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纪念馆）

西方世界的中国之谜

在许多外国经济学家眼中，中国经济显得迷雾重重，是一个难以解读的国家，甚至被称为“经济命题中的悖论”。近些年有外国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词汇：中国之谜。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他在研究1993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时发现，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快速的货币供给增长并没有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他对这一情况大惑不解。他把中国这种“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20世纪末，随着东欧和苏联各国的经济改革相继失败，始终屹立不倒的中国经济成为许多西方经济学者眼中的异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韦茨曼曾发出疑问，为何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设计的东欧和苏联各国的改革带来的是经济衰退甚至崩溃，而在很多核心领域非常保守的中国改革却始终与高速经济增长并行？

2002年，中国GDP达到9万亿，跃居全球第六，增速更是连续多年蝉联榜首。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诺兰借助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却得出结论：依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国不可能获得目前的成就。但中国依然在各种缺损的条件下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曾这样评价道，“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却管用”，这是他们心中的中国之谜。

弗里德曼算是国人最熟悉的国外经济学家之一，曾经有过这么一段诙谐的调侃：“只要能够给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可行性方案，他就有能力获得，或者他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谜底可能是：被低估的古代经济理论

“中国之谜”的谜底究竟是什么？

来自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阿兰•佩雷菲特领略了古老的中国神秘和壮美后，曾感慨道，“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长达5000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中华文明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独特的、内容丰富多彩的、历史悠久的文明，没有其他民族可比。”

中国古代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非常早，在3000年前春秋时期，就诞生了概括描述商品交易中种种现象的专用名词——“轻重”。

“轻重”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一个经济范畴，最初是指货币购买力，小为轻，大为重。最早的记载出现于齐国春秋时期的经典《管子·轻重篇》中，后来人们逐渐扩大了“轻重”概念的使用范围，不仅是指货币有轻重，包括商品的价值、价格的高低也都归于“轻重”。而通过研究货币和商品的轻重关系，创立出的一整套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理论，就是“轻重术”。其中，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其门徒编录的《管子》一书，正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轻重术”的经典著作。在此书中，记录了许多管仲向齐恒公提出的治理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建议，至今仍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比如此书中最早指明了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货币充足则商品价格低，货币稀缺则商品价格高）”，建议国君“视国美不足而御其财物。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大意：根据国内市场的供需关系调用国家财政，粮食价格低，则用货币购买粮食，布帛价格低，则用货币购买布帛，关注物品的价格使它保持稳定，从而调节物价并使国家获得收益）”。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的利用国家财政与货币稳定市场的经济理论。

事实上，《管子》的理论对我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西汉名臣桑弘羊在为汉武帝订立国策时，正是参考上述理论，创立了平准制，其言“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

《管子》成为历朝历代经济改革政策的重要依据。北宋的王安石曾评价“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

除此之外，书中对市场力量与规律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在首篇《管子·牧民》中，就强调“凡有地牧民者（指国家君主），务顺应天时，守在仓廪”。提醒统治者，治理民众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与条件。另外，对于市场交易活动中蕴含的经济规律也多有提及，如在解释商品与物流关系时，指出“章（同障，阻碍）之以物则物重（升高），不章（障）以物则物轻（降低）；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尤其是书中提出的“四民分业（四民即士，农，工，商）”的概念，至今都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础组成部分。书中此类描述经济现象与规律的内容还有很多，有空大家可以仔细品味，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包含大量借助市场规律实现内增国力、外压强敌的经典论述。它对于理解当今世界各国之间贸易竞争的复杂关系提供了鲜活的实例。例如在许多现代大（中）学课程中，在阐述粮食安全对国家稳定的重要意义时，都会以管子书中“齐国制鲁”的典故为佐证，加以阐述。

典故：齐鲁之间的经济战争

鲁国是齐国的近邻，是最大的潜在战略威胁之一。齐桓公打算征服鲁国，问计于管仲。

文中诸如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已成为很多国人认知与评判国际经贸关系的理论依据。

而书中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一年之计，莫于树谷；十年之计，莫于树木；百年之计，莫于树人”等言论都成为后世所传颂的名言警句，成为深刻于中国人思想深处的经济意识，有意无意间影响着中国社会潮流的走向。

后世班固曾评价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这样的治国理论，在今天中国需要实现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尤其显示出了特殊的价值。

而这样的理论成就，居然是出现在距今3000年以前的春秋时期，而西方有此相似的系统理论时，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有国内学者称管仲为“古代中国的凯恩斯”。

但如果仔细翻看历史，会发现古人对这部汇集中国古代经济与商业智慧的著作似乎少有提及，除了唐代尹知章曾有一部《管子注》外，似乎再也找不到相关著述，这与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地位极不匹配，可以说是遭到低估的，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恐怕得从古人对《管子》此书的评价说起。《管子》此类书籍在古代有个别称，即谓“人君南面之术”，古帝王以坐北朝南为尊，古人南面称王也。所谓“人君南面之术”，就是古代帝王术，统治术，是专门服务于帝王将相权术操典。既然是帝王专用，自然就不建议一般的平头百姓去细细品读（当然更可能是读不懂，用不上）。尤其是君心莫测，太过了解帝王的心思，有时候也可能招来祸事，比如三国时的杨修，其人想必是极聪明的，更精通帝王心术，要不然也不会猜出曹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微妙心思。当然他最后的结果大家是知道的，因为太过“知心”，被自家老板曹操砍了脑袋。因此，《管子》此类书籍在古代士人心中的地位其实很微妙，除非真的有大志向或身居高位，有真实需求，否则少有人会认真研读，更不要说四处宣扬。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思想的兴起与传播使相当一部分士大夫阶层对《管子》等书籍中的一些理论产生了抵制。

《管子》思想的鼎盛，应该是在汉唐两代，两汉承“诸子百家”遗风，思想活跃，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也施行不久，从他依然重用桑弘羊这样的“兴利之臣”来看，此时的儒家思想更多的是被作为一种政治筹码推上台面，以抵消文景两朝“黄老思想”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远未达到后来的一家独大的局面。三国时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曾有“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之言，可见在东汉末年，管仲之名在当时的士族阶层心中依然具有崇高的地位。

唐初，李氏皇族尊崇道教，道教思想对当时的政治理念影响极大，唐初的著名学者尹知章曾以宣讲道家经典而名满天下，其为《老子》《庄子》《管子》三书所作注解，在当时风靡一时。

贞观时期的名臣魏征著有一卷颇具史料价值的《管子治要》传于后世。而太宗皇帝李世民，有些名言更直接是从《管子》中学来的。如：“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成熟），则兆庶（百姓）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卷8）；“家给人足，本藉于农。纵使瓦砾尽作隋珠，沙石皆为和璧，珍宝满目，何解饥寒”（《册府元龟》卷157）。而且他即位后多次颁布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租赋的法令，并采取了用免赋役的办法招募农民归业等一系列富民重农措施。《管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贞观政略的理论来源。尤其是唐代出现了辑录《管子》精要之语以为治世之用的三部著作，即《群书治要》《通典》《意林》。表明了《管子》及其轻重理论在国家核心层的重要地位。

然而，从宋代起，事情开始出现变化。以《管子》及轻重术作为指导思想的“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变法后期，蔡京等人滥用轻重权术大肆搜刮民财，压榨民力。最终使《管仲》之学遭到了广大读书人抵制。苏轼曾言“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明清两朝就更不用说，立八股，禁锢思想，禁海贸，闭关锁国，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而这两朝中，士人的地位也在下降，明朝对官员沿用了元代的跪礼，清朝更直接自称奴才，中华文治的衰败，由此可见。

回到“中国之谜”的问题上，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喜欢从儒家文化入手，包括很多国人自己，都认为儒家思想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正统与核心，殊不知，“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是宋朝才出现的言论，在中国最鼎盛时期的汉唐时期，如《管子》《韩非子》这样的道，法思想（道家，法家）才是真正的治世宝典。外国专家想要解开中国奇迹的谜团，怕真得跨越3000年的时光，去品味那时中国古代先人的种种智慧。

讲了那么多，其实只是想表达以下的一个观点。

中国有自己独有的经济理论与思想，其源也深，其流也长。即便在今天，依然指导着中国经济向前发展。

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理论大量涌入，加上明清之际，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的腐化与衰落，致使很多传统经济理论失落，使得西方式的经济观念与思维成为大部分中国人认识与解读社会经济的唯一方式，而在近几十年，西方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真正了解中国种种经济现象背后的真相，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过去与未来，无妨借助古代先哲们的论著，重翻那些祖先留与我们的智慧宝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