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分为不同的层次，比如思想库、对策库、信息库等，但能够堪称思想库的只有由学者组成的大学智库。智库固然要提供信息、提出对策，但最重要的应该侧重在关乎国家走向的作为“立国之本”的话语权的建构上。

话语权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权力，就是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共同构成国家权力。从根本上说，话语权是其他三种权力之“魂”，意识形态是立国价值。

无论是经济权力还是军事权力，如果没有经济思想、缺乏作战士气，那么即使看似很强大的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实际上非常软弱、不堪一击。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轰然倒塌，它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很强大，但缺少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从中国的国家权力构成看，话语权建设非常急迫，因为在这几种权力中，中国的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都很强大，但话语权却是“短腿”，掣肘着国家权力，比如在国际上的“挨骂”现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如火如荼。在某种意义上，建设智库需要学习西方国家的经验。笔者认为，西方国家影响最大的智库，不是中国人常说的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等，而是大学教授们构成的或松散或组织化的学术共同体，他们实际上在发挥着思想库的作用，通过话语权建构而引领着国家的发展方向。

一方面，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引领起到了积极的政治捍卫作用；另一方面，这种话语权变成了“普世价值”或世界标准，其他国家要按照这个话语权来判断自己的对与错、好与坏，结果使很多国家走上了不归路。在中国，很多事情事实上做对了，但按照所谓的“普世价值”标准却被诠释成错误的。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危险莫过于此。

比如，在经济学上，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人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过去30年大行其道，很多国家深受其害，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政治学上，美国有个松散的学术共同体，叫做比较政治研究委员会，他们从上世纪50—70年代，主导了现代化研究。现代化本身没有错，但是他们主导的现代化研究，实际上就是“美国化”的代名词。比如，利益表达上的利益集团竞争和政党之间的竞争等，都被他们当做评判现代化的标准。实践表明，这些所谓的现代化标准放到了发展中国家，全都变成了政治灾难，党争政治撕裂了一个又一个国家。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政治思想上又出现了民主化研究，其力倡者当属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不同于兰德公司这样的研究机构，该中心的研究力量主要来自美国各个大学里的教授，流动性很强，其理论水平必然高于各大智库。

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又制造了一个概念——转型学，即民主转型。他们提倡，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要转向美国式民主，进而就是中国人熟悉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大学智库的引领作用，对美国的话语权构建、软实力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中国而言，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来势汹汹，但我们成功地抵挡住了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一方面，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吸收了市场化、产权保护等有益的内容；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中国坚持自己的国家自主性，很难想象中国能否经受得住新自由主义的冲击。

在政治上的话语权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无论是从现代化研究范式还是民主化研究范式，其实都是以美国化为取向。换句话说，无论是二者中的哪一种，都是在“求变”。客观地来说，“变”是正常的，但是往何处变？这些研究范式都是指向美国。因此，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必须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我认为，经济学上话语权的发力点，是我们已经自觉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建立这个学科？首先应在企业性质的研究上下功夫。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企业的性质只是经济性质，寻求利润最大化。但是，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华为公司和其他国有企业不能进军美国市场？这说明企业有政治性质。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学的突破点。

另外，企业不是在真空中运行，企业上面有政府或者国家，这种关系叫政治经济学；企业下面是社会结构，这种关系事实上是经济社会学。这些是““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必须面对的领域。

政府是否有能力保护企业的产权并有力地推行产业政策，对于国家发展至关重要，越是后发的国家，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重要。社会结构是否平等，对于发展市场经济至关重要。

纵观经济史，可以发现，早发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社会结构都相对平等，而中欧、东欧、俄国等，都是等级化鲜明的社会结构，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相对滞后。对于中国而言，历经革命尤其是土地改革，社会结构变得很平等，这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相反，在印度等很多发展中国家，民族独立没有解决传统的社会结构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制约。

中国政治学上话语权的出路则在于寻求新的研究范式。过去30多年，很多人一直在按照西方的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国并企求改造中国，一直在“求变”，但变革到哪去了，方向其实不言而喻。比较政治研究发现，很多国家转型为美国式民主了，结果不是很悲惨吗？美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党争民主。

二战后的150个左右的新兴国家，因“求变”走向党争民主，但居然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实现了自由主义民主即党争民主而跻身发达国家之列。

另一个数据是，在世界上12个人口过亿的国家中，除3个早发的工业化国家外，其余9个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尼日利亚、墨西哥、巴西），只有中国实行了民主集中制，剩下的8个国家都实行了自由民主，但治理绩效的巨大差异一目了然。

时代走到今天，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点现在应当“求治”。治理已经是世界政治的关键词，中国适时地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发展“求治”的政治学，有着丰富的资源。

从历史文化上，中国有着最早也最成熟的治国理政思想，民本思想和任贤与能，是其他文明所没有的至今依然管用的大治之道；从政治实践的资源上看，中国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肯定有自己的治理模式，而且已经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渴望借鉴或直接模仿的模式，我们的实践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样板。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大学智库主要发挥的是构建话语权的作用，而中国的话语权则是目前严重的短板，这一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中国大学智库的肩上。要做真正的思想库，必须反思、批判既有的话语权，从历史逻辑和现实实践逻辑中发掘理论的增长点，那些不符合历史逻辑的理论必须被抛去，那些有违实践逻辑的理论必须被修正和发展。本着学科意识，找出真议题，建构我们的话语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方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