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492年以前，大西洋是文明的天堑，旧大陆西部与美洲之间不存在交流网络，欧洲人只与东方文化交流。因此，欧亚非旧大陆文化板块与环太平洋文化板块构成了世界两大文化板块，而中国，正好位于两大文化板块的交汇区——天下之中。 历史上有许多古老民族历经时间的风雨，生生不息，发展至今，典型的如西亚的犹太人和东亚的大和民族。世界上却没有如中国这样，作为一个巨型的文明共同体，雄居亚洲东部百万年，坚守自己的文明范式和生活方式，绵延至今。她沉积了人类最深厚的文化层，内圣外王（政教）高度融合发展，文明辐射遍及整个世界——放眼全球，这简直是个奇迹！ 在二十一世纪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全球化时代，人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需要统一和平、持续包容的发展。作为世界上唯一持续发展百万年，对欧亚非旧大陆和环太平洋文化板块做出重要贡献的巨型文明，世俗化特征明显的中国文化一定会为未来世界做出新的贡献！
人类文明史上，几乎所有族群都有“世界中心”的观念。一座神山、一座宫殿，一个城市、一棵树都可以成为他们“世界中心”的象征，与宇宙上下界联系在一起。 比如，广泛存在的宇宙树观念，就是一个在空间上移动的，象征意义上的“世界中心”。 著名宗教史家伊里亚德写道：“大量的神话和传奇都提到一棵象征宇宙的树（七根枝杈，对应于七重天），一棵支撑世界的中央树或者柱子，一棵生命树或者一棵神树，谁吃了它的果子就会长命百岁。这些神话和传奇都提出各自不同的关于‘中心’的理论，由于这棵树体现着绝对实在、生命历程以及神圣权能，因而矗立在世界的中心。”【1】 与上述神话象征不同，超越古代和近代各式“中心论”，本文所说的“中”，指文化上的中心，世界不同文化自然分布状态的最主要交汇区——这个世界文化的地理中心，就是以中国为主体的亚洲东部地区。 为什么以中国为主体的亚洲东部地区是世界文化交汇的中心呢？ 首先，以中国为主体的亚洲东部地区是世界两大文化板块，欧亚非旧大陆文化板块与环太平洋文化板块的交汇地区。 其次，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在亚洲东部地区长期碰撞、融合的结果，她是东西文化的宝贵结晶。 最后，由于特殊地理环境以及地缘位置，中国成为人类文化因子沉积深厚、发展成熟、辐射广泛的地区。 兹分述如下—— 一、何以称中国 人是陆地动物，地球上陆地的分布形态深深影响了人类文化。 我们观察整个地球表面，就会发现陆地主要被两个大洋隔离，即处在欧亚非旧大陆两端的大西洋和太平洋。 大西洋比太平洋要窄许多，最大宽度仅为2800千米，而太平洋赤道地区宽17700千米，覆盖了地球的将近1/3。不过，太平洋的南北都有许多岛链，如项链一样将美洲和亚洲连接起来。北部白令海峡极窄，最窄处仅约37千米，对于数万年前适应了西伯利亚酷寒的原始先民来说，北美大陆和亚洲大陆“隔海相望”。 人能胜天。但在15世纪以前，地处欧亚非旧大陆东西两端族群的航海能力迥然不同，亚洲东部一线民族的航海能力极强，欧洲一线民族的航海能力整体上很弱——公元前六世纪驰骋地中海的腓尼基人环绕非洲之旅的传奇故事也不能掩盖这一点。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历史作家胡果•达文波特（Hugo Davenport)）这样描述太平洋地区民族的航海能力：“在太平洋上，古代的波利尼西亚人乘独木舟下海，轻松自如地航行在大片海域里。他们在复活节岛上——在被欧洲人发现时，它是地球上人烟最稀少的岛——建起神秘的雕像，该岛东面离智利海岸3700千米（2300英里），西北离塔西提岛4000千米（2500英里）。即使它最近的邻居小小的皮特克恩岛也在正西2250千米（1400英里）处。波利尼西亚人生活在水的世界中，他们就像两栖动物一样在太平洋上来去自如。同时代在中国，航海的平底帆船出现于大约公元前1500年，随后又传播到亚洲其他地区，包括朝鲜和日本。太平洋西部则被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开发。很久以后欧洲航船才来到此地，穿过印度去远东地区开发新的殖民地：荷兰人在爪哇，西班牙人在菲律宾，英国人在中国香港。” 【2】 太平洋地区族群的深海航行能力惊人，他们发明了有边架的独木舟和双体独木舟，加上丰富的海洋知识，使他们成为真正的海洋民族。《大历史》的作者写道：“波利尼西亚航海家能够通过星星、风向甚至对大洋浪涌的感觉来操控船只。他们也使用牢记在心的大量地理知识，其中包括覆盖太平洋几千英里的心理地图。”【3】 世人基本忘记了波利尼西亚人对世界开拓的贡献——直到十八世纪，库克船长在南太平洋的向导仍然是波利尼西亚人。 台湾人类学家凌纯声教授（1902~1981年）经过大量考证指出：“在太平洋上至今尚保有原始的固有的筏排、方舟（Double Canoe）、戈船(Outrigger Canoe)、楼船四种航海的交通工具。太平洋上的民族在远古的时代即利用这四种航海的筏舟，自亚洲远航而移殖到各岛屿去的。而此四种航海工具可说都是起源于中国的。”【4】 这里，凌纯声教授所说的方舟，即波利尼西亚人的双体独木舟，戈船，即有边架的独木舟（边架艇）。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来自旧大陆的原始先民就开始沿南北两个路线，向美洲和太平洋深处移民，约公元前400至公元1200的年间，这些移民在太平洋西部波利尼西亚定居下来。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1492年哥伦布来到美洲以前，波利尼西亚人就已踏上南美大陆。在智利，考古学家发现了波利尼西亚的鸡骨头残骸，年代为公元1304~1424年；【5】南美洲的甘薯则传播到了波利尼西亚西部，两地对甘薯的称呼相近，南美盖丘亚族称甘薯为kumar，波利尼西亚人称其为kumara。【6】 相距遥远的南美与波利尼西亚之间实现互通——这是环太平洋文化圈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欧洲名副其实成为海洋民族是在十五世纪以后。早期历史上，与环太平洋族群相比他们的族群航海能力显得很弱。达文波特写道：“开始时用古埃及的芦苇小舟，尽管它们最先是被设计来在尼罗河的平静水面上航行的。后来有了更加灵活的船只，用木板制成，还包着一层外壳，更加能够承受海浪的颠簸。这使得地中海地区的航海文化繁荣起来。到公元前1000年时，早期的欧洲航海者开始在直布罗陀海峡外驾驶这两种船到深海区，但是直到1500年后（即公元500年——笔者注）才有人试着穿越海洋，但不是那些无畏的南部商人和武士们做的尝试，而是远在北方的勇敢的维京人，他们的长长的船只在那些由于冰雪和寒冷几个月都无法行船的地带可以畅行无阻。”【7】 维京人到达美洲在公元1000年左右，且没有能够长期定居。1960年，考古学家在于北美大陆以东纽芬兰海岸兰塞奥兹牧草地发现了维京人的村落遗址，高出地表的层墙遗迹十分明显，共有八座建筑，可容纳近百人。 1492年以前，大西洋是文明的天堑，旧大陆西部与美洲之间不存在交流网络，欧洲人只与东方文化交流。因此，欧亚非旧大陆文化板块与环太平洋文化板块构成了世界两大文化板块，而中国，正好位于两大文化板块的交汇区——天下之中。（如图1）
图1 世界两大文化板块示意图；图片来源：作者绘图。
研究诸多文化因子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地球文化版图的本来面目。比如人面岩画，是一种主要在环太平洋地区才发现的岩画类型，分布在中国北部、东部沿海，俄罗斯西伯利亚东部、美洲和澳洲西北部，其中以东北亚洲和西北美洲的分布尤其密集。（如图2）
图2 世界人面岩画分布图；图片来源：朱利峰：《环太平洋“人面岩画”研究述略》，载《三峡论坛》2015年第6期。
岩画学者宋耀良教授注意到，东北亚洲与西北美洲的人面岩画，无论在作画技法、人像造型，岩画伴生符号还是作画地址等方面都具有一致性，说明二者有传播的关系。他根据现有的考古学证据推测，在距今4000年前后，“具有刻人面岩画习俗和宗教需要的史前东亚居民，在离开黑龙江下游出海口，通过阿留申群岛诸岛时，可能携带了小型的刻有人面像的卵石，或以这种技法在当地制作了图像，因此在一路的岛屿上留下了众多的刻纹卵石。当登上在阿拉斯加的美洲西北海岸后，他们又恢复了制作人面岩画的传统，在沿着海岸线向南缓慢迁移时， 一路留下了无数人面岩画，一直到达了现美国西海岸的哥伦比亚河流域。”【8】 除了人面岩画，环太平洋地区有诸多相类的艺术风格，包括：吐舌像、伸展的怪兽（Displayed Monster）、伸展的侧面有伴兽人像（Displayed,Flanked Figure）、建筑面具、怪兽面具头饰、人与动物的亲密关系（Alter Ego）等等。1967年8月，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与考古系主办了“早期中国艺术和太平洋盆地图片展”（Early Chinese Art and the Pacific Basin: A Photographic Exhibition），并召开了专题研讨会【9】——可惜这类研究由于涉及国家众多、学术门类庞杂，很少能够持续进行下去。 跨越白令海峡，旧石器时代晚期亚洲东部的文化因子已经进入北美大陆，最典型的器物是楔状石核。楔状石核是指古人用来剥取石片的石块，上宽下窄，前宽后窄，很像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楔状体。（如图3）
图3 欧亚大陆东北部库页岛出土的黑曜石石器，右下为楔状石核，年代18，000~16000B.C.图片来源：William W. Fitzhugh, Aron Crowell，Crossroads of Continents: Cultures of Siberia and Alaska,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8,P.118.
1985年，考古学家贾兰坡和陈淳在《亚洲和北美洲的史前文化联系》中指出，北美的楔状石核是从华北地区传过去的，且工艺有退化的趋势。“北美西北部的细石器从类型、工艺来看与东亚、东北亚的细石器没有什么区别，但文化内涵显得单调，而且数量上也远不及亚洲地区的丰富。自北向南，形制工艺呈衰退迹象。在阿拉斯加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北部见有用两部器为荒坯的楔形石核，向南几乎全变为以角砾为荒坯，形制粗糙，台面也变修理为不修理，采用自然面为台面成为一大特点。”【10】 约近一万年来，白令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越来越紧密，最终形成环北冰洋驯鹿与萨满文化带，包括美国（阿拉斯加）、加拿大、挪威和俄罗斯等多个环北极国家——考古遗址证实，9800年前，已经有原始先民进入瑞典北部地区居住，他们主要以捕食驯鹿为生，同时也食用鱼类和鸟类。【11】 近年来，学者们发现，商文化曾对“中美洲文明之母”奥尔梅克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2001年，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范毓周教授在美国文明起源探索与研究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n Cultural Origins）资助下，赴墨西哥进行考古调查，发现奥尔梅克文化玉圭和石磬上有明晰的可释读的甲骨文。【12】 美国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中国及东亚文化专业助理教授许辉在其著作《奥尔梅克的发现》一书中，在“奥尔梅克文字符号”一节，列出了大量与商周文字相近的中美洲古代符号。他写道：“美洲印第安符号与中国这些字样的相似用法不但表现在农业方面，例如雨、水、天、田、禾、树苗、木、太阳及方位，而且还表现在拜祖祭宗和巫术神法方面。类似中国天干地支、数字和卦画等符号曾在中美洲地区有所出现。这些符号如果在中国境内发现，多会被认为是中国先秦文字体系。”【13】 环太平洋文化板块南部地区（大体是北回归线以南）的文化交流集中体现在南岛语系和树皮布两个方面，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邓聪教授的话说，“树皮布技术是南岛语民族最重要的文化要素之一”。【14】 南岛语系分布地区极广，跨越欧亚非旧大陆与环太平洋文化板块，东达南美洲西方的复活节岛，西到东非洲外海的马达加斯加岛，北起台湾，南至新西兰，总人口约两亿人；树皮布的分布范围包括非洲西部，东亚，东南亚，太平洋诸岛及中南美洲。太平洋地区的部分岛屿，如萨摩亚、夏威夷、斐济等地，至今仍有精湛的树皮布制作工艺。 一些学者认为南岛语系发源于中国台湾，或与其邻近的中南半岛东岸，而树皮布也是起源于中国南部地区。著名少数民族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孙宏开教授告诉笔者，南岛语系同侗台语关系密切，二者同源词达30%左右。【15】 近年来，考古学家在深圳咸头岭遗址发现了制造树皮布的重要工具石拍，年代为距今六千六百年甚至更早，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树皮布石拍，比东南亚地区已发现的石拍早了三千多年。南中国发现的诸多石拍是树皮布起源于中国的关键证据。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凌纯声教授就指出：“根据作者近年对于中国古代树皮布文化的研究，现在我们可以假设树皮布起源于华东及华南，经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向西渡印度洋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岛——笔者注）而抵非洲；东行入太平洋经美兰尼西亚和玻利尼西亚而达中南美洲，它的主要分布区域是在环太平洋地区。”【16】 邓聪教授对树皮布做了更为细致的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他的结论与凌纯声教授的观点相似：“树皮布技术自南中国南向进发中南半岛，席卷东南亚岛屿后，从海路上跨过太平洋岛屿进入中美洲。树皮布在中美洲更广泛被用作纸，具有记载文字的功能，对中美洲的历史影响至为深巨。东亚树皮布文化传统，是南部蒙古人种海洋扩散最重要的特征性代表之一，与东北亚洲旧石器晚期楔型细石叶石核的角色可以媲美。”【17】邓聪教授还根据前人成果绘制了树皮布文化扩散的路线图。（如图4）该图显示距今约2000年前，树皮布已经传播到了南美和东非。
图4 树皮布的传播。图片来源：邓聪主编：《衣服的起源——树皮布》展览图册，第16页；展览日期：2011年8月5日-2012年1月4日，展览地点：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从整体上说，环太平地区文化因子流动方向主要是从亚洲流向美洲和澳洲，文明的重心在亚洲。William W. Fitzhugh和S.A.Arutinunov在《西伯利亚和白令海的史前时代》（Prehistory of Siberia and the Bering Sea）一文中写道：“看来，白令海峡从来不是两岸居民物质和思想交流的阻碍。事实上，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止逆阀的作用，让亚洲因素更多地流入美洲大陆。无疑，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欧亚大陆高度发展的文化中心辐射到了相对缺乏这类中心的北美。”【18】 相对于环太平洋文化板块的研究，欧亚非旧大陆文化板块的研究则要充分得多。学者们总结出了不同的“路”，如丝绸之路、青铜之路、草原之路等等。这些研究让我们了解了中国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何以成中国？ 二、何以成中国 何谓西方？何谓东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深陷欧洲中心主义的陷阱不能自拔。 英语中“东方”一词Orient，来源于拉丁语Oriens，意思是“升起”，指太阳升起的地方；“西方”一词Occident源自拉丁语Occidens，指太阳落下的地方。在罗马人看来，以亚平宁半岛最东端划一条直线，以东就是东方，以西就是西方。 按这种分法，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古希腊也属东方。正是希腊人，将东西方赋予了深深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东西二元对立，优越的西方与野蛮的东方相对立——这种观点随西方与波斯等东方国家的冲突不断加强，直到近代成为西方世界野蛮殖民的合法依据。 西方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必然遇到严重挑战。当欧洲人将视野投向远方的时候，他们不得不修正自己的东方观念。公元11～13世纪，十字军开拓了西方的视域，天主教会把“东方”的范围扩展到了阿拉伯地区。18世纪时，印度和中国也被纳入“东方”的范畴。20世纪，东、西方方位概念已被彻底突破，亚洲和位于西方的“北非”都成了东方，欧洲和美洲则属于西方。 对世界“井底之蛙”式的文化分割是灾难性的，因为东西方的划分根本不能反映地球文明版图的自然特征。印度和西方同源于印欧语族，且从4000多年前开始，欧亚非旧大陆青藏高原以西的三个文明古国，尼罗河的埃及古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河文明就形成了复杂的，以都市为中心的交流网络，美国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约翰•R•麦克尼尔父子将之称为“尼罗河—印度河走廊”。【19】 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在伊拉克南部乌尔的一座王后墓中发现了一块“饰板”——后来闻名世界的“乌尔旗”。（如图5）它上面的精美镶嵌：青金石来自阿富汗，红色大理石来自印度，贝壳则来自波斯湾，将各种材料黏合有一起的，是中东地区如今巨大的财富来源——石油。
图5 伊拉克南部出土的乌尔旗；图片来源：【英】尼尔•麦格雷戈，《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上），余燕译，新星出版社，2014年，第66页。
乌尔旗的年代在公元前2600至公元前2400年之间，从那时起，除中国之外的三大古文明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 著名学者黄纪苏先生对中国有个精炼的概括：“地理上自居一隅，文化上自成一格，政治上自成一统。”【20】这句话在不同程度上不仅适用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适用于大历史中的中国——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一种大格局呢？ 答曰：青藏高原的隆起。 250万年前，东非古人类最早掌握的是石核-砍砸器技术。约170万年前，该石器制造技术传到亚洲东部。但随着阿舍利手斧工业165万年前在东非出现 ，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东部就与旧大陆其他地区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最早注意到这一现象的是哈佛大学考古学家莫维斯（Hallam Movius）。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他就发现，左右两边和正反两面基本对称的阿舍利手斧工业在非洲、欧洲和西南亚极为普遍，但在东亚和东南亚却没有发现，后者发现的石制工具很像前阿舍利时期的石器。根据一这发现，后人画出了著名的莫维斯线。（如图6）
图6 表现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明分野的莫维斯线；图片来源：【美】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未来》，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数十年之后，我们有可能对这种现象做更为理性客观的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幼平教授将欧亚非旧大陆青藏高原东西两侧的石器工业作了认真的对比，制成了表1。
表1 东亚与旧大陆西侧旧石器文化的发展；王幼平：《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旧石器文化的发展》，载《人类学学报》2003年8月号。
通过上表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旧大陆西部，阿舍利工业获得了充分发展，并在后来的一百多万年里技术持续革新，相继出现了莫斯特工业、石叶工业、细石器工业这些不同石器类型。在但东亚地区，中国整体上呈南北二元结构，即华南的砾石石器工业与华北的石片石器工业。直到更新世晚期，约3万年前，中国北部地区西方的石叶工业、细石器工业才传入。 王幼平教授指出，造成旧石器时期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华文明独立发展道路的，是青藏高原的隆起。 青藏高原在第三纪（距今6500万年～距今260万年）末期，海拔仅一两千米，气候温湿，为阔叶林覆盖。接着发生三次强烈的构造运动：3.4—1.7百万年的青藏运动；1.1—0.6百万年的昆仑-黄河运动；0.15百万年以来的共和运动。这些构造运动导致青藏高原迅速抬升，在旧大陆中间形成一道巨大地理屏障，成为东西方文化分野。对于东西方石器工艺的大历史分合，王幼平教授总结道： “经过激烈的昆仑-黄河运动，高原隆升到3000米以上，并且进入了冰冻圈。这个高度不仅直接阻碍东西方的交流往来，还可能影响到行星风系的调整。这一变化之大，可能带来了全球性气候变化即所谓的‘中更新世的革命’。最直接的变化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连片形成，与西北至华北之间湖泊的消失，以及黄土堆积的加剧。其结果自然是增加了东西方之间古人类及其文化交流的困难。所以两边的文化发展开始分道扬镳，形成两种不同石器工业传统。东亚地区少量手斧等阿舍利技术因素的发现，也可能反映此时东西方的交流并没有完全阻断。 “东西方文化差别最显著之时，当属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早期。此时恰当共和运动阶段，高原的高度已达4000米，东西方的交通应更加困难。所以，当旧大陆西方，以预制石核为特征的莫斯特工业取代了阿舍利，发展到顶峰之际，在东亚地区，却见不到莫斯特技术的发展，而仍然流行着石片或砾石石器工业。两边的差别显然比前一阶段更大。 “东西方文化交流得以恢复的阶段是晚更新世晚期，比较明显的事例是华北地区石叶与细石器技术的出现。但此时的交流也难于直接跨跃青藏高原与中亚沙漠的巨大屏障，而是当现代人已经出现，智力与技术都得以充分发展，绕经遥远寒冷的北方草原地带进入华北地区。不过到目前为止，在华南地区则还是没有发现西方同期文化的影响。”【21】 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整体上呈分途并进的态势，其间文化因子的相互交流较少，这种现象持续到新石器时代农业社会早期。 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指出，在欧亚非旧大陆，重要的农业起源中心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两河流域，那里是小麦和大麦的起源地。由于它周围没有巨大的地理障碍，所以很快向纬度相近的尼罗河和印度河流域传播，形成了青藏高原以西的三个古文明；另一个是中国的大两河流域，即黄河和长江流域，是小米（粟和黍）和大米的起源地——东西两个农业起源中心是以青藏高原为分界的。【22】 东西方的真正分野是青藏高原，而不是罗马或欧洲什么地方——是我们将人类文明地理坐标原点建立在事实，而非想象基础之上的时候了！ 是什么时候开始，欧亚非旧大陆克服青藏高原的巨大屏障，开始大规模文明成果交流的呢？所有考古学证据都指向约4000年前的青铜时代，即远在丝绸之路之前的青铜之路。过去三四十年来，由于新疆考古工作的进步，当代学者能够根据考古遗迹，科学推断青铜之路的细节。青铜技术起源于西亚的新月地带，通过北方草原，沿天山这座东西文化大陆桥东进，经甘青地区，最后一路向东，进入中原。 这场交流的规模如此之巨大、剧烈，可以是170万年至近代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中华文化在西方诸多文化因子的撞击下，进入了文明大发展时期。新疆师范大学教授、考古学家刘学堂教授写道：“中原文明的起源，追根溯源，是在当地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四面八方文明要素向这一区域汇流、撞冲、融合、创新的结果。其中有一些要素根植于西方，就目前所知，有冶金术、小麦的种植、牛羊家畜、马车等，外来文化同时或相继传入中原，引人注目，发人深思，这些都与青铜之路关系密切。夏代前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文明的文化要素之间的频繁接触，使得中国获取了更多的与外部技术、思想、制度接触的机遇，促进了社会进步，推动了中原文明体的成熟。”【23】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易华教授将这次东西文明在东亚地区的大碰撞、大融合，形象地比喻为西方青铜（金）文化与东亚本土（玉）文化的交响，金声玉振。（如图7）
图7 东西方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示意图。图片来源：作者绘图。
易华教授以富有诗意的语言写道：“本土起源的猪、狗、鸡和外来的牛、马、羊组成了六畜，外来的麦与本土的稻、粟、黍、豆构成了五谷。牛耕姗姗来迟，耒耜或锄头一直是基本的生产工具，犁耕与锄耕互补形成了东亚农业传统。丝绸西传，毛毯东播，丝毯是东西文化交织的象征。舟船源自中国，车马来自中亚，舟船车马在中原交汇。夯筑是本土起源，秦砖或周砖源自西亚，夯土城墙外砌砖边是东西合璧。土葬是东亚文化特色，火葬源自中亚，土葬火葬并行不悖。礼乐文化源于新石器时代，好战风尚来自中亚，祀与戎均成国之大事。玉文化源于新石器时代，金崇拜始于青铜时代，金声玉振集大成。祭祖是东方特色，拜天是中亚传统，敬天法祖两不误。上述十个方面综合比较研究均可证明三代文化的‘双螺旋’特性：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本土起源，以定居农业为特色，是中国文化的基础；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来自西方，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上层文化；两者有机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三代文化。”【24】 四千年前，时在夏代，诸多西方文化因子汇入的确改变了中华文化的整体面貌，甚至增加了中国西部与东部的张力。1933年，傅斯年先生提出影响深远的“夷夏东西说”，认为夏为西方帝国或联盟，商为东方帝国。二者之争，是东西之争。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中也提到，中国文化实际上包括“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两部分”，他说： “至于河套地区（包括晋西北与陕东北沿黄河一带），如果从出土的青铜器看，它既有与中原青铜文化相似之处，也与西伯利亚的青铜文化（如斯基泰文化）有联系，它正处于南北的通道上。 “在南方地区，有段石器的分布地域可以延伸到南太平洋、新西兰；而几何印纹陶的分布地域则遍及整个东南亚地区。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把我国的版图分为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两部分的话，那么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面向内陆的部分，多出彩陶和细石器；面向海洋的部分则主要是黑陶、几何印纹陶，有段和有肩石器的分布区域，民俗方面还有拔牙的习俗。当然，要强调指出的是，在这广大的地域内，古代劳动人民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着交往活动，越往后这种交往活动就越密切。”【25】 我们不应对这次东西文明大碰撞过于夸大。三代文化的基础仍然是中国本土，而非西方——中原早期的铜器主要是以本土陶器器型为模本铸造的。 此次文明大交流更直接体现在技术领域，欧亚西方人种集团并未进入河西走廊。且青铜器进入新疆后，很快就在某种程度上本地化了。刘学堂教授写道：“西方青铜器的主流传统，是那些制作规整、形体相对统一、区域特征明显的主要用于生产和战争的工具与武器，如斧、剑、矛、凿等，多是实用的器物。这些器物在天山北路墓地（位于新疆哈密——笔者注）基本上找不到了。青铜之路由欧亚西部进入东天山地区，继而向东，远抵中原腹地，功能变化日渐明显。治铜业越来越多地被用于非生产性的神秘领域，制作出不少专门为神服务的神秘器具，即那些类型不一的青铜巫具、祭器，构成西北青铜文化的重要内容。”【26】 青铜和小麦等西方文化因子传入中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比如青铜制造，特别是大型礼器的制造，和陶器不同，不是一家一户能完成的，从找矿、开采、冶炼、铸造，需要精细的社会分工，如同东亚古老的治水一样，客观上要求强大的社会管理系统；再比如小麦传入中国北方地区，冬小麦成熟于六月，是中国本土作物青黄不接时，小麦特殊的生长期有利于北方食物的稳定性，中原文化的兴起。不过，直至唐代冬小麦才成为整个黄河流域极为重要的农作物。【27】 可以说，青铜时代东、西文明在亚洲东部地区融汇发展，为古老的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重塑了中华文化本身，使之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再过约两千年，至汉唐，中国已经为成欧亚非旧大陆文化板块的重心。 在自我更新的基础上，海纳百川，包容万流——这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文明基因。 我们说过，文明的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在青铜之路上西方文化因子滚滚而来之时，东方彩陶等文化因子一路向西，形成“彩陶之路”。它已经抵达青藏高原以西地区，终点在巴尔喀什湖以西的七河流域，但并未对旧大陆西部文化板块产生根本性影响——那里有比中国更早，同样十分发达的彩陶文化。 欧亚大陆青藏高原东西彩陶纹饰有太多相似性，几乎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结果——现有考古材料还不足以证明到底谁影响了谁，更无法链接起青铜之路那样的直达古欧洲文化的“彩陶之路”。 三、何以是中国 苏秉琦先生曾这样描述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主体部分是东亚大陆土著居民，是北京人后裔；中国文化是有近200万年传统的土著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是几十万年、上百万年以来文化传统组合与重组的结果。”【28】 历史上有许多古老民族历经时间的风雨，生生不息，发展至今，典型的如西亚的犹太人和东亚的大和民族。世界上却没有如中国这样，作为一个巨型的文明共同体，雄居亚洲东部百万年，坚守自己的文明范式和生活方式，绵延至今。她沉积了人类最深厚的文化层，内圣外王（政教）高度融合发展，文明辐射遍及整个世界——放眼全球，这简直是个奇迹！ 严文明先生曾将中华文明与欧亚非旧大陆西部文明作了比较，对于二者不同的命运轨迹。他写道：“西亚两河流域周围并没有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所以那里以种植小麦为主的旱地农业体系形成以后，很快就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到纬度相近、地形和气候条件相似的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在这三个地区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分别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但这三个文明在地理上是分离的，无法形成相互补充和促进的统一的整体。它们每一个都可以发展到相当的高度，但是经不起外来势力的冲击，一个个都像流星似的消逝了，只有借助于考古学家的锄头才把它们恢复起来。”【29】 中国为何在世界主要文明中能够一枝独秀，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壮大呢？这与它特殊的地缘、地理环境，以及旧石器时代百万年时间里形成的独特发展道路有关——中华先民有与旧大陆西部完全不同的进化路线。 王幼平先生认为青藏高原隆起造成的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影响了人类进化路径，这是中国文化独特性产生的首要原因。他说：“关于早期人类起源与发展的认识到目前仍有许多争论，一些学者主张早期人类起源于东非，然后扩散到世界各地。但也有学者认为东亚特别是中国南方也与早期人类的起源有关。无论对早期人类起源地点的争论如何，到距今一百多万年前的直立人阶段，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的直立人已经显示出与旧大陆西侧直立人体质特征的明显不同……直立人在旧大陆的两侧生活了上百万年，他们的地区性的差异，应当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东西方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直立人之后各地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的地方性差别也依然十分显著。无论是主张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者，还是主张多区进化者，对于本阶段人类的地方性差异都无异议。这些差异显然会直接影响到旧石器中、晚期文化的发展。所以在讨论中国早期原始文化独特性的成因时，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应该是人类进化的区域性差异。”【30】 另外，从地理上看，中国西面背倚青藏高原，东方和南方朝向大海，北部多高山沙漠，其中又有多条道路可通向遥远的欧亚旧大陆西部文化中心。这形成了她据内足以自守，对外足以汲取其他文明成果的格局。（如图8）
图8 雄居欧亚非旧大陆文化板块东部的中国；图片来源：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青藏高原对于中国过去和未来的地缘战略意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强调： “随青藏高原的快速崛起，中国平原地带进入山地的怀抱。如果将与之连体的帕米尔高原即中国古代所说的‘葱岭’考虑在内，横亘于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犹如一道拱形垂天石盾，使中国地缘政治结构有了外敌西不能进，东不能攻，而我人民则西可‘依山’，东可‘傍水’的优势，中国由此避免了欧洲大平原上那随时背腹受敌的四战困境。 “中华民族总是幸运的：在远洋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中原人民背靠大海有力抵抗着来自西北铁骑的南犯；在远洋技术兴起，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从东部海陆侵犯我中国时，我们又有青藏高原的庇护，在这里中华民族聚集起二次反击的力量，并最终赢得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那么，可以断定，在未来相当的时期内，青藏高原对中国安全的终极保护作用是不会改变的。”【31】 严文明先生从内、外两个角度论证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持久性，他说：“中国的周围有高山和海洋作为屏障，本身是一个大型的地理单元。其中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不但自然环境条件最好，文化最为发达，而且位置比较适中。中部地区先进的文化不断地吸引和影响周围地区，周围地区也会向往中部先进的地区，这就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向心作用，而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结构也便是一种向心结构。它是一种超稳定结构，是中国文明得以连续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说，当东方大两河流域文明兴起之时，外部环境是比较安定的，因为她距离其他早期文明发达的地区十分遥远，中间又有高山等严重的地理障碍；她的周边地区自然环境条件较差，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在很长时期内都不曾对她形成威胁。加以她本身的幅员广大，资源丰富，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外部的冲击不容易把她压倒。即使时在军事、政治上受到挫折，也会反过来在经济文化上把对方征服和同化，把外部问题变成内部问题来加以消化，从而保持文化发展的连续性。”【32】 中国的整个地形是从青藏高原逶迤而下的三级阶梯，其中山地占中国土地面积的2/3。历史证明，这样的地形比欧洲那样的大平原环境有利于政治统一。因为平原地带容易容纳多种战略力量长期平行共存和均势对抗。考古学也证明，早期中国的形成是多个文化区系相互作用交流，最后以中原为中心，形成同心圆的大统一格局——未来，这个东亚同心圆很可能穿越新疆进入青藏高原以西欧亚旧大陆西部文化板块，早在夏商时期已经形成这一态势。（如图9）
图9 夏商时代早期中国文化圈正式形成。注意图中的“罐文化系统”，这是东西文化的交汇地区，已经延伸至中亚；图片来源：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29页。
考古学家韩建业教授在《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一书，详细考察了早期中国形成的过程，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不同，中国是在亚洲东部相对独立（不是封闭）、自然进化的结果。这一进程起始于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期，约公元前5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就整合形成三大文化系统 ，这是“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三大文化系统分别是：黄河流域的瓶（壶）-钵（盆）-罐-鼎文化系统；长江中下游-华南文化区的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东北文化区的筒形罐文化系统。 黄河流域文化区居中，在汲取多方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终于形成强势的中原文化。约公元前1800年~前1300年早期中国正式形成，韩建业教授写道：“约公元前1800～前1300年为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王国时代。公元前1800年以后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从中原核心区向外强势扩张，使得文化格局发生重大调整，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再次交融联系成更大范围的四个层次的文化共同体。此时大型城市和宫室制度形成，青铜礼器和礼制日臻完善，出现二里头等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王都，进入成熟文明社会和真正的王国阶段，形成东、西两大社会发展模式。该阶段当与传说中的夏代和商代早期相当。”【33】 历经百万年，公元前1500年左右中原文化核心区形成的意义重大。她将东亚大陆文化板块凝结为一个巨大的、难裂解的文明共同体，她植根于经济基础的坚固统一性。据《史记•货殖列传》，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境内已经存在互补性极强的几大经济区，形成 “富商大贾周游天下”的统一大市场——这是今天欧洲各国费九牛二虎之力试图维系的经济共同体。 中华文化共同体如此之大，远远超过古埃及、古印度和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五千年前，单单一个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和空间范围，就达到同时期古埃及和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水平，足见中国文明腹地之广大！ 如此巨大的文化共同体，要求超越血缘、地域，包容性极强的文化认同，现实政治（政）与文明教化（教）的高度统一，反映到个人修为层次，则是内圣与外王的高度统一。“统一”的前提是教化必须服从世俗政治，内圣必须直通外王——中国旧石器时代以来相对世俗化的生活方式成为政教（内外）统一的沃土。 在距今约7万到3万年前的旧石器末期，发生了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尤瓦尔•赫拉利所谓“认知革命”， 这一时期发现的人类遗物逐渐表现更多的文化信仰内容。【34】此时中国先民的生活方式就呈现出某些世俗化特征。韩建业教授写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山顶涧、水洞沟、小孤山、峙峪等遗址发现有石骨质或者用鸵鸟蛋壳制作的圆形圆孔饰品、圆孔石珠等，而缺乏欧亚大陆西部流行的‘维纳斯’式雕塑、洞穴岩画等。这些都显示出蒙古人种先民就地取材，质朴实用，偏好将‘艺术’或原始信仰融于日常物品，宗教色彩淡薄等特质。” 【35】 中国文化世俗化特质在新石器时代变得更为明显，并转化为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世俗化信仰体系，绵延至今。在中国人看来，祭祀本身主要是崇德报功的现世意义。《礼记•祭法》明确规定，对那些为百姓树立榜样，于国有功，救民于水火的人才进行祭祀。上面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同“灾”——笔者注）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韩建业教授在考察了中国历史不同阶段的文化信仰特点后总结道：“早期中国文化总体注重俗世，其原始宗教信仰主要蕴含在日常生产生活当中，房屋建筑内罕见祭台雕像，少见偶像崇拜，祖先崇拜应当是这个信仰体系的核心。盛行土葬，为祖先安排永久的地下居所；墓地分区分组，井然有序，其空间分区应当主要依据血缘关系，体现对祖先的敬重和对社会秩序的重视，强调氏族和家族；其他祭坛、祭坑等祭祀场所只是处于次要地位。”【36】 世俗化是中华文化的特色，而欧洲，近代同东方世界，特别是中华文化圈接触后，直到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才开始世俗化进程。今天，基督教的中心欧洲已经成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的地区，没有经历过启蒙运动的美国世俗化趋势也在加强。 世俗化使政教合一成为可能，政府承担，而非宗教机构承担教化责任，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仍然如此。东晋政治家庚冰说：“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则乱。”（《全晋文》卷三十七）自夏代以来，这一原则即被中国政治家奉为圭臬。据《尚书•尧典》，舜主政伊始，就任命了契为司徒，主教化；伯夷主三礼，夔（音kuí）主乐。他对契说：“契，百姓不亲，父母兄弟子女都不和顺。你作司徒吧，谨慎地施行五常教育，要注意宽厚。”（原文：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世俗化也有利于形成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心法。从人间起修，由人道而天道，是最为稳健的大道。于是，修齐治平成为中国精英千年的人生理想。反观佛教起源的印度和犹太教起源的西亚，他们起源地的政治规模都是小的城邦国家，所以内圣一直没有开出发达的外王来，印度人心灵世界在远离尘嚣的隐修之地森林，西方一神教的心灵世界则在彼岸的来世天堂。《尚书•尧典》开篇总述尧帝的德行，其顺次即为《大学》的修身（俊德）、齐家（九族）、治国（百姓）平天下（万邦）。上面说：“查考往事，帝尧名叫放勋，他恭敬节俭，明察四方，善理天下，道德纯备，温和宽容。他忠实不懈，又能让贤，光辉普照四方，思虑至于天地。他能发扬大德，使家族亲密和睦。家族和睦以后，又辨明其他各族的政事。众族的政事辨明了，又协调万邦诸侯，天下众民因此受到教化和睦起来。”（原文：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对于天人之际，“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这一古老问题，东西方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哲学解释。中国人认为天、地、人是三才，分别代表阳、阴、和三气。天地生人，反之，人要参赞天地之化育。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人与天地并列为三，以人为本，这是怎样的人文境界！西方人认为神创天地万物，人管理天地间万物。以神为本，人按神的旨意利用天地万物。《旧约•创世纪》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37】东西方这种世界观上差异，可以图示如下：
图10 东西方世界观示意图；图片来源：作者绘图。
同时，世俗化还避免了西方政教分立导致的分裂局面，避免了太多的（宗教）流血冲突。张文木先生敏锐地注意到，1648年正式签订确认，奠定近代主权国家国际关系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并不是和平的福音，而是灾难的开始。他写道：“它以不可动摇的主权形式将欧洲中世纪由政教冲突和封建分封造成的诸侯国之间的破碎形势在没有统一之前予以固化，这对欧洲未来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38】事实证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欧洲战乱不断，且愈发激烈，直到今天“核恐怖”下的和平。 在二十一世纪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全球化时代，人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需要统一和平、持续包容的发展。作为世界上唯一持续发展百万年，对欧亚非旧大陆和环太平洋文化板块做出重要贡献的巨型文明，世俗化特征明显的中国文化一定会为未来世界做出新的贡献！ 现代西方主导的人类文明需要改变，中国文化展现了另一条发展道路……
注释： 【1】【美】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晏可佳、姚蓓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7页。 【2】【英】胡果•达文波特：《震惊世界的日子》，刘娜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45~146页。 【3】【美】大卫•克里斯蒂安等：《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刘耀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年，第302页。 【4】凌纯声:《太平洋上的中国远古文化》，收入《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 【5】同【3】，第212页。 【6】Miguel Covarrubias，the Eagle,the Jaguar,and the Serpent，Alfred A. Knopf, Pub., NY, 1954,P.28. 【7】同【2】，第146~147页。 【8】宋耀良：《环北太平洋史前人面形岩画研究》，收入《中国史前神格人面岩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9】Early Chinese Art and the Pacific Basin: A Photographic Exhibition,Intercultural Arts Press,1968. 【10】转引自张文木《气候变迁与中华国运》，海洋出版社，2017年，第47页。 【11】The Sami-an Indigenous in Sweden,B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Food and Fisheries of Sweden,2007,P.12. 【12】范毓周：《殷人东渡美洲新证》，载《寻根》 2011年第2期。 【13】许辉：《奥尔梅克的发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0页。 【14】邓聪主编：《衣服的起源——树皮布》展览图册，第16页；展览日期：2011年8月5日-2012年1月4日，展览地点：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15】2017年8月14日，在甘肃嘉峪关“第二届丝绸之路彩陶与嘉峪关历史文化研讨会”上，与作者和私人谈话。 【16】凌纯声：《树皮布印文陶与造纸印刷术发明》，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63年，第191页。 【17】邓聪：《史前蒙古人种海洋扩散研究——岭南树皮布文化发现及其意义》，载《东南文化》2000年第11期。 【18】William W. Fitzhugh, Aron Crowell，Crossroads of Continents: Cultures of Siberia and Alaska,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8,P.129. 【19】【美】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0页。 【20】黄纪苏：《调整中国观，筹备世界观》，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21】王幼平：《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21页。 【22】严文明：《东方文明的摇篮》，收入《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 【23】刘学堂：《彩陶与青铜的对话》引子，商务印书馆，2016年。 【24】易华：《夷夏先后说》，民族出版社出版，2015年3月，第269至270页。 【25】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载《文物》1981年第5期。 【26】刘学堂：《彩陶与青铜的对话》，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03~第204页。 【27】韩茂莉：《外来农作物如何改变中国人的生活》，网址：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0421，访问日期，2017年9月8日。 【28】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载《考古》1991年第12期。 【29】同【22】。 【30】王幼平:《中国早期原始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及其成因》，收入《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31】张文木：《青藏高原与中国整体安全——兼谈青藏高原对“一带一路”关键线路的安全保障作用》，网址：http://www.guancha.cn/ZhangWenMu/2017_06_09_412475.shtml，访问日期人：2017年9月11日。 【32】同【22】。 【33】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69页。 【34】参阅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第一章“认知革命”，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 【35】同【33】，第19页。 【36】同【33】，第271页。 【37】《圣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12年，第1页。 【38】张文木：《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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