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国际 (2005年05月26日 16:16)

    汉简，系汉代木简和竹简的总称。

    竹木易朽，简在历史上发现甚少。据舒学《我国古代竹木简发现出土情况》统计：解放前发现，并见于报道的有七次。解放后发掘出土并见于报道的，截至１９７５年，只有二十二次。近二十多年来，在我国西北地区，又相继发现了部分简牍。其中，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尤以汉简为最。全国先后总计出土简犊约四万余枚，而居延汉简就达三万余枚。

　　居延汉简纪年简最早者是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１０２年），最晚者是汉灵市建宁二年（公元１６９年）。额济纳旗文物所现尚存一枚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四年（公元２８３年）“太康四年七月”纪年简。

　　居延汉简书写时间跨度达二百七十多年，内容极其丰富，对研究汉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法律、民族、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状况等，发挥着补史、证史和史书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居延汉简，堪称“国宝”。它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结晶，更是人类文明的精神的文化财富。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第一批居延汉简出土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敦煌学”之后，又一门新兴的学科“简犊学”诞生了。世界性的“汉简热”正在迅速升温，并波及各国学术界。

　　居延汉简1944年的考证中以性质和用途分简牍为五大类：（一）文书 书檄、封检、符券、刑讼；（二）簿册 烽燧、戍役、疾病死亡、钱谷、名籍、资绩、器物、车马、酒食、计簿、杂簿；（三）信札 （四）经籍 历谱、小学、六经诸子、律令、医方、术数；（五）杂类 无年号者、有年号者。在1960年的修订本中，劳榦又重分简牍为七大类66项，其中新增的条目如下：（一）简牍之制 封检形式、检署、露布、版书、符券、契据、编简之制；（二）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 诏书、玺印、小官印、刚卯、算赀、殿最、别火官、养老、抚恤、捕亡、刺史、都吏、司马、大司空属、地方属佐、文吏与武吏、期会、都亭部、传舍、车马、行程；（三）有关史事文件举例 汉武诏书、五铢钱、王路堂、王莽诏书用月令文、西域、羌人；（四）有关四郡问题 四郡建置、禄福县、武威县、居延城、居延地望；（五）边塞制度 边郡制度、烽燧、亭障、坞堡、邸阁、兵器、屯田、将屯、农都尉、罪人徙边、内郡人与戍卒、边塞吏卒之家属、雇佣与“客“；（六）边郡生活 粮食、谷类、牛犁、服御器、酒与酒价、塞上衣著、缣帛、蟾褕、社、古代记时之法、五夜；（七）书牍与文字 书牍、“七“字的繁写、《仓颉篇》与《急就篇》，共包括释文简10156枚，图版605幅。

　　甘肃出土的汉简中，大部分属居延汉简。居延汉简有新旧两部分组成，人们习惯上将1930年出土的称旧简，1972年至1976年出土的叫新简。新旧简共有三万多枚，大多发掘于金塔县境内肩水金关、大湾城、地湾城等汉代烽燧遗址，这些烽燧遗址因此而出名，1981年9月被甘肃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又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居延旧简是前西北科学考察团于1930年由考察团团员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地区的大湾、地湾、破城子等处发掘，共有1万多枚，其中除少量竹简外，大部分为木质简牍。 这批简现存于台湾。

　　居延新简是1972年至1976年，由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文化主管部门和当地驻军等单位联合组成的居延考古队，在破城子、肩水金关和甲渠塞第四燧等处发掘获得汉简2万余枚。其中绝大多数是木简,竹简极少。 这批简现存于甘肃省博物馆，除此之外，尚有数百枚零散简牍流于民间。

　　截止到目前，已发现的三万余枚居延汉简是国内简牍出土的最大宗，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这不仅因为其数量最多，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包括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

　　居延旧简中其最早的纪年简为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者为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综览居延汉简， 内容涉及面很广，现略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文化简要概述：

　　政治方面，可以从简牍中了解到汉代的养老制度、抚恤制度、吏制等内容.《汉书》记载刘邦称帝不久 ,即下诏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以十月赐酒肉。”居延旧简(126.41此数字指简号，下同)记述有“月存视其家，赐肉卅斤,酒二石。甚尊宠,郡太守,诸侯相,内史所明智也。”可以见证汉代养老制度。又有简文“各持下吏为羌人所杀者，赐葬钱三万....”(297.19)可以见证汉代的抚恤制度的有关规定。汉代官吏俸禄的支付方法也可从简文中得到解疑：“始元三年九月四日，以从受物给长中帛若干匹，直若干，以给始元三年正月尽八月积月奉”(509.19)，这是居延汉简中载有以布帛充奉的实例。

　　经济方面，关于农垦屯田的记载，在居延汉简中占有较大比例。其学术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概括其内容涉及屯田组织、农事系统、屯垦劳力、田仓就运、田卒生活、剥削形式和剥削量，以及农具、籽种、水利、耕耘、管理、收藏、内销、外运、粮价、定量等等。例如简文“胡豆四石七斗”(310.2)。居延简中常有大石、小石的记载， 这是汉代两种不同的计量法，如简文“入糜小石十二石为大石七石二斗”(148.41).“出糜小石三石为大石一石八斗”(275.2)，可见小石为大石的六斗，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对汉代计量方法的理解。

　　军事方面，居延汉简多是西北边塞烽燧亭鄣的文书档案，所以与军事有关的简牍可以说比比皆是。根据简文记载考证，汉代的居延地区，为了军事防御设有两都尉，即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其中肩水都尉府即为今大湾城遗址，都尉有都尉府，都尉府属官有都尉丞、侯、千人、司马及其他僚属，都尉驻地称城，侯官所在称鄣。城尉下属有司马、千人、仓长等。都尉府直接的下属军事机构称侯官，侯官的下一级军事机构是部，部的下一级即燧，燧有燧长，管辖戍卒，少则三、四人，多则三十余人不等，这是最基层的瞭望防御组织，与今日的哨卡职能近似。边塞的戍卒其服役的性质可分为燧卒、鄣卒、田卒、河渠卒、守谷卒、亭卒等。简文中所记载的武器，名目繁多，最常见者为弩。

　　科技文化方面，居延旧简中记载有九九表，如简文“五九 五，三八廿四”(75.19)。同时，居延纪年简， 多载有年月日，一般在月名与日序之间注明朔旦，这对核定研究两汉朔闰之排列无疑是第一手资料。

　　居延新简的发掘由于方法得当，不但发掘数量多，而且比较完整，成册的较多，除在地面和拢土中采集的少数木简外，绝大多数都有出土方位或层位，更为可贵的是其中包括完整的和比较完整的簿册70多个，这为简牍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准确性，这70多个册子，有的出土时就连缀成册，有的编绳虽朽但保持册形，有的散落近处可合为一册，这些汉简多数有纪年，内容连贯。

　　居延新简文书有来文、来文的复文，有文书的底稿，其中一些还保留着标签，如诏书、律令、科别、品约；牒书、爰书、初状等，这些文书的格式、形制、收发程序都有统一规定，对研究古代文书档案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居延新简中的纪年简约1200余枚，最早者为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最迟者为建武七年(公元31年)，以宣帝时期为多。

　　居延新简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仅记述了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兴衰，而且保存了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文献资料，这些文书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科技、哲学、民族等领域。如简册《塞上烽火品约》共17枚，该册对研究汉代的烽燧制度以及边塞防御系统，是十分重要的资料。这个册子是居延都尉辖下的甲渠、卅井、殄北三塞临敌报警、燔举烽火、进守呼应、请求驰援的联防条例。条例规定，在匈奴人入侵的不同部位、人数、时间、意图、动向以及天气变化异常等各种情况下，各塞燧燔举烽火的类别、数量、方式、如何传递应和，发生失误又如何纠正等。又如简册《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共36枚，是一份完整的诉讼档案。该册不仅阐明了汉代治狱刑讯制度的具体内容与诉讼辞的格式以及诉讼程序等。简册《甘露二年御史书》，是西汉宣帝时追查武帝之子广陵王刘胥集团阴谋篡权活动的御史书，内容主要是通缉叛逆逃犯向全国发布的文件。居延新简中反映关于窦融治理河西的资料也不少，根据出土汉简综合分析可知窦融在任河西五郡大将军期间，在居延地区重点地保持和加强了西汉以来的各种军事设施，从而保持了河西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如《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吏奉》册，该册记载了窦融任河西五郡大将军期间，颁发的居延官吏俸禄文书，文中载有“居延都尉，奉谷月六十石”，“居延都尉丞，奉谷月卅石”，“居延令，奉谷月卅石”等内容。 居延汉简就其质地而言，可分为竹、木两类，竹质的称之为简，木制的为牍，一般都称之为简。竹质的所占比例甚微，不到1%，所出土的竹简，一般保存情况不好，不仅字迹多处漫漶不清，而且大多为残简断简，相反，木简保存情况较好，可能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和环境有利于木简的保存，根据出土的木简的木材鉴定，有松杉、白杨、水柳、红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