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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为纵横家正名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18-11-15

                     

纵横家经典是圣贤之书,而非“小人之书”——纵横家重仁义道德,诚如苏秦所言:“人无信则不彻,国无义则不王。”在纵横家那里,所谓的仁义是大仁大义,归本于一平天下的大道智慧。

 

纵横之学是大道智慧,而非“蛇鼠之智”——在世人心中,《大学》、《中庸》为大智慧,纵横家核心经典《鬼谷子》却成了“蛇鼠之智”,悲夫!

 

纵横之术是王道所归,而非“妄言乱世”——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了的“新战国”时代,从商业到军事,大国竞雄,小国角争。吾辈生于斯世,纵横家及其核心经典《鬼谷子》的说服术再也不容忽视。

 

 一、《鬼谷子》是圣贤之书,而非“小人之书”

 

   纵横术乃圣贤之学,在孔子设教,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中,纵横术属于“言语”,据《史礼·仲尼弟子列传》,这一科的代表人物是宰我和子贡,二人都以“利口辩辞”著称。

 

特别是子贡,不仅是一位大商人,也是一位名满天下的纵横家,其游说风格与战国纵横家无异——难怪后人称子贡为纵横家的“开山鼻祖”。

 

当孔子的祖国鲁国面对齐国大兵压境时,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天下战略格局大变。此事《国语》、《越绝书》、《吴越春秋》、《史记》,《孔子家语》都曾记载。

 

    最早将纵横之士称为“小人”的肯定不是清代学者卢文弨,因为在战国时代,已经有人在燕王面前诋毁著名纵横家苏秦。那是在苏秦奉燕王之命出使齐国,让齐国归还其夺取燕国的十座城池之后。《史记·苏秦列传》、《战国策·燕策一》和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战国纵横家书》皆记此事。

 

    当时有人对燕易王说:“苏秦是天下最不讲信义的人。大王以万乘之尊却非常谦恭地对待他,在朝廷上推崇他,这是向天下人显示了自己与小人为伍啊。”(《战国策·燕策一》原文: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万乘下之,尊之于廷,示天下与小人群也。”)

 

    这使燕王冷遇苏秦。

 

    苏秦于是对燕王说:“我本是东周一个平庸之辈,初见大王时没有半点儿功劳,但大王亲自到郊外迎接我,使我在朝廷上地位显赫。现在我替您出使齐国,为您收复了十座城,挽救了危亡之中的燕国,可是您却不再信任我,一定有人在大王面前中伤我,说我不守信义。其实,我不守信义倒是您的福气。假使我像尾生那样讲信用,像伯夷那样廉洁,像曾参那要孝顺,具有这三种天下公认的高尚操行,来为大王效命,是不是可以呢?”燕王说:“当然可以。”苏秦说:“若真这样,那我也就不能来为大王服务了。”(战国策·燕策一》原文:谓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见足下,身无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于郊,显臣于廷。今臣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听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伤臣于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

 

    苏秦接着说:“假如我像曾参一样孝顺,就不能离开父母在外面歇宿一夜,您又怎么能让他到齐国去呢? 假如我像伯夷那样廉洁,认为周武王不义,不做他的臣下,又拒不接受孤竹国的君位,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上,廉洁到这种程度,又怎么肯步行几千里,为弱小燕国的垂危君主服务呢?如果我有尾生的信用,和女于约会在桥下,那女子没来,直到水淹上身也不离开,最终抱着桥柱淹死。讲信义到这种地步,怎么肯到齐国宣扬燕秦的威力,并取得巨大的功绩呢?再说讲信义道德的人,都是用来自我完善,不是用来帮助他人的。所以这都是满足现状的办法,而不是谋求进取的途径。三王交替兴起,五霸相继兴盛,他们都不满足现状。如果满足现状是可以的,那么齐国就不会进兵营丘,您也不能越过楚国边境窥探边城之外了。况且我在周地还有老母,离开老母来事奉您,抛开固步自封的做法,谋求进取的策略。看来我的目标,本来不和您相同。大王是满足现状的君主,而我是谋求进取的臣子,这就是因为忠信而得罪于君主的原因啊。”(战国策·燕策一》原文:苏秦曰:“且夫孝如曾参,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齐?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污武王之义而不臣焉,辞孤竹之君,饿而死于首阳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数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来,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扬燕、秦之威于齐而取大功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兴,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为可乎?则齐不益于营丘,足下不逾楚境,不窥于边城之外。且臣有老母于周,离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术,而谋进取之道,臣之趣固不与足下合者。”)

 

    在《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燕王章》中,苏秦更为清楚地指出:忠信、仁义并不是孤立、抽象存在的,信与仁,义与王(道)有时会产生矛盾,它们的践行与诸多社会现实条件息息相关,所谓“信不与仁俱彻,义不与王皆立”。文中说:“(苏秦曰):‘臣以信不与仁俱彻(彻,意为通达——笔者注),义不与王皆立。’王曰:‘然则仁义不可为与?’对曰:‘胡为不可。人无信则不彻,国无义则不王。仁义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自复(犹自我完善——笔者注)之术,非进取之道也。’”

 

    相对于苏秦的知常达变,守经达权,空谈仁义道德的论调是多么苍白无力啊——那些称纵横家为“小人”的人才是真正的“小人儒”!

 

    遍观《鬼谷子》一书,无不以圣贤之道为本。《鬼谷子·捭阖第一》开篇即指出,纵横之术本于圣贤之教,阴阳捭阖之际,权变无穷,与道翱翔。上面说:“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名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驰或张。”

 

    对于那些有极高道德智慧成就的人,《鬼谷子》的作者明确反对施之以纵横之术,主张在这样的圣贤面前退避三舍——足见纵横之士对圣贤的敬重。《鬼谷子·中经》说:“有守之人,目不视非、耳不听邪,言必《诗》、《书》,行不僻淫,以道为形,以德为容,貌庄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隐情塞郄(音xì,通“隙”——笔者注)而去之。”

 

   难怪,南宋学者高似孙将之与《易经》、《老子》这样的圣贤之书联系在一起,在《鬼谷子略》中,他称赞说:“《鬼谷子》书,其智谋,其数术,其变谲,其辞谈,盖出于战国诸人之表。夫一辟一阖,《易》之神也;一翕一张,老氏之几也。”

 

    《鬼谷子》贵阴,但这“阴”乃周密之义。对此,《鬼谷子·谋篇第十》解释说:“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道,在隐与匿。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道理达于此义者,则可与语。”纵横家并不否定忠、信、仁、义,只是认为光凭这些还远远不够,还是谋事周密、隐匿——这才是中正之道。

 

    《鬼谷子·内揵第三》更明确指出了道德仁义在游说中的重要作用,上面说:“由夫道德、仁义、礼乐、计谋,先取《诗》、《书》,混说损益,议论去就。”

 

    另外,从散见诸书的《鬼谷子》佚文中,我们也能看到纵横家重心性修养,仁义道德的论说,读来与儒、道之书无异——

 

    “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贞《索隐》云:“此出《鬼谷子》,迁引之。”)

 

    “以德养民,犹草木之得时;以仁化人,犹天生草木以雨润泽之。”(马总《意林·卷二》)

 

    “知性则寡累,知命则不忧。忧累去则心平,心平而仁义著矣。 ”(马总《意林·卷二》)

 

    纵横家重仁义道德,诚如苏秦所言:“人无信则不彻,国无义则不王。”但在纵横家那里,所谓的仁义是大仁大义,归本于一平天下的大道智慧。

 

        二、纵横之学是大道智慧,而非“蛇鼠之智

 

    《鬼谷子》一书内容丰富而庞杂,整体上归于大道。 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教授述其源流云:“《鬼谷子》实际上是继承了部分《老子》、《庄子》的思想,又总结了包括了孔子、子贡、墨子在内一些知识分子游说从政的经验教训,以及孔子之前叔孙豹、晏婴、子产、叔问、子大叔等人进行外交活动、外事交涉、陈述辞令、劝谏君主等等的经验的。”【1

 

    其中言内圣之道的《本经阴符七术》多黄老道家思想(不同于老庄及后世杂神仙家的道教)。许富宏先生写道:“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现,黄老之学备受重视。《鬼谷子》中的《符言》、《本经阴符七术》中有许多论说与黄老之学也是相通的。”【2

 

    《鬼谷子·本经阴符七术》言心法,共分七篇。其中《盛神法五龙》、《养志法灵龟》、《实意法螣蛇》三篇论及养心之道,《分威法伏熊》、《散势法鸷鸟》、《转圆法猛兽》、《损兑法灵蓍》四篇论及用心之道,这种区分弥足珍贵——因为诸子言内圣,多只强调养心之道。

 

    柳宗元称其“怪谬异甚,不可考校”——所怪者,非《本经阴符七术》,实柳公也!

 

   《本经阴符七术》称“本经”,南朝陶弘景(456~536年)注云:“由本以经末,故曰本经。”《本经阴符七术》言内圣修行,由中以制外,故有“本”之称。《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心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很难的。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是没有的事。这就叫知道根本所在。

 

    儒门《大学》何尝不是“本经”!

 

    《本经阴符七术》称“阴符”者,陶弘景注云:“阴符者,私志于内,物应于外,若合符契,故曰阴符。”此言心性与物性相通相合的关系,如符契一般。符契,也称符节。是古代朝廷调动军队或发布命令的信物,通常用竹板或金属制成,上面刻着文字,剖分为两半,一半留在朝廷,一半由将帅持有。传达命令时,使臣的符与将帅的符相吻合,命令才有效——作者是以两半符喻内心与外物。

 

    心物一贯的关系,《中庸》有更为生动的论说:“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只有天下至诚的圣人能充分发挥他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他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与天地共同化育万物生命;能与天地共同化育万物生命,人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了。

 

    儒门《中庸》何尝不是阴符之术!

 

    据《战国策·秦策》和《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游说秦王失败后,受到家人鄙视,发愤研读《太公阴符》之谋,得其精髓,终成一代纵横大家。《史记·苏秦列传》把《太公阴符》叫做《周书阴符》,我们无法考证这类书是不是《本经阴符七术》,但苏秦学纵横之术,研习其心法当是确信无疑的——诚如后世儒者研读《大学》、《中庸》。

 

    在世人心中,《大学》、《中庸》为大智慧,《鬼谷子·本经阴符七术》却成了“蛇鼠之智”,悲夫!

 

        三、纵横之术是王道所归,而非“妄言乱世”

 

    柳宗元称《鬼谷子》“妄言乱世”,不是愚腐,就是无知。

 

纵横之学,本为“通上下之志”,是诸子百家,乃至一般人所共修的。比如《鬼谷子·飞箝第五》中,谈到“飞箝”之术的应用就分了“将欲用之于天下”和“用之于(常)人”两种情况。现代人修习纵横之术,若能举一反三,有利于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成就自己的志向。

 

至于战国那个诸侯大争的时代,为禁攻熄兵,纵横家舍家捐躯,游说天下,其昭昭事功更是有目共睹的。

 

千载之后,孙德谦先生为纵横之术辩解说:“抑吾又读《战国策》矣,张仪之诳(音kuáng,欺骗——笔者注)楚也,愿纳商于之地,使绝齐交,卒之楚受其欺,怀王遂客死于秦。议此事者,莫不责仪之变诈矣,然平心而论,仪之险恶,玩人股掌,在楚言之,则罪不胜诛,若在秦言之,则仪真秦之功臣也。夫仪之家学非所谓纵横乎?纵横一流,为古者掌交之职,即后世之使臣也。尝谓奉使出疆者,苟知交邻之道,能于口舌之间隐消祸乱,虽择术或出以诡谲(音guǐ jué,奇异,变化多端——笔者注),其功何可轻视哉!是故诸子之书即有诡术,亦在人善用之耳。”【3

 

    《鬼谷子·抵巇第四》专论游说之士的从政治原则,一平天下的理念溢于言表——其所行者,实为五帝三王之事业。针对战国的政治大势,作者提出,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目的都是天下的治平。文中说:“天下分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窜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牙巇罅。圣人见萌牙巇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

 

    作者感叹,天下四分五裂,上面没有英明的君主,公侯大臣没有道德,小人当权,毁谤和残害好人。有能力的人不被任用,圣贤远远地逃避躲藏,贪图财利、虚伪欺骗的人横行天下。君臣互相蒙蔽,国家土崩瓦解,互相残杀攻击,百姓流离失所,父子分隔,亲友反目成仇。这种情况便叫做产生了矛盾(裂缝)。圣人见到产生了矛盾,便用各种方法来治理它。如果天下还可以治理,便采取措施缓和解决矛盾;如果已经不可挽救,便用新秩序来取代它。或者用这种措施治理,或者用那种措施治理。或者使它返回到原来的状态,或者使它翻转覆灭。上古时代,五帝相互禅让,发现矛盾问题便及时解决。夏、商、周建立新王朝,则除掉原来的暴政,建立新的秩序。

 

北齐刘昼《刘子·九流第五十五》指出了纵横家的现实重要性。他说:“纵横者,阚子、庞愋、苏秦、张仪之类也。其术本于行仁,译二国之情,弭战争之患,受命不受辞,因事而制权,安危扶倾,转祸就福。”

 

纵横之学乃仁术。孙德谦先生写道:“苏、张学于鬼谷子,历说诸侯,取富贵于立谈,儒者每鄙之,为不足道;然禁攻息兵,天下稍免干戈之患,其功烈亦何可轻议。” 4

 

    苏秦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在战国之世,秦与东方六国在十五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无大的战事,“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可以说是苏秦个人努力的结果!

 

《战国策》的作者以激昂的笔调评价了苏秦行纵横术于天下的伟大贡献,认为用外交手段胜过用武力取得和平,并称苏秦为“贤人”。《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通“试”,使用——笔者注)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

 

战国时代,天下广大、百姓众多、诸侯多威武、谋臣有权势,但都要听苏秦来决策。没耗费一斗军粮,没征用一个兵卒,没派遣一员将军,没有用坏一把弓,没损失一支箭,就使天下诸侯和睦相处,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近。由此可见,只要贤人主政,天下就会顺服稳定;只要有这样的一个人得到任用,天下就会服从。所以说:运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就不必用武力征服来处理一切;在朝廷上运筹帷幄,就可以不必到边境上去厮杀。

 

超越单纯国家利益,以外交作为实现天下和平的手段,这是纵横家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可是苏秦这样一个人,在一些人眼中却成了诈人、甚至是有口才而无品德的佞人。

 

    西汉扬雄《法言·渊骞》载:“曰: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余年,是夫?’曰:‘诈人也。圣人恶诸。’”

 

    东汉王充不否认纵横家的事功,却将他们称为阿谀奉承的佞人,这些人“术则从横,师则鬼谷”。王充不知道,没有道德智慧,何以能成就如此大的事功!内圣、外王岂能打成两截?

 

    不过,王充对纵横家事功的论述是客观的,他说:苏秦联合齐、楚、燕、赵、韩、魏六国促成合纵,使强大的秦国不敢趁机向关外发兵。张仪促成连横,使六国不敢同时向关内进攻。六国联盟形成合纵,就使秦国畏惧六国强大;秦国促成连横,就使秦国强大天下弱小。他俩功绩昭著效果明显,被记载在竹帛史册上,即使贤人也难以超过他们!司马迁叙说很多贤人的事迹,张仪与苏秦分别有传,并没有憎恶他们的文字,功绩和名声均相当,跟贤人没有两样。其实,功绩不能用来证明一个人的贤德,就像名声不能用来断定人的实际品德一样。张仪和苏秦是排难解忧的人,处于战乱社会,实行合纵与连横的主张。在这种时候,稷和契不可能与他们争比计谋,禹和皋陶不可能与他们比事功。(《论衡·答佞篇》原文:苏秦约六国为从,强秦不敢窥兵于关;张仪为横,六国不敢同攻于关内。六国约从,则秦畏而六国强;三秦称横,则秦强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载纪竹帛,虽贤何以加之?太史公叙言众贤,仪、秦有篇,无嫉恶之文,功钧名敌,不异于贤。夫功之不可以效贤,犹名之不可实也。仪、秦,排难之人也,处扰攘之世,行揣摩之术。当此之时,稷、契不能与之争计,禹、皋陶不能与之比效。)

 

    纵横之学是平天下之术,《鬼谷子》实王道之书,为成就王道之不可或缺者。《鬼谷子·中经》云:“非贤智,不能守家以义,不能守国以道。圣人所贵道微妙者,诚以其可以转危为安,救亡使存也。”

 

    “转危为安,救亡使存”,正是纵横家的真实写照!

 

近代推重纵横家者,有前面提到的孙德谦先生,其在《诸子通考》中,于“历说权宜,熄兵弭患”【5】的纵横家,多赞誉之辞。孙先生甚至希望纵横术能引起当时外交界人士的重视,其救世之心,昭昭可见。

  

    “纵横家者,古之掌交也。《鬼谷子》一书,所以明交邻之道。而使于四方者,果能扼山川之险要,察士卒之强弱,识人民之多寡,辨君相之贤愚,沈(沈审,深沉明察——笔者注)机观变,以销祸患于无形,则张仪、苏秦其各安中国至于十余年之久者,不难继其功烈矣。”【6

 

“至于纵横一家,后世皆鄙夷之,不知七国时兵连祸结,使非有仪、秦辈,从而持急扶倾,天下必胥(音xū,全,都——笔者注)被其害。今刘昼《九流》篇云:‘译二国之情,弭战争之患。’此为孟坚(即班固——笔者注)所未言。而读《鬼谷子》书者,苟知纵横之术,以弭兵为事,则不敢斥为‘妾妇之道’【7】矣。盖今之天下,一纵横之天下也。尝谓为使臣者,果能于口舌之间,隐消祸乱,俾国家受无形之福,则其功为至大,故特表而出之,以告世之有交邻之责者。”【8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实为全球化了的春秋战国时代,大国竞雄,小国角争。吾辈生于斯世,纵横家及《鬼谷子》再也不容忽视。否则,斤斤于一国之小利,空言和平,又有何意义!

 

注:(略)

 

(本文选自翟玉忠先生新著《说服天下:<鬼谷子>的中国沟通术》,该书由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7月出版;读者可以通过京东、当当等网站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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