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北路墓地出土人面太阳纹铜镜


中国早期铜镜起源之争

　　中国铜镜起源研究始自20世纪初。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数千件珍贵的青铜礼器里，发现4面纹饰铜镜，考古学家高去寻先生据此提出中国铜镜起源于本土的观点，被广泛接受。1984年，林沄教授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商末这些铜镜并非中原的传统器物，而是由中国的北方系青铜器分布区传到了中原。

　　中原地区属于夏商的铜镜极为罕见，包括妇好随葬的4面，也才只有7面。这7面铜镜，1件出自宫殿建筑，6件出自王室陵墓，显然都属于贵族用器。相比之下，中原地区夏商时代的遗址和墓葬何止数千处，出土的铜器，特别是商代遗址和墓葬，何止数千计，铜镜却寥寥无几。西周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又何止数千处，出土的铜器何止千件、万件，但只在十多处墓地偶然发现过铜镜。到东周时期，中原地区铜镜的发现才始有增加，但数量依然很少。到春秋时期，首先从南方楚国之地开始，铜镜渐渐多了起来，才成为照面饰容的主要器皿，战国以后开始普及。

　　1974—1975年，甘肃广河齐家坪齐家文化墓地M41出土一面铜镜，镜面素地无纹，扁平，背中央有桥形钮，一次范模浇铸成型，钮部有锻饰痕迹。这面铜镜出土后，一直被誉为“中华第一镜”。1977年，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尕马台墓地，发现了一面纹饰铜镜。齐家坪和尕马台发现的这两枚铜镜，改变了学术界铜镜起源研究者的态度。多数研究铜镜的学者据此认为，西北的甘青地区才是中国早期铜镜的起源地。

　　中国早期铜镜源于西域说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出土千件以上的铜器中，最多的是铜牌饰；种类繁多的牌饰中，最多的是圆形牌饰；圆形牌饰中，直径大一些的称为铜镜或镜形饰。初步统计，天山北路墓地出土了100多面铜镜。1990年初，我端详着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铜镜和镜形饰，开始怀疑齐家文化的那两面铜镜，是否真的就是东方铜镜之祖。

　　齐家文化前后存在有数百年，发掘的墓葬和遗址数以百处，出土铜器百件有余，上百件铜器里只偶见有两面铜镜；齐家文化之后，铜镜在西北依旧罕见，找不到铜镜从初始到流行起来的任何线索。齐家人不像是铜镜的初始发明者，也不像是铜镜文化的传播者。张忠培先生对齐家文化的分期中，齐家文化的这两面铜镜，年代大体推断在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的后段，不会早于天山北路墓地的上限。有了这样的想法，1993年，我提出了中原早期铜镜是由古代西域传入的假说。

　　中原早期铜镜源于西域的假说发表后，宋新潮、李水城、刘一曼和孔祥星等先生都纷纷撰文，提出质疑。回想起来，这次关于铜镜的小小的学术之争，算得上是青铜之路研究史上略具异彩的一朵浪花。一次学术会议上，与梅建军博士坐在一起聊天，他中肯地谈到这次小的学术争论：如果考虑到中亚西部和西亚更早的铜镜，将新疆早期铜镜当成铜镜因素东传的“驿站”，可能更客观些，更有说服力。实际上，对西方早期铜镜出土和研究的状态我一直留意着。西亚的两河流域，确实很早就有了石面镜，还有被称为铜镜的铜面圆形饰，但数量毕竟很少。库兹米娜说，那种带有短柄的铜镜，在土库曼斯坦南部和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那的纳马兹加文化遗存中发现过，在苏萨、希萨尔、锡亚尔克、蒙迪加克这些著名的遗址也都有发现。圆形镜面的边缘多带有孔环的铜镜，公元前三千纪晚期，被中亚游牧的扎曼-巴巴文化人群所使用。很可能是扎曼-巴巴文化人群将这类带短柄和挂环的铜镜，传播到新疆。带柄镜，后来在西方成了气候，成为西方铜镜系统的代表。纵观数千公里的青铜之路，只有在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圆形铜镜才成为青铜器群里的重要成员，因此，将西亚更早的偶见圆形直板铜镜，当成是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突然间频繁成批出土铜镜的祖根，中间缺少链接。总的看来，铜镜家族迁徙的历史走出的路径，大体如此：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的圆形牌饰，大小有序，小的圆形牌饰或者铜泡更为常见，它们的边缘多铸小孔，当是衣物或器物上的缀饰，有的可能和其他青铜挂饰连缀悬挂；后来，有的圆形铜牌饰直径越做越大，变成了铜镜；再后来，人们在圆形牌饰的背部边缘，铸出尖方唇的框沿，又在它的背面铸出几何纹样，背部中央再加铸上小钮，以便穿绳悬挂。一枚典型的铜镜，就这样面世了。正是偏居哈密一隅的林雅人，给中国最原始的铜镜定了型，并赋予铜镜以超自然的神力。

铜镜流传到了中原

　　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那几面纹饰镜，纹饰多为铸出的多圈同心圆。熟悉新疆史前考古材料的学者，自然会将这多圈同心圆与罗布泊孔雀河古墓沟墓地的“太阳墓地”联系起来。所谓太阳墓地，其部分墓葬地表用木桩栽成同心圆圈，被认为是太阳祭祀的宏伟建构，因而得名。而铜镜背部同心圆的线圈间填以密集的短线，正好与之结构类同。后来，铜镜传到西北甘青地区，其背面的纹饰在同心圆圈纹基础上，又发展出叶脉纹、盘蛇纹、角星纹等，构成了早期西北纹饰铜镜特殊的构图样式。安阳殷墟妇好墓的4件铜镜均为纹饰镜，其中2面为叶脉纹、1面为同心圆短线纹、1面为盘蛇纹。一目了然，它们都属于早期西北铜镜装饰风格。特别是那面同心圆加短线纹的铜镜，镜体与纹样，同哈密林雅人使用的同类装饰风格的铜镜别无二致，甚至像是同一工匠所制。

　　安阳殷墟妇好墓里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西北地区才有的纹饰铜镜？回想距今3000多年前，商王朝一统天下，但西北边地断续战乱，商王派兵以武力相加，征讨队伍不绝于途。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爱妾，也是位征战沙场的女戎，数次领兵东伐诸夷，西伐诸戎，威名显赫。西伐的结果，是西部边陲民族不断来贡。殷墟大量玉器的玉料，经鉴定多是来自昆仑于阗的玉矿，证实当时存在一条由西域到中原的玉石之路。西部的某些方国向中原王朝供奉和田玉料时，特地把几面铜镜作为镇国之宝，献于了妇好，传递的是商王朝与西域酋邦和睦往来的历史佳话。据说后来周穆王曾驾车西游，与西王母瑶池之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铜镜之约：西王母将几面大铜镜作为临别时的信物，馈赠周王，以约周邦之好。

铜镜“原型”之谜

　　当年哈密的林雅人从各类圆形青铜牌饰中，独立分出来的这类特殊的铜镜，初始并非出于简单的照面饰容需要：这涉及中国早期铜镜的原初功能和原形问题。

　　中国早期铜镜的原初功能和原形问题，有多位学者曾考察过。梁上椿先生认为，中国古镜由“鉴”而来。古人始以自然界的静水映照，渐改用盆式的铜鉴、陶鉴盛水照面，后来偶然发现磨光的无水铜鉴底面也能映照人像，遂演变出为铜镜。岳慎礼先生认为，鉴由阳燧而来，阳燧早于铜镜。高去寻先生依据殷墟出有铜镜的同时还随葬凸面铜泡，怀疑镜是由圆形铜泡而来。何堂坤先生认为“镜既非源于鉴和阳燧，亦非仅仅源于铜泡”。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中国铜镜的出现没有那么复杂。从早期铜镜发现最为集中的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看，青铜装饰品中以各种各样的牌饰为大宗，数以百计，主要分为方形和圆形两类。圆形牌饰中直径较大者被当成了镜形饰，或直接称为铜镜。也就是说，铜镜只是圆形铜牌饰的一种规范的定型而已。

　　早期阶段，铜镜作为圆形牌饰中较大的一类，常常与其他牌饰混杂在一起。在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经常看到一座墓中常有数件铜镜和圆形牌饰的例证。2014年7月23号，我又来到青海考古所的陈列室，观摩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一座墓葬的模型。死者是一位成年男性，身上布满了以青铜为主的装饰：脖颈围着用贝壳、铜管等串成的多圈项饰；上身的左侧有一把管銎的战斧；周身布满了圆形牌饰，具钮或平板，平面或凹或凸。那些面平具钮者，称其为铜镜，面微凹或微凸者称为圆形铜泡。数十件圆形铜泡，包括镜形饰件，大大小小绕身一周。圆形的铜饰间，再配以铜铃和其他小的青铜装饰。这是一座典型的早期萨满墓。中国早期铜镜的出土，也常常是一墓多镜：安阳殷墟发现有6面商末铜镜，其中4面出自妇好墓；内蒙古南山根发现的11面铜镜，均出自商初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两座特殊石椁墓中；辽宁沈阳郑家洼子发现的战国前后的一座墓葬，随葬5面铜镜。一墓里多面铜镜，早已超出墓主人生前照面饰容等日常生活之需，背后一定有着更为复杂的故事，它最初的“身份”很可能是萨满巫师的神具。

萨满教与铜镜

　　中国早期铜镜作为神具发明与流行起来，与西北地区早期萨满教的盛行关系密切。西北地区萨满教的兴起，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或更早，青铜时代萨满文化繁荣起来。

　　萨满信仰的外在形式，因时代和区域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但萨满文化的内涵是相通的。萨满教以通神的各种萨满仪式为表象。萨满仪式进行过程中，萨满巫师模拟神灵和神灵动物的剧烈动作载歌载舞，他们身上所佩各神器，以铜镜为主，伴随萨满舞蹈叮当作响，透出神秘氛围。巫师身上所挂的道具很多，种类也因人群和文化而不同，但铜镜总是不可或缺之物。《朔方备乘》记：“降神之巫日萨麻（萨满），帽如兜，……外悬三小镜，如两目状，……飞镜驱祟，又能以镜治病。”俄国境内的那乃人（赫哲人）的大萨满，神帽上挂小铜镜，胸下又佩大镜。日本人秋叶隆1935年在大兴安岭调查鄂伦春人的萨满教，见其正面佩圆镜，衣上挂镜子，其中被称为琶托萨满的神衣前面挂着36面镜子，背面还有6面大镜……萨满身佩铜镜的民族学例证不胜枚举。哈密天山北路墓地也有死者身上挂满铜镜及圆形铜饰的墓例，青海湟源大华中庄的远古逝者更是神器满身，它们生前都是萨满巫师。

　　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萨满，为什么选择了圆牌饰——后来的那类铜镜作为萨满巫具中必不可少的通神器物呢？这是因为，远古居民在制作和长期使用铜器的过程中，不免会发现光亮的铜牌表面隐约能见映出的人物像，大多数铜牌表面或凸或凹，映出的人物图像也会随之夸张地变大变小或者变形，和今天哈哈镜的原理一致。但原始人类对这一自然的光学现象迷惑不解，彼时诸神灵控制着人们的思维，人们最初见到镜背面隐约映出变形的人物或其他景象时，难免会将其与巫具的超自然“神性”联系起来，相信这就是神性和神力的显现。这应当就是史前到历史时期，圆形牌饰—铜镜一路走来，照面饰容与萨满巫具彼此不分的一个内在原因。（本文选摘自《彩陶与青铜的对话》，刘学堂著，商务印书馆，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