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为打破困局，中国政府进行积极的外交活动。 1960年5月，周恩来总理访问柬埔寨，受到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人民的热烈欢迎。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看到中柬友好，断定中国最高领导人肯定要再访金边，因此密切关注北京的动向。1961年9月，大陆安全部门得到情报，说台湾情报局已探知刘少奇主席可能在1963年率中国代表团出访柬埔寨等国。10月，台湾即派上校级特务张霈芝到南越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第三工作指挥站，布置暗害刘少奇的国际谋杀案。 台湾特务认为，从地理人事关系上看，在柬埔寨暗杀刘少奇比在缅甸和老挝下手更为有利，如果能将刘少奇与西哈努克一起谋杀，那是最好不过了，即使只杀死其中一人，也破坏了中柬关系。于是，他们策划建立一个金边组（又称高棉组），具体执行暗杀任务，并将行动称为“湘江计划”（可能因为刘少奇是湖南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张霈芝回忆“湘江计划”未曾改称“秋风”行动，“秋风”是中共方面的称呼。 张霈芝原籍广东鹤山，7岁时全家移民越南，18岁遇见侨领李朴生。经李的引荐，投入戴笠旗下，受过专门情报训练，曾亲自逮捕知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 张霈芝是越南华侨，对东南亚一带相当熟悉。时隔三十余年后，他回忆：“到柬埔寨执行暗杀刘少奇计划，是当时蒋经国特别召见我们当面口谕，还有召集的手令，我们共去了四个人，我、农稔祥、梁明、文锡龄。我们准备了炸弹、手榴弹、毒药等，大家都抱着必死的决心，整个暗杀的过程，事先都经过详细的沙盘演练，没想到‘事迹泄漏’。”最令张霈芝记忆深刻的事，是蒋经国还拿蒋介石名言作临别赠言：“天下绝无不可克服之困难，亦断无打不败的敌人！” 在南越第三工作指挥站的策划下，1962年2月1日，台湾特务在柬埔寨首都建立金边组，组长为张霈芝，农稔祥为副组长，成员除张氏等四人由台湾赴柬埔寨外，还在柬陆续发展和收买了一支40多人的庞大行动队伍。 台特精心设计多种谋刺方案 当时有一个叫肖成的华侨，原籍广东东莞，祖居越南，因谋生而流徙于越南与柬埔寨之间。1957年吴庭艳统治南越时，为了搜罗炮灰，强迫他加入了越南国籍。肖成因害怕服兵役，全家偷渡到柬埔寨首都金边市，与哥哥合作开设了一家平民照相馆。1950年代，周恩来总理访问东南亚，激起了华侨的爱国之心。肖成的第二个儿子肖广思想上要求进步，常参加华侨爱国团体的社会活动，对社会主义祖国甚为向往。但肖成的家庭经济并不宽裕，无力达成儿子回国的愿望。 肖成与“华侨”许湛认识多年。许氏表面上以基建小包工为职业，在金边华侨社团中接触面广，关系复杂。当他得知肖成的儿子渴望回国但缺乏经济能力时，便表示完全可以承担回国费用，但条件是回去后必须向他提供有关祖国的情报。肖成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借水行舟”，回国后便摆脱与许的关系，便答应了这个条件，并由许介绍认识农稔祥。农氏报请上级批准，在金边郊区一所小屋中对肖广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特务训练。 1961年冬的一天，肖广参加金边爱国华侨学校的一场球赛，脱掉衣服上场时，口袋里掉出一个钱包，内有受特务训练的文件和有关证件及一张纸条，条子上写着一个指示，要肖广去中国大使馆申请护照回广州华侨补习学校学习，趁机窃取情报，然后把情报交给香港的联系人×××。这些内容恰被一个爱国学生发现，感到事情重大，当即前往中国驻金边大使馆报告。大使馆一等秘书兼领事部主任陈扬（广东人）接待他。陈扬经过多方调查，得知肖广之父肖成与台湾国民党特务老农来往密切。大使馆向国内有关部门请示处理方案，国内回复：“摸清敌特情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其为我所用。”并指定由陈扬负责。 肖成知道儿子丢失有关证件后不以为然，只嘱咐肖广不要声张。1961年岁末，肖广特务训练结束。按照农稔祥的指示，肖广去中国大使馆，以华侨身份要求回国工作和生活，办理护照等手续。陈扬亲自接待并耐心教育后，肖广彻底交代了问题。接着，陈扬通知肖广的父亲肖成直接去大使馆面谈，说明其子已悔过自新，笑着指出他们的想法太天真，安慰肖成不必为肖广回国后的安全及工作生活担心，全部均由祖国政府安排。陈扬因利乘便，反用肖成为我服务，并进一步叮嘱说，要绝对保密，装着什么也不知道，随即批准了肖广的护照及一切回国手续。 另一边，农稔祥也给了肖广足够的费用，送他启程。肖广回国后被安排在广州一家工厂工作，在有关部门安排下曾多次把假情报寄送给柬埔寨的国民党特务组织。陈扬逐渐把肖成发展为中方内线（袁庚认为，这是侦破“湘江案”的关键一招），要求肖成多了解农稔祥的活动，但千万不能主动，只用“老实，无知”的态度去接近，以争取农稔祥信任，深入到特务内部去。 1962年，农稔祥对肖氏父子的信任逐步建立起来。1963年3月下旬，新华社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将于4月底5月初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的消息，台湾国民党当局开始布置刺杀计划。 台湾“国家安全局”经过比较，将刺杀地点选定在柬埔寨。这是因为：一、柬内部不稳，反共亲美势力强大。二、西贡有台湾的“大使馆”，距离金边较近，有利于运送暗杀器材和台特的进进出出。三、台湾在金边的特务多，很多部门有内线。 张霈芝等人的谋刺计划设计了几种方案： 第一，金边最大的现代夜总会，西哈努克一定会在那儿设国宴款待刘少奇，可埋伏人手于附近或乔装饭店人员，伺机将手榴弹掷向刘少奇的座驾。 第二，在刘少奇受邀欣赏电影或戏剧之公共场所，将手榴弹掷向刘少奇。 第三，把毒药放在刘少奇的食品内。不过，虽经介绍认识几名厨师，但张霈芝等人认为都不大可靠，更遑论“下毒”，此方案被否决。 至于第一与第二方案，风险大，命中率不高，又不能全身而退，也被否决。最后，终于决定在刘少奇访柬的必经之路上“挖地道、埋炸药”。引爆的时间预计在5月1日刘少奇一行从机场到金边时进行。这一计划由张霈芝、农稔祥主持，另外13人执行。这是台特执行暗杀计划的重点，投入的人力物力最多。国内有传台特企图收买机场人员，在刘少奇的座机上安放定时炸弹，以便让1955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重演。但张霈芝的回忆根本没有提到这点，估计台特认为中共安全部门对此已提高警惕，难以下手，因此未将这一方案纳入计划。 从1961年10月到1963年，台湾特务通过南越政府驻柬埔寨代表处以“外交邮袋”方式，从西贡往金边偷运暗杀器材，包括炸药、雷管、定时器、燃烧弹、手榴弹、消音枪支等。 杨尚昆、袁庚出马，意外获得10封“密信” 当时，中国领导人出访的安全保障工作由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负责。中国早已察觉台特的阴谋活动，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在1963年3月28日成立了中央安全领导小组，由杨尚昆任组长，国务院侨委负责人廖承志和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孔原任副组长，以确保刘少奇出访的安全。 4月中旬，刘少奇开始到印尼访问。中国安全部门发现，台湾的特务在东南亚、印尼活动频繁，国家安全部门确定台湾情报局一定会搞暗杀，但具体的方式和方法还不清楚。为准确地搞清敌人的阴谋，中央安全领导小组决定临时抽调调查部袁庚、国务院侨委吴济生司长和公安部杨世瑞等人组成先遣小组，赶赴柬埔寨，负责刘少奇访柬的安全保卫工作。 当时袁庚任调查部一局副局长，主管东南亚工作。他是一位传奇人物，经历了军界、政界、外交界的几十年风雨沧桑。1950年代初，袁庚随陈赓大将抵达越南北方，成为胡志明的抗法军事顾问。1955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会前，曾发生了国民党特务企图谋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当时，袁庚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他为周恩来总理的安全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这次为保卫刘少奇的安全，袁庚再负重任。4月7日，袁庚等先遣组人员乘专机经河内由老挝首都万象飞抵金边。 先遣小组人员开始接见侨领和华侨骨干，着手组织华侨积极分子队伍，开始有组织有领导有分工地对台特分子进行跟踪监视，同时收集各帮派黑社会流氓的资料。 4月11日，特务陈海通在边界神秘地交给肖成一个装着两支雷管的厚纸盒，伪称“无线电零件”，叫肖成带给农稔祥。肖成真以为是“无线电零件”，随意带走，并不慎丢掉一支。农稔祥埋怨肖成做事太不小心，肖笨头笨脑地回答：“电器零件能值多少钱……” 16日，肖成向陈扬等人汇报此事。在场的袁庚富有经验，指出这两支铜管不是什么无线电配件，而是国内14日电告的美制军用电导火雷管。袁庚等人判断：“敌人已准备有所行动了！” 与会者这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暗杀器材居然通过中方的内线带进来并交到敌人手中，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失误。大家心情沉重。陈扬转身安慰肖成：“不要害怕，仍和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地保持关系，以便了解他们更多的活动情况。” 袁庚决定与P021（情报员代码）见面，亲自了解情况，追查雷管的下落。 P021忠厚有余而机灵不足，遇事慌张胆小。但他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肖成为敌特农稔祥带给台湾当局的信从12日至17日共积压了9封，存在越柬边界的秘密交通站，原因是西贡交通一连多天没有派人来取。农稔祥要肖成19日再去边界联系，并且再次交给他一封急信。 袁庚等人估计这10封信关系重大，因为这些信都是农稔祥11日收到雷管后连续发出的，信中必然涉及“湘江案”的具体部署。在袁庚、陈扬的布置下，肖成等人很快取回了那10封信，这时已是18日下午2时。 打开信件一看，除两封是台湾特务来信的原件照转外，其余八封，字大、行疏、纸皱，根据这三大特点，袁庚肯定信中有密。他最感焦虑的是信件能否迅速破译，肖成在这期间能否不暴露。袁庚当即特急报请国内指示简易显影办法，同时立即分头向市面药房和爱国华侨医院购买或借用紫外灯。 要不要临时推迟刘少奇访柬计划 事态危急，大使馆在19日向柬方提交了有关案情的备忘录。按照过去两次总理访柬经验，柬方都是于访问前10天逮捕台湾特务。 19日深夜，陈扬把肖成叫去大使馆和袁庚等先遣小组人员一起研究特务活动动向。其时，安保小组已掌握敌人运进了不少炸药武器，准备大爆炸的意图。肖成根据他了解掌握的具体情况主动提供了各种各样应付敌人的办法，还汇报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陈扬让肖成仔细想想，农稔祥有哪些最好、最接近的朋友？肖成如实作了汇报，特别指出两个人，一个是美国大使馆的汽车司机，另一个叫张达昌。张过去曾在肖成的冲晒部租赁过一张写字台，招揽代写广告等生意，晚上还教跳舞，常在风月场中鬼混，但他离开肖店已有一段时间，近期的住址不清楚。陈扬吩咐肖成必须找到张的地址。次日，许湛的汽车恰巧停在肖店门口，只见许湛和张达昌两人边谈边走过来，肖成立刻迎上去要求搭车送些货物去灯厂。在车上肖成与张达昌聊天，获得了张的地址。 我方向柬王室通报有关台特阴谋的情报后，西哈努克大吃一惊，鉴于敌情严重，他建议中国方面考虑延期访问。主人没有信心，我方也没有把握，但推迟访问事关重大，不仅会中敌特诡计，且会引起国际上的各种猜测。4月22日下午，安全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刘少奇访柬问题。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以及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同意安全小组对访柬的意见，深夜2时，约孔原、童小鹏谈话，起草致刘少奇、陈毅的电报。23日，刘少奇、陈毅复电同意推迟访柬。 4月24日，周恩来反复考虑，中柬两国建交不久，中国国家元首又是首次访问，如延期将产生不利影响。他迅速将情况向当时在南方视察的毛泽东和正在出国访问的刘少奇请示汇报。在形势逐渐变得对我方有利的情况下，毛泽东同意刘少奇、陈毅去柬，并作出批示“按期访问，限期破案！” 4月25日，刘少奇、陈毅复电杨尚昆表示同意去柬访问。周恩来也指示有关部门：访问如期进行。 中国首任驻柬大使王幼平自1962年2月离任回国后，被分到河南省南阳地委任第二书记。1963年4月23日午夜，他接到紧急电话，要他翌日中午赶回北京，并带上出国衣服。24日下午王被接进中南海。杨尚昆当即告知“有一项紧急的任务请你去完成”，并强调“是总理把你调回来的”。随后递给王幼平几份电报，其中一份有周总理批示：派王幼平大使先去柬埔寨，利用他过去的老关系做工作，以保证刘主席访问安全。 但另一边，台特的10封密信仍无法破译。大家心急如焚。 当王幼平和公安部凌云局长乘坐专机抵达昆明，刘少奇刚刚结束对缅甸的访问，在这里休息。凌云向刘少奇等人汇报，在座的有副总理兼外长陈毅等。情况并不明朗，大家都很担心。刘少奇听了汇报，斩钉截铁地说：敌人不让我去，我偏要去。 宾努亲王激动地说：“此案大如天” 柬埔寨方面的安保工作自21日开始行动起来，把全国1/4的国防军调进首都，成立了6人指挥机构。 4月25日下午，公安部派遣破解密信的专家姚良骏经缅甸辗转抵达金边，立即展开工作，并带了必要的器材。大家一直凝神屏息在紫外灯前至翌日凌晨三时，当紫外灯下显出坑道情况、大致地段、凶手姓名时，紧张和兴奋同时涌来。 台湾特务信件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下手的地点在飞机场到柬埔寨王宫的路上，特务在大路边有房子，就从那里挖坑道至路底下，埋上炸药，按上电钮就会爆炸，信上有详细的地形图。二是参加行动的特务名单有20多人，这些人中有柬埔寨人，有在柬埔寨的越南人，也有台湾人；信中提出，如果成功了它是请赏的名单，如果牺牲了就是抚恤的名单。三是“金边组”向台湾请示，如果西哈努克亲王同刘少奇主席在一辆汽车上，炸不炸？西贡“三站”给“金边组”的回复密信显示：“西哈努克、王后与刘少奇同车，无须顾忌，坚决炸毁。”陈叔亮大使看了密写显影后的字迹，激动地说：“这份情报太重要了，太好啦。”他握住姚良骏的手说：“良骏同志，你为党、为国家立了功。” 根据密信提供的线索，当务之急是迅速侦察出坑道的准确位置，并找到执行凶手陈德安、张达昌。为此，袁庚率领两位会说柬语的留学生，化装成华侨到机场路侦察。陈扬则布置侨干们查询陈德安的下落。 26日晚，袁庚等人终于确定张达昌的住地，也就是敌特正在阴谋制造滔天罪行的场所。这是一幢四层楼房，上三层露出地面，底层像地下室一样低于马路面。张达昌、陈德安和一法籍印度人合租该屋，他们在底层横向马路挖了一条坑道，埋放了大量炸药，一旦引爆，房屋对面的加油站将同时爆炸，无逃生之可能。 27日，陈扬嘱咐肖成将密信送回边界交给陈海通。当王幼平将我方破译的密信材料递交给宾努亲王时，他激动地说：“此案大如天。感谢中国政府，你们所做的工作，不但保卫了刘少奇主席，也保卫了我们王室。” 安保小组紧急进行外交交涉。柬方领导眼看刘少奇主席访问日期迫在眉睫，于是下决心宣布：从28日起戒严，金边市民只准出市不准入市。柬方保安委员会还根据西哈努克的指令，制订了周密计划，决定28日夜采取第一个大行动。 会议过后，中方跟踪人员发现张达昌及另外3人驾吉普车向南越西贡方向逃去，袁庚等人连忙会同4名柬籍便衣，追至现场。当华灯初放，P004前来报告好消息，逮捕张达昌等两人，漏网两人。经审讯，张达昌很快供出全部阴谋计划，交出炸药4磅、雷管1支、手榴弹6枚，同时还供出坑道挖掘地点。至此，大家松了一口气。 据执行爆破的特务供称，他们的任务是在刘少奇和西哈努克的汽车经过时，按动电钮进行爆破暗杀。台湾特务机关给他们的命令是：“切实了解刘少奇座车行列位置，不论车上有无西哈努克，均应断然执行。” 台湾特务机关的命令强调：坑道爆炸不成，要立即执行第二方案，刘少奇游览市区时，投掷手榴弹。 距离访问48小时，挖出全部暗杀计划 其实早在4月中旬，我方知道敌特有暗杀阴谋后，曾派人在香港与廖时亮见面，一是争取他，二是采取敲山震虎的办法，当面对他进行警告、威胁，争取打掉“湘江案”。廖时亮是1939年进入国民党军统局的老牌特务，1949年10月在衡宝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同年年底逃至香港并转赴台湾，1955年被派驻西贡“大使馆”，公开身份是“外交官”，实际是情报站站长、“湘江案”的直接指挥者。 4月23日，廖时亮在启德机场猛然见到昔日同乡、老同学、“把兄弟”罗玉文（罗炯林），感到意外和震惊。当得知罗为他带信而来，廖时亮意识到情况严重，读完信如雷轰顶，“湘江案”已被大陆发觉！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搪塞地对罗玉文说：“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不能保证别的方面的行动。我对台湾无所留恋，对共产党我也不能一下相信。此事我会考虑，没有得到可靠保证，我不能答应什么。” 事实证明，廖时亮贼心不改，除了挖坑道炸车外，他还策划了第二套方案。就是当西哈努克陪同刘少奇在湄公河河畔观看龙舟比赛时用消音步枪进行射杀。这第二套方案极为秘密，由廖时亮一人策划，事前只有叶翔之一人知道。 廖时亮单独与“金边组”特务武文寿联系，让武把装有三支折叠式消音步枪的箱子交给朱兆明。朱兆明是打入爱国华侨内部的台湾奸细，以与柬爱国侨领叶无极的女儿叶瑞美谈恋爱为名，在爱国华侨中打探刘少奇访柬的情报。 4月28日，朱兆明在柬越边境亲自将自己密写的“枪击计划”上报“三站”。说来也巧，接收此信的正是我方战略观察员G105。而那天，我方的沈树阳局长正好早一步来到边境与G105接头。 朱兆明的密信被紧急送往使馆，姚良骏破译，只见朱兆明写道：“我沿着刘少奇访问的路线勘察后，因防备甚严，只好将消音步枪埋伏在渡口，湄公河观礼台的对岸，待机将刘和西哈努克击毙。”王幼平看完抄件后说：“我看，赶快递交给王国政府，要求提前逮捕朱兆明。”4月28日深夜，十几名柬埔寨警察持枪冲进朱兆明家。当时朱正同武文寿密谋将枪支转交给一个叫阿阮的杀手，结果朱、武同时被捕。 柬方安宁部逮捕了张霈芝和农稔祥等46人，其中还有一个南越人，一个印度人。警察局从农稔祥家中搜出一瓶农药（拟在国宴中作毒杀刘少奇之用），在花盆底下搜出两颗MK2炸弹及一套定时炸弹计爆器。接着又粉碎了台湾特务南越第三指挥站企图运进30磅C4炸药的阴谋。湘江案至此彻底告破。 这时，距刘少奇访柬只剩下48小时。 西哈努克：“中国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谊送过来的” 西哈努克亲王对抓获敌特分子、缴获爆炸物品又惊又喜，但他对刘少奇主席来访的安全问题仍心有余悸。面对一大堆烈性炸药、手榴弹、枪支，柬方诚恳又担忧地询问：“鉴于这种情况，中方是否考虑推迟访问？”此时，离刘少奇的专机起飞时间，只有十来个小时了。 5月1日凌晨1时，刘少奇明确指示王幼平和陈叔亮，立即分别约见宾努和朗诺，通知柬方：他仍按原定日期访问，不再改变。西哈努克亲王听了宾努和朗诺的报告后，眼圈都湿润了，他激动地说：“中国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谊送过来的。” 为了保证刘少奇的安全，柬方尽了最大的努力加强保安措施。刘少奇下榻的王宫卧室，西哈努克亲自监督，仔细检查。代表团用餐，有安全人员检查、尝膳。5月1日11时正，刘少奇乘坐的专机平稳地降落在波成东国际机场。当他和夫人王光美在机舱门口出现时，柬方鸣礼炮21响。柯萨曼王后和西哈努克亲王都到机场迎接，这是破格的礼遇，一般情况下王后是不到机场迎接的。 5月6日，刘少奇一行安全回到昆明，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对于这场斗争的胜利，袁庚被关在秦城监狱期间曾有回忆：“在近一个月内，我们废寝忘餐，夜以继日参加破案工作。这是我一生以来经历任务最重、最复杂、最紧张、最惊险的场面。” 刘少奇回国后不久，中央安全领导小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出访工作表彰大会。陈毅高度评价安保工作，他风趣地说：“你们都是无名英雄，碰杯的、照相的是我们，但没有你们，损失就大了。” 参与这次刺杀计划的特务头子张霈芝、农稔祥等四人事后被柬埔寨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未执行处决。1970年，朗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西哈努克，将张霈芝、农稔祥等人释放。张霈芝回台湾后，蒋介石亲自为他颁授“三等实践奖章”一枚。不久，张氏“又仆仆风尘到香港继续情报工作”了。 侦破“湘江案”后，肖成暴露了身份，台湾特务恼怒之余准备将他绑架至台湾。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陈扬派人将肖成全家七口送到缅甸仰光。6月3日，肖成全家转飞北京。此后，肖成被安排在广州国营艳芳照相馆工作，一家人终于实现了回祖国生活的愿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