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李晓鹏博士在2017年6月份在南京与作者新著《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一书的读者见面会上的演讲内容整理稿。全文内容较长，大约3万字，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连载，与网友分享。

第一部分：从十字军东征到全球化：西方近代殖民世界体系的兴衰

第二部分：中华帝国与它的天下体系

第三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天下体系的构建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天下体系的构建

最后一个方面，中国要重新走向一带一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系？

我们首先来看，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和西方近代殖民体系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西方近代的殖民体系主要是建立在殖民掠夺的基础上。西方为什么必然走向这条道路？是因为西方国家在他的文明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建立坚强有力的大一统政权的历史。他的政治权力大部分的时期都是比较软弱无力的，没有一个理性政府治理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权力独立性很差，必须得到经济利益集团的支持，才能够维持统治，政府没有办法与资本利益集团相抗衡。如果政府没有办法控制资本利益集团扩张的冲动，最后就只能成为资本利益集团所控制的工具，服从资本利益集团对外掠夺的需要。

这个基本特征决定了，西方国家西方文明建立的近代三个版本（西班牙和葡萄牙、英国、美国）的殖民体系，最后都是以对外掠夺为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发明了非常先进的科学知识，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同时也不可否认：这些财富和他们创造的这些东西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殖民掠夺的基础上的。西方国家的繁荣与亚非拉地区的贫穷落后是一个一体两面的关系。

而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有一个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军事征服以内的地区，也就是主权区域，一律平等。在帝国的版图内，不分民族，不分边疆和内地。大家平等地在一套法律制度、一个皇帝的管理之下，该交税交税、该怎么样怎么样。有一些边疆的非主体民族实行自治，向中央纳税（上贡）的比例反而比主体民族地区更低。而在军事征服所能控制的地区之外，就采取一套平等的贸易体系。通过贸易来进行联络。中华帝国是天下体系的核心，尽量为体系的稳定提供武力保障，比如郑和下西洋扫荡沿途的海盗，班超经营西域消灭丝绸之路上的敌对势力等等。

中国的大一统中央政府的权力非常强势和稳固，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资本利益集团对利益的追求。中国的大一统政权不需要对外掠夺资源来供养自己，而是完全依靠内部的生产交易，从中获得税收以及相当于税收的土地租金和盐铁专营等形式的收入来维持自身的运转。对外贸易不是中华帝国的生存命脉，而是锦上添花。所以，中国能够建立一个对内对外都相对比较公平的自由贸易体系，一个跟西方完全不同，不依赖对外掠夺的世界经济体系。

这套体系，长期以来被人误解，说成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经济，导致了闭关锁国，所以才在近代落后于西方。还搞出来了什么“李约瑟之谜”这样的传说，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繁荣和近代的衰落之间的关系无法理解。对此我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中已经给出了详细的解答：

中华帝国长期坚持自给自足的发展战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也是中华帝国繁荣昌盛的基础，也是建立一个在古代世界最公平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础。汉朝、唐朝和明朝这三个伟大的朝代，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体，但同时又都是充分对外开放的社会，丝绸之路、万国来朝、郑和下西洋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建立，都是基于自给自足的国家战略，不是穷疯了跑出去抢钱。中国清朝走向闭关锁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不是我们自给自足，不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怎么保守封闭，而是因为传统的中国在遭受到蒙古和满清两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以后被严重破坏了。由于统治阶层自身的腐败、长期的太平盛世所产生的社会风气的腐朽堕落，中原地区的先进民族丧失了战斗力，底层老百姓在土地兼并和官僚腐败的双重压迫下无法生存，权贵阶层则无耻堕落贪生怕死，最后让国家亡于北方文明程度更低但更团结更富有尚武精神的少数民族之手。一方面，由于是异族入侵，杀戮程度必然大大高于内部叛乱，精英人口遭遇了巨大的损失，科技发展不可避免的要出现巨大断层。

另一方面，统治阶层的文明程度总体大大落后于主体民族，他们必然不能真正容许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而且文明程度更高的主体民族精英们去学习他们理解不了的、更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

如果英国在牛顿提出他的万有引力之后突然遭遇北欧海盗入侵，人口被屠杀一半以上，然后海盗们建立一个新政权，镇压一切反抗者并大搞文字狱，焚毁他们能找到的各种令人怀念前政权巨大成就的书籍，那么英国当然不可能率先爆发工业革命。这是明摆着的事情。所谓的“李约瑟之谜”根本就是一个低智商问题，它就跟问人死了为什么不能说话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精英都被杀完了，再去问人家为什么不能走在人类科技创新的前列，不是搞笑么？

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中国会在近代落后。因为近代殖民者入侵的中国，已经不是那个汉唐明所代表的中华帝国了，而是一个半野蛮状态的半殖民政权。这样的中国不落后才奇怪。因为这样的落后而去质疑整个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是搞错了对象。

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创造了辉煌文明的古代中国会相继灭亡于蒙古和满清？这个问题，我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前两卷里面已经写得很详细了，核心就是统治阶层——主要是官僚集团——的腐朽堕落，对人民的压榨超过了人民所能忍受的极限，军事的腐败让军队完全丧失战斗力，对内激起农民起义，对外惨败于数量很少的少数民族军队。迄今为止，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在经过长期的和平繁荣以后，都不可避免的要走上这条道路，概莫能外，它是人类本性的缺点，不是中华文明特有的什么劣根性。在西方世界曾经创造了辉煌希腊文明、罗马帝国的灭亡，也都是这样的原因。我们从1776年工业革命落后于西方到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也就经过二百三十多年。从希腊罗马文明遭受毁灭到西方世界重新崛起，至少经历了一千年中世纪的黑暗沉沦；埃及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盛极而衰以后，直到今天也没有恢复。在世界从古代向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无数古代帝国灰飞烟灭，古代是一流强国的国家今天还是一流强国的，只有中国。近代中国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国人的应对，进一步证明了中华文明的伟大。

中国人经过百年抗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了人民政权，推翻了压迫人民的宗族势力，从内部清除了那个导致宋朝和明朝相继灭亡于落后民族的腐败理学文官集团的残余势力，然后学习西方，完成了工业化，终于摆脱了千年的累赘，重新崛起了。今天，我们重新走向一带一路，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口号，正是这次崛起的成果，它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然。因为中华文明是一个跟西方文明差异巨大的文明体系，它不复兴则已，一旦复兴，就绝不仅是世界上多了一个强国而已，而是要动摇近代以来世界体系的根基。

中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前面我讲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近代殖民体系之间的本质性的区别就是在于：它不是建立在对外掠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内部生产和外部公平贸易的基础上的。中国两千年以来，一直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有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来支撑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由于强权政府对资本食利者阶层的强力的打压——就好像汉武帝没收豪强的财富并他们迁徙到边疆地区一样——使得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就是一个生产型帝国。他的财富主要来自于内部的生产和商品贸易。而不是来自于对外部的掠夺。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会建立一块殖民地，对这个殖民地的人民进行奴役，然后把大量的财富输入国内，使之成为国内繁荣的来源。

中国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能够有效地分开。政治权力能够足以制止大资本的逐利行为。而能够通过贸易和生产来积累财富。这是中国古代天下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质。

美国建设的近现代的这一套全球贸易体系，他打着正义的旗号背后干很多不正义的事情，自由贸易的背后存在着大量的武力掠夺或者金融掠夺的勾当。中国建立的新世界秩序，要超越美式全球化，最根本的就是要否定金融掠夺这种勾当。当然也要否定美国之前的前两代殖民帝国——西班牙和英国的那种赤裸裸的烧杀抢掠那种更野蛮更落后的勾当。

所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一条，就是要鼓励财富的创造，反对财富的掠夺。建立真正的自由贸易体制，反对各种打着自由贸易旗号的殖民掠夺。

自由贸易是个好东西，我们不能因为英国美国等之前的殖民者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就认为自由贸易的骗人的。世界上各个国家平等自由的交换自己生产的产品，这对大家都有好处。这不是从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才有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帝国一直是对内市场经济、对外自由贸易，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繁荣，这跟亚当·斯密无关。大一统帝国体制就是古代最好的市场经济体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普天之下一套法律体制一套税收体制，没有比这更适合做生意的市场了。

我们倡导的世界经济体跟西方的主要区别，不在于是否支持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是否支持自由贸易，而关键在于是否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搞掠夺。

第一代世界体系，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直接烧杀抢掠，贩卖奴隶和攫取黄金白银，这样的赤裸裸的掠夺我们当然不能再干了；第二代世界体系，英国法国荷兰等殖民者以武力为后盾建立殖民政权，通过土地和资本的投入建立控股公司来直接控制殖民地的经济命脉，以此对殖民地进行吸血，这样的掠夺我们今天也当然不能干了；第三代世界体系，由美国主导，则不再直接建立殖民地，而是是以武力为后盾建立有利于自己的金融货币霸权，这样的掠夺形式我们还能不能接着干呢？我们也不能再接着干了。

中国要建立一个第四代的世界体系。在掌握了新世界秩序的主导权以后，要确保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最关键的就是要坚决克服上一代也就是第三代世界体系的核心缺陷——金融掠夺。我们不仅需要在内部建立严格的金融监管体系，严厉打击金融投机和掠夺，还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坚决打击包括中国自己的金融体系在内的一切金融掠夺，而构建一个真正自由公平的世界贸易体系。

中国自己内部要控制好自己的金融资本，不能够建立一套像美国那样的金融体系，任由金融资本到全世界去掠夺。

说具体一点，我们应该制定一个《反海外金融投机法》。西方国家有一条方法好，他们会自己通过一个《反海外贿赂法》——如果西方国家的公司到海外做生意去贿赂当地官员，虽然这对母国利益并没有损害，但还是要遭到惩罚。不管这条法律他的具体的执行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执行了。但这个意思是对的。

我们中国如果真的想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除了要学习《反海外贿赂法》，还应该通过一个新的法律，叫《反海外金融投机法》。中国的金融体系走向世界，是支撑我们的自由贸易的，支撑基础设施建设的，而绝对不是去制造资产泡沫的。如果我们的中国的银行、中国的金融机构到海外疯狂地炒作房地产，疯狂地搞内幕交易，制造股市泡沫，把这些国家人民辛辛苦苦创造财富用这种方式，再给掠夺回中国，这样的财富我们不要。相反，你干的这种事情在国外抓不着你，国内也得把你抓起来，也要审判你。

中国的金融体系要为全世界人民创造实际财富服务，就是为实体企业，为自由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服务。除此以外其他行为要面临着跟中国国内法一样严密的监管。这是我们坚持的第一条原则。

中国领导世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二条原则就中国要坚决抛弃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文化宣传策略，代之以大力宣传理性政府治理和世俗化社会管理的经验。

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当然要推广中国自己的普世价值，不能光是美国的那套普世价值。中国文化最大的普世价值是什么？不是仁义礼智信，而是世俗化社会的构建和政府的理性治理。我们两千年来曾经在历史上创造过最繁荣的经济和最先进的文明。而保障这一套经济和文明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建立了一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一统政府。而且这个政府为人服务，不是为神服务。在这方面中国人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我才在前面说，中国向全世界推销中华文明的组织不应该叫孔子学院——孔子怎么能代表中国？我建议改个名字，叫汉唐学院。走向世界的是汉唐文明，而汉唐文明的核心是什么？绝对不是儒家思想。而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和良好治理的大一统政府，世俗的政府而不是神圣的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而不是为上帝、为资本服务的政府。用大一统政府来保障世俗社会的幸福生活，保障对外贸易和国内自由的市场经济。

这样一个理性的良好的治理的政府是如何运作的？是皇帝的功劳？是武将的功劳？是文官的功劳？还是太监的功劳？全都有。中国汉唐的历史是由伟大的皇帝、伟大的武将、伟大的文官和伟大的亿万普通中国人民，共同支撑起来的这么一套体系。这个是中华成功的主要原因，而不能单独把孔子、把儒家思想捧上天。

我们拿着这个孔子的仁义礼智这种东西出去忽悠外国人，说我们就是靠这个强大的，外国人就算智商没有咱们高，恐怕也是不会相信的。

外国人也知道孝敬父母，也知道对朋友好，知道做事情要讲诚信。这些个东西，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不需要读四书五经就知道，无需多说。

儒家思想，特别是到后期的理学思想，最突出的特色是什么？是封建等级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用这套等级制度来巩固官僚权贵集团的特权。这是儒家思想最大的问题所在。我们当然不能向全世界推销这玩意了。但是如果你不推销这个，你仅仅是告诉大家说，孔子的思想是忠、义、礼、智、孝这套东西，让全世界人民一块来学习《弟子规》，拿这些玩意儿去忽悠世界人民肯定忽悠不了，也解释不了中国为什么强大。

我们甚至可以说的更激进一点：中国今天能重新崛起，不是因为复兴了儒家思想，而是恰恰相反，是因为坚决的反对了儒家思想，特别是宋朝以来形成的儒家理学思想。在建国后三十年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彻底清算了儒家理学思想所代表的宗法等级制的遗毒，中国人民才真正的站起来了，中国才有了复兴的文化根基。

今天中国的任务，是重现汉唐、超越汉唐。重现汉唐时代的辉煌文明，而这些文明主要不是儒家学者、儒家文官搞出来的，也不是靠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搞出来的。是由皇帝、武将、太监、以及当时没有经过儒学考试的文官集团带领中国人民一起实干苦干甚至英勇牺牲撑起来的。汉唐文明的成功，里边有丰富的内涵，包括神权和政权分离、政权高于神权；行政、监察与政治决策分离的制度；文武均衡的制度；基层政权的治理机制等等一套丰富的制度。我们是这一文明的继承者，我们向全世界推介的新普世价值是什么？包括坚决抵制宗教思想对政权的侵蚀、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要分开，要有强有力的政治权力来遏制金融资本的扩张和不负责任的投机，鼓励实体企业创造财富，鼓励通过自由贸易来实现国家繁荣等等。还包括通过强有力的反腐败手段，来维护政府的廉洁，以政治权力打击权贵集团，实现社会公正。把这一套东西跟自由市场结合起来，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社会繁荣。这些东西才能真正解释今天的中国为什么经济会如此繁荣，拿这些东西去教育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用来改变自己国家的面貌，才不是忽悠，是传授真东西。

如果世界其他国家都能够在这些方面学习中国，建立这么一个良好治理的世俗化政府，彻底消灭神权政治，消灭寡头政治，然后共同来遏制一些跨国投机和金融操纵等非法的经济活动。在此基础上，世界各国一起来建立一个真正自由贸易体系，那么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就可以初步建立起来了。

此外还有第三条原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建立在坚强有力的武装力量的基础上。

西方殖民者的世界体系和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有两个共同点，特别需要牢记。第一个共同点就是提倡自由贸易，第二个共同点就是都要以强大武力为基础。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体系，西方别的东西可以颠覆，这两条永远不能颠覆。

在主导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坚定不移的建立起强大的武力，这是汉唐强盛的基础，也是西方殖民体系建立的基础。

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对外掠夺，就放弃武力征服的能力。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不管我们的出发点如何善良，一定会有人出来捣乱，搞破坏或者搞掠夺，而且一定会有大规模的性质很严重的破坏，这是不以我们美好的愿望为转移的。在军事上我们不能抱有任何的幻想，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足以消灭任何前进道路中的阻碍，才能够保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顺利建设。我们要建立的新世界体系，是汉唐明那种以我为主、万国来朝的世界体系，而不是宋朝那种割地求和、送钱上贡换来的屈辱性的自由贸易。

还有第四条原则，也可能是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一条：在建设“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的富强、中国人民的富裕和幸福生活，主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奋斗，通过中国国内自己创造的财富来实现。内部改革始终比外部贸易重要。

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和西方近代的殖民体系，最大的不同就是：把真实的财富创造放在什么地方？中国的天下体系，真实的财富创造在帝国的核心地带，来自于帝国内部，外部的天下太平和万国来朝，不过是本土繁荣的一个屏障和点缀。西方近代殖民体系，真实的财富创造却主要被放在外围地区，核心地带主要负责生产军火和输出资本，然后利用武力和金融掠夺等方式把真实的财富输入到核心地带供本国精英阶层享用。

今天也是一样，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从外部攫取大部分的经济资源来保证内部的繁荣。这是不可持续的。国家领导层的主要精力，也应该放在内政问题上，而不是外交和外贸问题上；国家的经济资源，必须坚持国内利用优先。海外投资必须以内部投资充足为前提。只有以本土创造为主，我们中国才能真正带领全世界，一起来实现人类的共同繁荣。这个才是“一带一路”战略应该达到的目标，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讲完了。谢谢各位。

（作者简介：李晓鹏，经济学博士，主要著作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两卷，《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和《重现伟大中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