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

《诗经·商颂》里的这两句中的“武王”，前人解释作“武丁”（认为“武丁孙子”应为“孙子武丁”）。但前有宋代儒家大师朱熹，解释成“武王，汤号，而其后世亦以自称也。言武丁孙子，今袭汤号者，其武无所不胜”，而考察武丁后诸子孙，武功平平，其实并没有“无所不胜服”之人，一直到帝辛即位后，平定淮夷，开疆东海，才符合诗中“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之说；兼之郭沫若等学者的考证（郭沫若《殷契粹编》），可见，这里的“武王”是指帝辛，他在生前曾深受百姓的爱戴，是殷民心目中的“武王”。

这一说法或许会颠覆你的印象，但事实如此。

帝辛是谁呢?

他有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号：纣王。

帝辛，商朝最后一任君主，子姓，名受（一作子受德）。“帝辛”是其子武庚给他的谥号，而“纣王”则是他的仇敌周武王给的恶谥。（在《说文解字》中，“残忍捐义曰纣”）

一、纣王之罪

周武王起兵伐纣，在檄文《牧誓》中列举了四条罪状，分别是“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而实际上这四条罪状并不算什么。

商王朝处于游牧文明阶段，女性与男性的社会生产力未有太大差距，男女双方地位相对平等，商王武丁尚且以妇好为帅，帝辛听妇言岂为过?至于祭祀，目前出土的卜辞证明，帝乙、帝辛时代的祀典在殷代是最为完备的。“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是不用贵戚旧臣，是远离王党内部的叛逆者（帝祖甲礼制改革的牺牲品）；“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中，他简拔健步如飞、勇搏熊虎的勇士飞廉、恶来父子为将，二人立功自效，直至顶踵捐糜。可以说，列出这些罪行只是周军图个师出有名罢了。

相比这些罪状，大众更熟知关于大造鹿台、酒池肉林的指责。而这些，也同样是流言蜚语。鹿台并不是所谓的皇家高端娱乐场所，鹿字是误抄，正确的写法是“廪”；“廪台”，是指商代建筑里一种没有屋顶的高台，用于储藏重要物资，相当于今日的仓库。酒池肉林无史料（甲骨文）可证，兴许存在（有遗址，但疑为人工遗址）。肉林所挂的是腌制的咸肉，它们不挂起来怎么储存怎么食用?而商人普遍酗酒（在元代以前,就是到南宋为止的酒都是发酵酒,度数最多不高过二十，大多是十度以下的米酒,经发酵后过滤而得），且帝辛身为奴隶王国的首长，这种行为无可厚非。

其罪何来？

纣王的恶名，实是千年积毁。仇敌（周王朝、商人内奸）将他抹黑；诸子百家为佐证观点，便常以纣王为反面典型，为他加上诸多罪名（“斮朝涉之胫”、“刳剔孕妇”、为象箸”）；历代各朝为推崇仁政或消弭统治危机，一面加封孔子，一面丑化纣王（造罪以正伐纣名，无使民乱）。最初纣的罪恶只有六事（还有二事，一为酗酒，一为信有命在天），在战国书中增加了二十七事，西汉书中增加了二十三事，东汉时增加了一事，东晋时增加了十三事，于是他就成了千古未有的残忍暴君了。

崇祯帝煤山殉国，后金修史亦未辱之；李煜为囚妻遭欺，悲词传世人常怜之；谁似商纣王，身死千古责！

到底如子贡言，“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二、帝辛之功

帝辛其人，非但不是暴君，反而能称得上是一名贤君。

根据《左传》等文献（椒举曰：“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左传·昭公四年》；叔向：“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以及殷墟甲骨文，帝辛继承父亲帝乙的事业，真正完成对东夷中的徐淮部族全面征服。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征服了江淮地区、拓土开疆至渤海和东海，今天的天津、连云港等沿海城市所在地域，包括江苏、安徽两省在长江以北地区（数千年来海岸线不断退后，不可能完全一致）得以被纳入中国版图；同时相对先进的中原文明传播到淮河流域，加速了中原与江淮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开发和民族融合。

他对外开疆辟土，初步奠定了后世大一统的王朝格局；他对内改革，加强王权，到了周初，王终于不再是诸侯之长，而成了诸侯之君，君臣之分始定。

虽则，帝辛功不过数行小字，其背后的莫大意义，诸君须正视！

史者，知过往而鉴于后人，定褒贬而显于后世。

读史愈多，愈感人之渺小，也愈知质疑辨惑之贵。到底还有多少真相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呢?我不知道，但我会尽我能，去探寻，弄清楚；我会为他人讲述另一个故事，只因不愿负了历史，伤了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