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兴则国宝兴，国运衰则国宝亡，奠定我国“简牍学基础”被世界称之为二十世纪东方文化“四大发现”的甘肃“居延汉简”它的命运惊心动魄。

1901年2月，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掘出44枚汉文简牍，至今已103年了。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地区发现当简至今已有73年了。1970年发现居延新简也30多年了。

岁月沧桑，依然没洗去照在居延汉简上的神秘光环，但许多的发掘者、守护者却远离我们而去，即便是70年代新简的发掘者们也是六旬老者，掀开历史的大幕，我们在历史的舞台上看到了这样一个个不屈的身影。

当时，瑞士的贝格曼和其它他的中国专家在额纳河流域的居延，开掘了六十个区，其中二十一区有采集品，他发掘的坑道有五百八十六处，在其中的四百六十三坑中，采获了汉代竹术简牍及有文字的物品，有五百三十四包，约计一万四千余枚竹木简，仅登记工作就历时四个月才完成。

考察团将这批简运到北京后，贝格曼强烈要求将这批简带回瑞士，但刘半农、马衡（故宫博物院院长）、沈兼士、周养庵等众多著名学者坚决反对并进行了交涉，幸运的是部分专家的高瞻远瞩，在考察团出发之际，双方的协议中就对发掘的文物归属作了明确的规定，凡是有文字资料的都留在中国。

在众多学者们的据理力争下，汉简留在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但是仍有3000多件文物被贝格曼带走。上个世纪50年代中瑞建交的时候，这批文物才回到祖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按照中瑞协定，将这批简关到北平图书馆保存，理事会推马衡和北大教授刘半农整理研究，后来又将汉简转存到北大图书馆。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北平的大批人逃往南方，北大的师生及部分图书也转移到其他各地，由于时间仓促在冯大图书馆的居延汉简和其他稀世珍品便无人顾及。

沈仲章是刘半农先生的弟子，当时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干事，十分清楚这批“居延汉简”的史学价值，看到在北大进进出出的日本兵，本来也要转移的他便冒着生命危险藏留了下来，等待时机偷运这批简。几个仍留在北大的人员也加入了进来，每夜出动先后分四次把居延汉简偷运出来。这时刘半农先生的另一位弟子北大语言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周殿福得知后，也冒险参与偷运行动，他们反汉简和其他文物转移到北长街的一个小庙里。

本来沈仲章要带这批木简到上海找北大负责人，走之前为了安全便放到德华银行保管。形势紧张，到上海的沈仲章坐了一天半的火车却只到天津，沈仲章在火车上度日如年，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甚至没上厕所。深夜到达天津后，沈仲章蹲在火车站提心吊胆的等天亮，因为他抢救出来的国宝的收据和他的全部财产的支票就藏在一顶破草帽里。在天津为进入法租界沈仲章费尽周折，终于随北大撤退到长沙的徐森玉教 授和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另一个负责人傅斯年取得联系，他们发电报说，会派专人来联系并运送“居延汉简”南下。

滞留天津风险重重，后来听到消息的徐森玉先生来到天津，联系了“居延汉简” 的落脚地——香港大学。沈仲章又偷偷回到北平，将这批简先用木箱后用铁皮箱装成两大箱，委托一家瑞士商行托运箱子，因为当时盘查的非常紧，而这家商行后台硬一般不受检查相对稳妥些。在许多人的帮助下，观察日本人盘查的时间规律、寻找机会上船。最后终于避开日本人的检查安全上船，轮船到青岛后，由于临时装运另外一批货物，在青岛搁浅还要停泊十几个小时，沈仲章便下船寻找在青岛的其他教授，并顺便给长沙发电报：告知木简己南下请派人到香港接收。谁知电报发完后归来时，托运汉简的轮船已经开走了。沈仲章赶忙给轮船船长汤麦斯发电报，请他帮忙把箱子交给船上的吴景祯先生，让吴先生到香港后交给香港大学校长蒋梦麟。

有人回忆说，汉简运到香港后，大家还是小心万分，为汉简的事情，徐森玉特地从香港给远在长沙的傅斯年发了一封电报：“本简已全运港。拟用公（傅斯年）及仲章、鸿宝三人名义存香港大学。务希电允。排比影印亦拟进行，并盼指示。回电由许地山转”。这是1938年的事情了。由于当时情况特殊，他们同当时在香港大学的蒋梦麟校长、许地山教授等人协商后，决定将汉简存入香港大学保管，具体指派沈仲章负责整理和照相，准备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制版印刷，予以出版。可惜后来书版皆毁。

1940年6月战火向香港逼近，汉简的去向再一次成为专家们关注的热点。种种原因，他们改变计划商议准备运往美国。这时候，胡适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他在信中表示，“适当谨慎担负,务求安全无危险，请诸兄放心”。1940年8月4日,汉简由香港启运，10月中旬顺利运到美国华盛顿中国大使馆。25年后，经台湾当局与美方接洽，居延汉简于1965年11月原封未动地运回台湾，至今保存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