

到了1915年夏天，欧战进入第二个年头，能否获得新的人力资源成为法国取得战争胜负的关键。法国政府意识到它的人力资源可能很快就将耗尽，因为它根本没有足够的男丁替补战场上的阵亡者和伤员。法国因此立刻接受中国的提议，于1915年底开始召募华工。起初，英国并不怎么愿意接受中国的帮助。1916年夏，英国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英国明显需要外援，哪怕是来自中国这样的国家。1916年7月24日，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就寻求劳力资源发表的讲话中指出，英国应该雇用华工。“为了保证战争继续下去，我在‘中国人’这个词面前是不会退缩的。现在是我们最不应该顾及人们偏见的时候。”为了支持英国驻法部队的需要，从1916年夏天起，英国政府也跟法国人所做的一样，开始召募华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4万名华工（大多数是文盲农民）前往欧洲，其中英国雇用了约10万人，其余由法国人雇用。这些劳工由法国和英国政府召募，以协助两国在大战中对抗德国；后来，美国参战，美国也同样利用了这一人力资源，向法国政府借用了约1万名华工。南非、印度、越南和其他许多国家都在战时派工人前往法国支持英国与法国。他们前来是因为他们来自殖民地国家，必须响应宗主国的召唤。但中国不是任何国家的殖民地，却派出数量最多的劳力，而且华工在欧洲工作的时间也最长。印度向法国派出5万劳工，支持英国战争。华工都是自愿前往，他们的贡献也最为卓著。中国人是这场战事中的重要成员。对英国政府而言，劳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士兵履行劳动性工作使其可以去战斗”，以及“协助服务性机构和部门执行其任务”。基督教青年会（YMCA）一份文件指出，华工的工作如同战壕里的士兵一样举足轻重，因为在现代战争中体力劳动也是战争机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们包括修筑公路、兴建铁路、清理营房和机场、装卸补给品，以及在军火工厂工作。法国将军福煦称赞华人是“第一流的工人，可以培训成优秀的军人，在现代炮火下堪为楷模”。

东西方交流的纽带

福煦将军给首相的秘密报告，那些在大战期间在欧洲战壕、工厂和港口工作的华人，在受雇到法国之前，大多连自己的村庄都没踏出过。现在他们来到欧洲，所谓西方文明的中心。但是文明的西方已深陷在可怕的战乱中，它无法炫耀其和平时期所有的文化、学术或政治盛况，事实上它所暴露的只有其最丑陋、最野蛮的一面：彻底的相互毁灭和疯狂残暴。诚如基督教青年会记录所报告的：“把东方带来与西方文明接触，是这场世界争战中最了不起的组成部分之一。”大战期间及结束之际，华工发现欧洲并非天堂，而是废墟。根据基督教青年会一份机密报告说：“当然，在这些非官方（中国）代表眼中，白人的虚情假意和所谓的基督文明正被一层层剥去，他们站在昏暗的灯光下乏善可陈。”

对于来到欧洲的华工而言，东方和西方不只是接触了，而且是广泛全面地接触。最有意思的是，东、西方交会汇是透过这批为数甚多的文盲来进行的，当他们被挑选踏上征途时，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国际关系。即使他们经常被西方人蔑称为“苦力”、“中国佬”或“支那佬”，这些中国人不仅对盟国的作战有重大贡献，也在中西文明之间承担了重要的信使角色。通过检视华工的工作和经历，我们可能对东西文明之间的差异和融合取得新的认识，对战争及随后在中国及世界各国的发展有更深刻的了解。此外，在大战期间华工不仅亲眼目睹了一场文明战争，他们也积极参与其中。尽管如此重要，这段故事却罕为人知。法国一位基督教青年会官员宣称：“中国苦力为赢得这场文明之战的胜利所作的贡献，从来没有得到全世界的公正评价。”

虽然绝大部分华工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在被挑选送往欧洲时对中国或世界都没有清晰的概念，但是他们在中国新的国家认同的发展中、在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在欧洲的个人经历，以及与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及其他国家工人每日并肩工作，使得华工对于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大家庭之一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透过他们自身的体验，以及从与他们相处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们和其他中国精英那里学习到的知识，华工们最终成为中国和世界的新公民，对于中国及其在世界的地位形成新的理解和认知。在相当大程度上，华工的欧洲之旅实质上导引了中国成为国际政治新体系主要成员之旅。这些劳工为帮助中国改变其在国内及国际间的形象作出了直接的贡献。他们的新的跨国角色重新塑造了国家认同以及中国的国际化，进而塑造了新兴的全球体系。华工们在法国度过的大战岁月，代表着第一次有如此众多的中国老百姓与西方直接接触。毫无疑问，这一经历不仅为他们观察和体验在另一文明中的人生生活提供了机会，而且也为体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提供了机会。当他们回国时，他们带回了新观念、新思想和变革的启示与鼓舞。换句话说，前往欧洲拯救协约国的劳工不仅仅是被雇用的劳力，他们是参与世界事务的第一拨新华人，对建立新的国家认同作出了贡献。

对未来中国的影响

在通常情况下，中国精英与这些劳工的生活轨迹从来不可能交汇。在平凡的年代，中国社会最高阶层的成员和劳工之间不会有任何场合和原因这样直接交往。但这不是平凡的年代，中国精英和劳工的确在西方交汇，并且在大战期间的法国共有同一种经历。通过以基督教青年会秘书或教师的身份与欧洲华工共事，未来的中国领袖们——如晏阳初、蒋廷黻、林语堂、蔡元培和汪精卫等人——相信中国总有一天将崛起成为强大的国家。在所有人都担心中国的未来悬于一线之际，这些年轻人是前途无量的中国才俊。他们怀抱深刻的信念而不是为了个人前途或发财致富来到法国。他们因为受到伍德罗·威尔逊建立世界新秩序呼吁的感召和建立有益于中国的更好的国际体系的承诺来到欧洲。他们想要运用他们的知识、精力和经验帮助这一世界新秩序早日来临，可是他们的世界观和对中国的了解与劳工们大不相同。他们帮劳工写信、教他们识字和了解世界及中国形势；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决心让工人成为中国及世界的合格公民。这些精英学者和留学生帮助他们建立对于中国劳动阶级的新认识、激发他们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找出路，并且改变他们对中国及其未来的认知。为华工服务也增强了中国留学生的领导技能，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他们曾经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用餐室、活动棚、缓和西方人同劳工的关系包括平息罢工和暴乱，以及在战争条件下推广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他们与劳工的共事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实验场，他们得以在其中有足够的机会展现和发展他们的领袖才能。

我们也可以说劳工们在打造或重塑中国精英对中国的认知，在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华工对这些中国干事们在工作、生活及思想上的影响，甚至比他们对华工的服务所带来的影响更加深远。他们从为平民的服务中找到了人生意义与快乐。一位青年会干事表示他过去从来没想过“我们学生对劳动阶级负有直接责任。我们必须回中国，为大众继续我们的服务”。

此外，华工的法国之旅也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未来产生了深刻影响。众所周知日后的中共领导人如邓小平（1904—1997）、周恩来（1898—1976）等，都在战后前往欧洲考察西方文明的中心。沿着华工的脚步肯定影响到他们的思想和政治抱负的形成。1919年1月，新设立的“勤工俭学”计划开始在中国人中引起广泛注意，并促成很多未来的领袖出国学习。最好的原始文献是《旅欧周刊》，它是由旅欧华人团体主办的刊物，1919年11月15日创刊，由周太玄主编。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1921年公开说，在法华工是勤工俭学计划的先驱。他相信虽然某些人认为劳工无知、政治上短视，实际上他们在中国的改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指出，如果劳工办得到，中国受过教育的青年人通过勤工俭学计划也能办到。

华工回到中国后，有些人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开路先锋力量。1919年9月，从法国归来的华工在上海组成他们自己的工会，每周集会一次讨论如何保护自身权益。这个工会以组织劳资谈判、定期聚会以增进共同知识，促进友善和跨党派的友谊为宗旨。工会成员誓言不酗酒、不嫖妓、不赌博、不吸鸦片。中国劳工明白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目标奋斗、自己来拯救自己的命运。所有这些发展都或多或少得自于他们在欧洲的经历。据当时的中国评论员刁敏谦的观察，归国华工带回来一种新精神。“这些归国华工无疑找到了一片播撒他们所信奉的新思想种子的沃土。”这些人的确是变革中国的强大力量。

有意思的是，五四运动时期流行的两个口号——“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与旅法华工有直接关联。大战之后，中国的劳工阶级和精英阶层都体认到劳工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在打造新中国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华工奔赴欧洲以及他们为大战所做出的牺牲，帮助了中国在战后和平会议取得一席之地，他们进而在把中国和世界带到一起的过程中担当起了中间人和使者的责任。

摘自文集《一战与中国》，魏格林，朱嘉明 编 ，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