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事，首先在此恭贺中华文化学院建院20周年。

　　今天我发言的主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过好社会主义理论关，对中国共产党，对我党领导的中国各种社会组织，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一直是个重大课题。社会主义不是虚无空洞的名词，而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时期所走道路的名称，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之中央党校的名称，即我们今天所在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十来年前我曾在南美洲讲学，期间参加了一次考古界的国际交流活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所长和副所长、德国考古学家、秘鲁考古学家，一起考察了一个重要的印第安人古文明遗址，包括神庙和居住区。当时我提了个问题，这个部落每年大概花多大比例的劳动时间盖住房和公共建筑？在场的专家们兴致盎然地做了番推算，结论是：搬运土石、修筑我们看到的各种建筑，大概要用全部劳动时间的三分之一。这个数字让我颇为感慨，全球各地的城市居民今天依然要花大概三分之一的收入用来买房、租房并交税修建公共基础设施。自近代以来，我们认为这种建筑活动应该通过市场进行，让市场来左右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要素，即劳力、资金和土地（及建筑材料）。然而，尽管这样，我们与古代极不发达的社会一样，为自家和公共建筑花去三分之一的劳动时间。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可能有比以往好得多的城市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可能有机器人代替大部分建筑劳作？我们能不能不再用三分之一的劳动来修建各种建筑物？在这个时代，市场依旧是最有效的分配住房和公共建筑的方式？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至上，社会团结至上，就是社会主义；资本至上，资本的利润效率至上，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求个人自由，要求能人的特权，要求承认自私和贫富差距为永恒的必然；而社会主义要求群体的自由，要求以平等求取社会的团结，致力于改变弱肉强食、贫富泾渭分明的社会结构。概言之，资本主义要求尽量发挥人的“本能”，而社会主义要求尽量培育和弘扬“人性”，体现的是古今中外一直有的人文精神。

　　刚才第一个发言的李君如教授援引了《礼记·大同篇》里那段著名的话，后来发言的各位也都提到了这段话。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力为公，天下大同，就是消灭私有制的共产社会。与孔子同期的柏拉图阐述了“理想国”，今天是西方大学生的必读，其根本含义也是消灭私有制实行共产，让社会因平等而团结。然而，理想国是未来，现世严重不平等。于是有了佛耶穆三大宗教，以来世平等的许诺来缓解现世不平等的痛苦。身后与神同在是平等，佛教及印度教的轮回观念也是一种平等。与宗教许诺的来世平等不同，自马克思以降，共产党人誓言在现世就对不平等开战，要带领世界一步步向没有私有制的理想国前进。对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共产党人称为“社会主义道路”。

　　而今，以平等求社会团结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遍及地球所有地区，在广度和深度上蓬勃发展。从种族、族裔、性别的平等，到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平等，再到休闲机会和政治参与的平等。从北美到南美，从欧洲到亚洲、非洲、大洋洲，各个国家里都有强大的势力要求国家通过税收等手段巩固和扩大种种的平等，抗衡“天然”的市场分配机制。这展现了人文精神日渐强大，展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展示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

　　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要求以市场为创造财富的基本手段，以社会主义原则指导财富的分配。

　　有人会问，这“中国的社会主义”真的存在吗？我举最近十来年发生的五件事做个注脚。（1）从富裕地区向落后地区实行了现价值近百万亿元的转移支付，几乎占我国财政收入的一半。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财富快速转移。（2）为牧民定居、山区及高原移民、还有城市棚户区改造，建设了5000万套以上的住房，让1.5亿穷人住上了新房。那是半个美国人口的规模。（3）给包括7亿农村人口的近14亿全国百姓办成了医疗保障全覆盖，而且保障水平逐年提高。那是在总共10亿人口的发达国家中尚未做到的事。（4）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先进的基础设施，而且硬化了上百万个村庄通向外部的道路，疏通“毛细血管”，让机动车在数以亿计的农户中普及，显著加速了社会流动性。（5）最近正耗费巨资在农村实施消灭绝对贫困的五年计划，努力扶危救困。这五件大事有效缩小了我国的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尽管在技术上充满瑕疵，但几乎没人质疑这些事情背后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可见的将来，我们会在经济领域继续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创造更大量的财富。同时，我们会弱化收入差别与社会差别的关联，支持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均等化，以社会主义弱化经济主义。我们还会努力缩小收入差别，鼓励在一次分配领域的收入调节，建设人人有产、有股份的共享社会，建设有产者而非无产者的、均富的、小康社会主义大家庭。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没根的，不是个纯外来物种，在中华大地上自古就根深蒂固。老子在其著名的五千言《道德经》里就区分了“天之道”与“人之道”，人之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天之道是“损有余以补不足”。所以他告诫执政者要“损有余以奉天下”。融合了道家的儒家不仅有“大同”理想，更有现实主义的“小康”追求，顺应了中国社会既患寡又患不均的实际。在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现实里，儒家的小康方案是将整个社会视作或塑造为一个暗含成员平等的“大家庭”，以家庭伦理为纲常规范全国上下，以家庭伦理推广出家国同构，使百姓在家国中以社区为单位互帮互助、损有余以补不足。这是中华“以德治国”的本源，融合了市场和法治却在政治上高于市场和法治。

　　社会主义要求平等，其中重要的前提是人民的权力和权利。这也不是纯粹的外来物种。早于儒家思想的《周易》有两个著名的卦象，分称“否”和“泰”，成语“否极泰来”就源于这两个卦象。三条阳爻在上，三条阴爻在下是“否”，是大凶之象。官员要以政绩谋升迁，乾阳之气天然上升；百姓过日子彼此得斤斤计较，坤阴之气天然下降。将上升之阳置于上、下降之阴于置于下，双方就背道而驰，所以卦辞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相反， 乾坤倒置，三条阴爻在上，三条阳爻在下，双方则相会相交，就是“泰”，是大吉之象，卦辞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如此，基层社区自治比官僚科层体系重要，百姓生活的“小事”比国家建设的“大事”重要。科层体系谦虚谨慎，以社区自治组织为上，以小事为大，让“人民当家作主”，就有国泰民安。《周易》是“四书五经”之一，中华士子必修。中华老祖宗在三千年前的《周易》时代就精彩地诠释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深刻道理。

　　领导我们“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偶然的，其先进性也不纯粹是外来的，而是深深扎根在我们中华传统之中。

　　中国共产党本身就可被视为传统儒门弟子治国集团的延续，其宗旨“为人民服务”来自儒门弟子的“民本”宗旨。

　　在小康时代，为什么我党要信仰共产主义大同？我党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是中华儒门两千多年大同思想的延伸。儒门弟子集团执政两千多年，有信仰的政治集团才不会有今天没明天。我们党不仅是唯物主义的，而且是有高尚精神信仰的。精神文明就是对未来后世平等的信仰。共产主义指出了人类彻底自由平等的前景：没有分工，没有人和财产的私有制、没有基于私有制的家庭，没有统治阶级，没有统治阶级加于被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没有法律和国家机器。如此，劳动成为第一需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们有充分的自由和闲暇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共产主义的精神信仰与我国儒门弟子的“大同”理想完全一致。

　　大同信仰还是我党党员个人情怀修养的标志。共产主义信仰不属于芸芸众生，百里挑一的极少数精英才可能拥有。中国共产党是现世的执政集团，党员不是天主教的教士，而是世俗的、有家庭有私产之人。但立地成佛、人皆可成圣贤的观念在我国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情怀是需要修炼的，中国传统儒门弟子的文化里有“文死谏、武死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苟利天下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古训，那是个人修炼和时常经受考验而来的精神境界。“为人民服务”是一种精神境界。中国共产党人的确是普通人，但同时又是特殊的人。在危机和危险时刻，在需要为大众利益挺身而出的时刻，共产党人应当比普通人更能放弃物欲和私利，更有牺牲私利的担当。就党人的情怀和修养而言，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三篇文章是中国版的《圣经》。谁能说那三个主题不是中华传统文化？那革命时代产生的光辉篇章当然是我中华文化的延续和组成部分。我们许多退了休的老共产党员们在自己居住的社区为公益服务，热情组织居民自己解放自己。他们一旦入党，终身是党员，为人民服务终生。那就是党员们的圣贤情怀，也是中国共产党能长期执政的基础。

　　我党的生命力来自“上善若水”的传统道理。道家鼻祖老子这样解释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水的道理有三个。第一是“利万物”，而非重在利高贵。第二是趋下、“处众人之所恶”，总往高贵所不耻的卑下地方去，艰苦朴素，与底层群众在一起，不以琴棋书画、茶酒花香的鉴赏力为荣。第三是“不争”，谦虚谨慎，顺势而为，“俏也不争春”。舟在上，水在下，所以鱼与水，骨与肉的比拟远胜于舟与水。然而，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载舟覆舟往复循环，正所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只要位居于“上”，保持“上善”就不可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视群众路线为党的生命线的道理。

　　上面其实我讲了我国治国的基本原则，即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民主的“三位一体”。这三位一体为走“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保驾护航。我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前景光明。这条路是特殊的，因为植根于中华深厚的传统文化。这条路也是世界的，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相对比较中庸，比较大众化，比较稳健，比较成功，能给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以启迪。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