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资本为本的当代文明陷入全面危机

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榜样的当代文明是一种“以资本为本”，人口与需求无休止增长，资本无休止追逐利润最大化，国家无休止追逐GDP增长的文明。

自然天道生养万物，为人类提供了一切生存的资源，天道就是自然法，最高法，永恒法，即宇宙宪法，因此，是人类应该遵循而不可逾越的根本法。

资本获取自然资源增殖财富，满足民生，因此，原本是人类行道的工具与手段，遵守服从自然天道乃天经地义。但是，“以资本为本”的文明模式逾越了天道这个根本法，颠倒了天道与资本的关系秩序。

资本驱使经济、政治、法律、军事、科技、文化等一切均为之服务，使资本在非常有效率地追逐利润，带来财富生产的空前繁荣。与此同时，也是地球生态进入不可逆奔溃区域 ，全世界1%的人掌握99%的人拥有的财富 ，造成人类最大的不公和全球秩序大混乱，恐怖主义在全球泛滥成灾，战乱冲突持续不断。

二、当代文明危机的重要思想根源：西方经济学的全面危机

造成今日人类文明的全面危机的原因众多。放任理性人无休止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无休止刺激需求,追逐GDP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等对其影响尤为严重。西方经济学本身因为缺少人性，不讲道德，纵容资本为所欲为，违背自然天道早就陷入全面危机。对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彼得?德鲁克一针见血地指出： 

“当前的‘经济学危机’，乃是基本假定、范例、‘体系’的失败，而不是这个或那个理论的失败。” 

他批判西方经济学严重缺失科学精神、人性与道德，因此呼唤建立全新的经济学。这种新经济学应该“以生产率为基础的经济学可能成为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努力追求的东西：既是一种‘人性’，一种‘道德哲学’，一种‘精神科学’，又是一种‘严谨的科学’。” 

彼得?德鲁克的批判包含着对建立严谨科学的，人性的，有道德新经济学的期待与如此新经济秩序的呼唤。

三、世界文明应是以人为本，道驭资本，资本行道的大道文明

自然天道就是自然法，最高法，永恒法，即宇宙宪法，本质是公平无私的。因此，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在遵守这个宇宙宪法下进行。人类要摆脱今日的危机，就必须摆脱“以资本为本”的文明模式，建立“以人为本”，用天道驾驭资本，使资本行道的大道新文明模式，人类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人类遵道而为，国际遵道相处，国家遵道立法，政府遵道为政，资本遵道经营，科技遵道研发，教育遵道实施，文化遵道繁荣，个人遵道生活。

四、建立大道新文明：管学与儒学可以贡献的思想价值观

建设大道新文明需要建立全新政治经济学，对此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可以提供许多重要的思想价值观与宝贵的实践经验。

（一）匡正经济学的目标：真正实现经世济民的主旨

西方经济学将经济学定义为配置资源与商品分配的学问。其代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其全球影响广泛的教科书《经济学》中的定义：

“经济学（economics）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分配。” 

如何分配财富呢？按资本权力与意志分配。

另外两部全球影响广泛的教科书是席勒与曼昆编著的教材。其定义如下：

“经济学理论的目标就是找出最适当地处理稀缺性问题的方法。” 

“经济学（economics）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 

这些定义说明，西方经济学是没有将道德和政治纳入研究内容的。在这种原则指导下，西方经济学强调所谓市场与资本的效率，按市场需求与效率配置资源（本质是按资本追逐利润目的配置资源），按资本权力分配社会财富的原则，无视自然天道、人性与道德原则，因而无视社会的公平正义。于是经济活动演变成资本无休止追逐利润最大化，国家无休止追逐GDP的增长，人类无休止耗费、透支自然资源与破坏环境，使资本严重违背自然天道。

中华文明很早就开始研究“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分配”这些学问，但又远不止于此。

燧人氏时代，就开始用轻重之术调控天下宏观经济 。《尚书•尧典》、《尚书•洪范》等篇则已经比较系统地阐述尧舜时代与夏商周各朝政治经济大纲与内容。全面系统地研究经济政治，特别是最具现代性的市场经济，建立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并将其成功地转化为使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国家和天下经济秩序的是春秋时代的齐国宰相管仲。其理论主要记载在先秦巨著《管子》一书之中。不过不叫经济学，而叫理财术。——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系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以孙中山就指出：“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管子者，经济家也，兴鱼言之利，治齐而致富强。” 

管仲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越西方经济学定义的范围，其定义本质是研究“以人为本”，遵道为政，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的学问。

管仲指出自然天道的本质是公平无私： 

“天公平而无私，所以美与恶无所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所以小与大无所不载。” 

因此，国家要遵道立法，政府要遵道为政：

“明主法象天道。”  “宪律制度必法道……此正民之经也。”    

既然天道公平，国家遵道立法，政府遵道为政，所以国政要“以人为本”：

“霸王之业开始于以人民为本。本治则国家巩固，本乱则国家危亡。” 

如何以人为本？就是先富民，再治国：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但是，私有制已经产生，并造成了贫富严重不均的天下大乱。所以他说：

“私者，乱天下者也。” 

“私意者，所以生乱长奸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 。

于是在人类史上，他最早鲜明地公开提出“有众废私”的政治宣言：

凡君所以有众者，爱施之德也。爱有所移，利有所并，则不能尽有。故曰：“有众在废私。” 

他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所以提出了建设 “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的社会主义理想：

用天下的财物来谋利于天下人民……君王一人坚持这样作百姓就安定了。先王之取天下，那真是丰盛的大德呵！也就是以天下之物利天下之人。 

儒家继承了中国远古的政治经济思想和管仲理论与政策。孔子提出了建设“大同”与“小康”的儒家社会主义理想，孟子则充实了小康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而荀子则大量吸收了管仲先富民，后治国，再平定天下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中国后世几乎所有伟大的政治家无不如此，因此形成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后半部——儒家政治经济学 。康有为大弟子，哥伦比亚哲学博士陈焕章也将其定义为理财学：“理财学（经济学）是为了生活在集体中的人而按照正义原则管理财富的科学。”  他还进一步指出经济与政治关系紧密：

 “简而言之，经济之外无政治，政治之外无经济。” 

因此可见，儒家经济学也是政治经济学，并已将道义作为自己的重要原则。

东晋葛洪对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内容与目的总结更为全面，在所撰《抱朴子•审举》篇道:

故披《洪范》而知箕子（商朝大臣——引者注）有经世之器，览九术而见范生（范蠡：越国谋臣——引者注）怀治国之略，省夷吾（即管仲——引者注）之书，而明其有拨乱之干，视不害之文，而见其精霸王之道也。

葛洪已经使用了“经世”“治国”等词，而管仲的“霸王之道”理论就是“拨乱之干”，富民、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经济学。

儒家经典《大学》的经文就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大纲：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综上可见，管仲和儒家理财学就是：修身、齐家、富民、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质言之，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经世济民之学。

经世济民之学这个本质被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日本学者重视，所以，是他们将英语的economics翻译为经世济民之学，简称经济学。

但是，显然二者有重大的出入。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目的、功能有本质的差别，因此，其内容虽然都要研究“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分配”，但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远不止于此。它不以研究满足资本无休止追逐利润最大化，国家无休止追逐GDP为目的，而是以富民、治国、和平天下为目的，即经世济民为目的。因此，英语的esonomics其实不适合翻译为经世济民的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对当代最具影响之一的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张全面私有化，在所谓市场能最有效率配置资源的理论支持下，放纵资本无休止追逐利润最大化，进而形成全球各国无休止追逐GDP发展的经济秩序与模式。

西方经济学对当代另一最具影响的理论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凯恩斯认为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为了医治危机，他提出了通过财政赤字与货币政策刺激有效需求的理论。

这一理论主张无休止刺激消费，企图依靠扩大所谓有效需求来拯救资本主义。实施后虽然暂时缓解了经济危机，但由于不是以经世济民为目标，不改变财富分配不公，而仅仅是为了摆脱经济危机，为了更好的让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国家更好追逐GDP，导致今日世界普遍的严重的债务危机。

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理论是西方经济学最偏激的两极，共同造成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化。二者都回避了当代文明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资本主宰一切，造成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贫富悬殊，颠覆了公平正义的自然天道。 

因此，要彻底改变这样的文明，必须从回归经济活动的本来目的，即从经世济民开始，匡正世界经济。由此必须匡正全球政治、经济理论，遵道处理人类活动的目标、财富供给与需求标准、人口、教育、资本与资源配置导向、生产组织方式、市场与政府关系、财富分配原则方式、资源与生态保护等问题。而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遵循自然天道，具有天然的道义、理论、政策优势与成功经验，是可资吸收的重要思想资源与实践参考。

（二）用节制、平等、共富的模式代替无休止追逐GDP的发展模式

2014年全球人均GDP已经达到10，700美元。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接近中高收入的上限（中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收入为3，976至12，275美元）。

2015年西方七国发达国家人均GDP最低的意大利（全球排名第27）已经接近3万美元，而美国已经超过5.5万美元（全球排名第5），中国8000美元。全球排名100名之后的国家均在4千美元之下，不足美国十三分之一。最后的五个国家均在4百美元之下，是发达国家的1%以下 。

由此可见，当代文明总体上讲不是生产的财富不够人类需求，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严重的贫富不均，违背公平的自然天道。正如孔子所讲不患寡而患不均。广大穷国和穷人的基本人权需求不能满足，而发达国家，特别是富豪们却过着纵欲奢侈，甚至糜烂的生活。美国人一年仅仅用于烘干衣服所耗费的能源就相当于一个中等人口国家一年耗费的能源。如果全球各国按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发展，显然，一个地球是远远不够的。就像奥巴马所说，仅仅中国人要过美国一样的生活就需要4个地球。但是还有印度人，非洲人，拉美人。如果70亿人都按美国生活标准发展，也许需要10个地球，而严酷的现实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一个地球的现实堵死了人口无限制增长，资本无休止追逐利润最大化，发达国家无休止追逐GDP为榜样的发展模式。如果不纠正，必然造成全球持续动乱。因此，如果要避免全球灾难的降临，人类应该尽快改变经济模式，切换到有节制的、平等的、共富的小康生活模式。而对此，管学与儒家“生之有道，取之有度，用之有节”  ，平等共富的小康思想无疑具有主导性的思想价值。 

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爱尔维修等受儒家思想影响，针对当时的贫富悬殊现状就指出，理想的社会就是儒家提出的小康社会：

 “在构成人们生命的那一系列瞬间中,如果凭着他们的统治形式，人人能把自己的财产、生命和自由的所有权与某种小康状态结合起来，就会人人都同等的幸福。” “要是它（政府—引者注）使每一个公民处在某种小康状态中，那它就使每一个人都有办法过几乎尽可能幸福的生活了。” 

正是儒家小康社会主义思想启迪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

 毫无疑问，儒家“生之有道，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平等共富的小康生活模式是人类全面摆脱贫困，实现满足人性基本需求，避免纵欲，无休止追逐富裕造成的冲突灾难的有效途径。

今日世界虽然对消除贫困，节能减排，保护地球生态环境，控制气候上升等作了一些努力，但十分有限。各种国际峰会、论坛、区域国际组织研讨的主题，各国政府的主要目标与政策仍然热衷于刺激经济不断发展，无休止增加GDP。政治家们都忙着实现自己承诺的GDP增长目标，工商与科技教育的领袖们，也忙着为增长GDP而不断的创新，却罕见对当代文明总体反思的思想共识与采取相应的有效的对策。

如此文明就像一列开往死亡的列车，没有路断桥崩，资源枯竭就不会停下。

造成如此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被主张无休止追逐GDP的西方经济学思想误导。因此，将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生之有道，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平等共富的小康思想变成全球各国的共识与政策，才是挽救人类的可行之法。 

（三）用儒商代替不讲道德的理性人

西方经济学假定经济活动的主体都是一个个精于算计的理性人，他们总是引用亚当?斯密经典的论述说明理性人行为的合理性。萨缪尔森就说：

“市场经济的有序性最早为亚当?斯密所揭示。斯密以其最著名的论断，即在本章开篇所引的《国富论》中的一段话，指明了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他强调即使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安全或私利。但是，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外一种目标，尽管该目标并非他的本意。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是他经常地增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要增进社会的利益时是更好。’ ”

可见，萨缪尔森认为，是放任理性人追逐利润最大化实现了“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弗里德曼与此共识，更认为美国的经济奇迹产生的秘密就在于实践了《国富论》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 

他们不厌其烦地引用斯密这段话作为其权威理论根据，其实都是断章取义。 

西方经济学如此歪曲利用亚当?斯密的论述后，将理性人追逐利润行为描述为市场经济中天然合法与正当行为，而将其损人利己的行为完全遮蔽，将道德原则排除在其研究内容之外，从理论上确定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放纵资本，放纵理性人追逐利润，不必顾忌道德。于是，西方经济学塑造与推出了经济活动的合法主角：理性人。

实际上，精明的理性人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基本遵守三重原则：

第一，如果现有法律与道德不妨碍实现利润最大化，就能遵守法律与道德。——这时的理性人是能够自利利他的。

第二，当现有道德原则阻碍实现利润最大化，但法律允许，于是理性人遵守法律，但大多数几乎毫不顾忌道德束缚，于是追逐利润最大化行为就是缺德的，但暂时是不违法的，就如华尔街的金融家们。——这时的理性人就是缺德不违法的损人利己。

第三，当现有的法律与道德原则都妨碍实现利润最大化，于是，理性人几乎毫不犹豫地越过法律与道德的边界，不择手段的获取财富。——这时的理性人是既缺德，又违法犯罪，严重地损人利己，对经济、社会等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如此理性人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角，占据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角落，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毫不顾忌自然天道与道德原则，其经济活动充满掠夺，剥削与压迫，弱肉强食，其结果必然是贫富两极分化，透支资源，破坏生态。

有鉴于此，建立大道新文明，其经济活动的主角理性人必须被取代，而理想的取代者就是儒商。

何为儒商？

儒商就是坚守儒家道义原则从事经济活动的人。

处世立身原则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翻译成商业语言就是经营陷入困境、生意亏损也不损人利己；经营正常，生意兴隆，顺达发财的时候则自利利他。即以资本繁荣经济，公平地获得利益，提供就业，满足民生，扶危济困，弘扬道义，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其行道的途径是经商，与儒士从政的使命一致：

诚心、正意、 修身、 齐家、治国（儒商经营治市）、兼善天下。

（四）用“德无禁止方可为”的道德律令取代“法无禁止皆可为”的行为原则

当代西方文明的重要原则是“法无禁止皆可为”。但是历史与现实都表明，法律的制定总是受资本利益集团左右的（《国富论》中就有大量揭露与谴责 ），法律永远是滞后的，有疏漏的。

因此，善于算计的理性人总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千方百计地钻法律的漏洞，永远走在法律的前面，进行着损人利己，掠夺财富的种种虽然暂时合法，但总是缺德，无德的“创新”，损人利己，牟取暴利，剥削他人，危害社会。此类案例数不胜数，俯首皆是。08年金融危机造成至今全球经济低迷，就是精通法律的华尔街精英们创造的海量金融衍生品合法掠夺他人财富造成的恶果。

因此，“法无禁止皆可为”原则虽然是西方文明史上是一大进步，但是，在现实活动中却给那些损人利己的行为提供了合法的法律依据，使按西方文明改造的社会进入了缺德不违法，全面道德堕落的时代。

“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与中华文明古典法治理论比较，是历史的大倒退。

两千六百多年前，管仲就提出与实施了道德治理与法治并重的理论，提出了“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的法制设计原则： 

      建立宪法法规，以虚静为本，以合时宜为贵，以中正不偏为准，合乎这三条就能持久。不合乎人正常的需要的事，虽有利也不作；不合乎道德良俗正当需求事，虽有利也不行动；不合乎天理大道的事，虽有利也不获取。首先要合乎自然大道，其次合乎人心人性。人们不应该提倡不合道道德的事，自然上天不始创的事不跟风。 

“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鲜明地强调：

任何利益的获取必须合道、合德、合规、合法，即实现利润、利益必须合乎人性有益的需要，合乎道德良知，合乎公序良俗，合乎法律规定。就是“法有禁止不可为” “道无禁止皆可为”“德无禁止方可为”。

所以，“道无禁止皆可为”“德无禁止方可为”——应该成为大道新文明模式中所有人遵循的道德律令，而不仅仅是法无禁止皆可为。

儒家与管仲一样，道德教化与法治并重，将宗教、法律、道德、礼仪融为一体。对中华文明这种道德与法治并重的传统，孟德斯鸠十分推崇。他说：

“中国的立法者走得更远，他们把宗教、法律、道德、礼仪都混在一起，这一切都是行善，都是美德……当人们找到使他们严格遵守的办法时，中国便得到很好的治理。” 

“中国的立法者是比较明智的，他们不是从人类将来可能享有的安宁环境去考察人，而是从适宜于履行终生义务的行动中去考察人，所以他们的宗教、哲学和法律都是符合实际的。” 

很遗憾，孟德斯鸠发现与肯定的这些伟大思想，在强势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强权面前，完全被西方忽略，更没有引入西方文明的法治与制度设计，所以才有今日放纵资本造成的全面危机。

（五）以儒商“取之有道，用之有道” 财富观取代理性人逐利不择手段，我的财富我做主财富观

继续管仲“非吾道，虽利不取”思想，儒家提出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见得思义”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可见，儒家即使怀抱“兼善天下”的崇高理想与目的，也决不因为目的崇高而不择手段的获取财富利益。而是恪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财富获得原则。所以，孔子鄙视不义而富，为富不仁（礼），所以他说：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管仲提出了“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人” 的财富使用观，儒家也继承了这样的思想。孔子就提倡与推崇 “贫而乐，富而好礼者”：

子贡问：“贫穷但是不谄媚，富裕而不骄傲的人，如何？”

孔子回答：“可以。但是不如贫穷而快乐，富裕而好行礼的人。”   

曾子提出 “仁者以财发身” 。

可见儒家财富使用观就是，当正当发财以后，不是个人，或者家庭去过奢侈、糜烂、腐朽的生活，而是兼善天下，所以，儒家的财富使用观是“君子爱财，用之有道”。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道”对中国商人的道德观有重要影响，并在商人中形成了遵守这种原则的儒商，通过自己的工商活动来弘义传道，实现修身、齐家、富民、治国、和平天下的使命与理想。

孔子的高徒子贡经商赚了很多钱，就用来资助孔子传播思想，以利弘道，即以资本行道。司马迁赞美道，“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所以，子贡算是第一位儒商了。

汉武帝陷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陷阱，周边敌国入侵，国内诸侯反叛，精明理性的商人们偷税漏税，国库空虚，自然灾害频发，穷人一无所有，易子而食，富人们见死不救，一如既往的奢侈，荒淫无度。内外交困之际，只有养羊发家的牧场主卜式多次将自己的财富捐献国家抵抗匈奴，或周济穷人，武帝深受感动，予以全国表彰。因此，卜式是汉朝最著名的儒商。

抗战时期，海外华侨陈嘉庚等侨商，将自己的大量财富捐献国家，抵抗侵略，也在实现着一个儒者的使命，所以，陈嘉庚先生是现代中国儒商的代表。

5.12汶川大地震后，众多企业家义无反顾的向灾区慷慨捐献大量财物，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亲赴灾区救援。他们用自己经营所得财利拯救同胞姐妹，实现的是一个儒者的使命：扶危济困，兼善天下。

反之，不少精明的理性人，暴富之后，坚持“我的财富我做主”， 吸毒，奢侈、糜烂腐朽，为富不仁。有员工要向灾民捐款，有富豪竟然限制员工捐款金额。

如果将儒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道”的义利观植入现代社会之中，那么，成为所有人的义利观，那么必将大大改善民众与商人的文明素养。

（六）用“有差别的均贫富”的结果原则取代所谓机会均等原则

东西方文明都有人人平等思想，但西方强调的是所谓人的机会平等。

不过机会平等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所有的人在国籍、阶级、种族、民族、宗教、家族、家庭、人际关系、健康、教育、职业、职位、年龄、性别、经历、经济收入，拥有的资本等等方面是千差万别的。因此，永远不会有所谓平等的机会。在如此众多的要素之中，只有那些处于某种优势，主要是拥有资本的少数人才可能获得良好的机会，才可能因此获得利益最大化。而多数人与那些良好机会基本无缘，所以全世界才会产生如皮凯迪用大数据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揭示的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1%的人拥有其余99%的人拥有的财富。

财富如此悬殊，这个结果哪有什么平等？年均收入几百美元的穷人怎么可能保障他们的人权与基本人性需要？怎么可能有自由与有尊严的生活？

可见，强调所谓机会平等就是大忽悠，一个伪命题。其实质是让所有的所谓竞争失败者对所谓的成功者的成功心服口服，不必怀疑他人的成功是否正当、合法、有德，不必怀疑自己失败是自己的无知无能。——这根本就是维护不平等。

但是，如果将平等的经济意义定义为人人获得平均的收入，那么培养人懒惰，压抑人们的生产、经营管理、科技创新的积极性，社会生产力就停滞不前，造成全社会共同的贫困。

管仲反对社会严重贫富不均，也不赞同平均主义，提出了“贫富有度”的共同富裕思想，这就是有合理差别的平等思想，而不是算术平均思想： 

“上与下都有礼仪，贵与贱都有本分，长与幼都有次序，贫与富都有合理限度。这八个方面是礼的纲领。” 

为什么呢？他认为：

 “国家法令之所以不能贯彻，万民之所以不能有效治理，根本原因就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悬殊太严重的缘故。” 

贫富无度则失……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 

在贫富有度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社会财富按资本分配（资本利得），按劳动分配原则。但是，由于资本不断积累后，其盈利能力不断倍增，而劳动绩效增长缓慢，因此必然导致二者收益差距迅速持续拉大，造成贫富两级分化，于是，平等就变成不平等。所以管仲提出财富分配的最高原则：国家遵道而为，掌握财富最终分配权，即通过限制资本滥用权力获取暴利，税富济贫，建立福利保障体系，惩罚懒惰等制度实现国家二次分配，最终实现社会成员都必须努力工作，有合理差别的共同富裕，既不是贫富两极分化，也不是算术平均的收入。这就是遵循天道，有合理差别的结果平等。

儒家也继承这一思想，既主张平等，又主张平等之上有差别。

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荀子说：“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 

这里强调的是社会财富分配要平等，但不是算术平均分配，而是有适度的差别，并通过礼制来加以规定，使贫者不穷困，富裕者不骄奢淫逸，犯上作乱：

孔子说：“普通人贫则穷困，富则骄横；穷困了就会偷盗，骄横了就乱来。”所谓礼，就是针对人性的这种弱点而为之制定控制标准，以作为防止人们越轨的堤防。所以，圣人制定出了一套富贵贫贱的标准，使富起来的百姓不足以骄横，贫下去的百姓不至于穷困，富贵的人不至于对国家君上不满，所以犯上作乱的事就曰趋减少。” 

显然，管仲与儒家都是强调结果有合理差别的平等，而不是放纵资本无休止追逐财富，造成贫富悬殊与社会动乱的所谓机会平等。因此，用这样的平等原则取代所谓机会平等原则正是建立新文明所需要借鉴吸收的重要思想。

（七）治国平天下：超越国家利益至上观，实现人类有合理差别的共同富裕

在人类的组织形式上，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既有国家观，又有超越国家观的天下观。管仲就说：

明君考虑事物，要为全天下人打算，这叫作谋虑远大。谋虑远大则海内都受到他的恩泽，恩泽施布于天下，后世享受他的功业，愈久远而利益愈多。 

春秋时代，中国周边有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等民族尚处于游牧或渔猎文明时代，生产力落后，当遇到生存危机的时候，常常侵扰中国，杀戮人民。为了保卫华夏文明，管仲提出了“攘夷”的积极防御策略。对侵扰中国，杀戮人民的民族与国家，采用的是抵抗驱赶而不是杀戮与灭绝政策，并提出不同开化程度文明之间和谐相处，互相借鉴，先进同化落后的思想：

实行与他国人民达成相同共识，文化相容的政策，用充分的时间来影响教化，到时候就可以自见功效……所谓与他国达成相同共识，文化相容的政策，就是以文明智慧开化程度的先进与后进比较为根据的……如果你的作法效果超过他国十倍，那无需争论说服，他国自然就遵从；如果超过万倍，那他国就自然接受而相容同化了。 

以超强的综合国力为基础，用这样的天下观指导处理国际关系，解决冲突，具有强大的道义优势，取得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良好的止战效果：

“齐国军队一出动就建成大功十二项。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和中原诸侯各国，没有不服从的。桓公与诸侯摆设祭品、书写盟誓，以约誓于上帝诸神。然后，率天下安定周室，在阳谷大会诸侯。

总之……铠甲还未解绳，兵器还没有开箱，弓衣里没有弓，箭囊中没有箭，就使天下刀兵停息，战争得到制止，各国纷纷行文治之道，以朝拜天子。” 

可见，管仲反对武力，或者强行输出价值观来解决天下国与国、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主张通过会盟协商，文明的和平竞争与示范来解决，其理想就是建立天下人的文明共同体。这样的思维观与视野就是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早就超越了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的框架。

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的基本框架都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国家主权就是在自己的大炮射程之内。缺乏天下观、全球观，也就没有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所以，近现代以来，国家之间的争端、矛盾日益不可调和，战争始终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这种思想普及使全球进入战国时代。一战、二战、冷战、混战、货币战、贸易战都是其必然，核战已经是最终解决根本冲突的威慑与备选方案。

如果将中华文明超越国家至上观的天下观引入全球治理，使之成为全球的主流共识，逐步取代国家利益至上价值观，在尊重各国主权，民族文化多样化，文明多元化的同时，通过国际民主与协商，改革联合国的不合理结构，强化联合国的权威与权力，实行全球资源合理的有节制的使用与配置，实施尊重人权，保障人性基本需要的财富分配模式，缩小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的差别，实现人类有合理差别的共同富裕。

（八）从统筹计划配置天下资源到统筹计划配置世界资源

管仲发现，资源分散与被某些集团独占垄断，会造成资源占有的不平等，进而导致配置与使用的不平等，最终引发战争。他告诉桓公，当年由于蚩尤独占葛卢山和雍狐山矿山，制作兵器发动与十二国的战争，导致“伏尸满野”，并指出资源分散与被独占就是战争发生的根源：

“黄帝行此禁令第十年，葛卢山山洪后露出金属矿石，竟被蚩尤接管而控制起来。蚩尤制造了剑、销、矛、戟等兵器，于是这年与九个诸侯国发生兼并战争。雍狐山山洪后露出金属矿石，也被蚩尤接管而控制起来，蚩尤又制造了戟和戈，这年又与十二个诸侯国发生兼并战争。因此，天下各国国君顿戟而怒发动战争，便形成伏尸遍野的惨烈局面，这种矿权分散的结果简直是大战的根源。”  

因此，管仲强调国家对土地、矿山、河流、湖泊、山林等各种自然资源的国家统一占有，反对资源分散与被某些集团独占垄断。

“土地是政事的根本。所以土地可以调整政事。土地不公平折算而划一，政事活动就无法公正。没有公正的政事活动生产就无法管理。 ”  “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于是将土地、矿山、山林、湖泊等自然资源收归国有，由国家掌控货币与粮食双向宏观调控（即轻重之术）市场，通过建立盐铁，流通等国有企业与“国有民营”，“国民分利”等方式开发资源，统筹计划与配置资源，平准市场，并将这一模式运用于天下，即在国际贸易中，统筹配置天下资源。

桓公问：“若海内统一，控制了天下诸侯各国，解决地势的政策就不用了么？”

管仲答：“现今还是诸侯掌握天下各州剩余财富，还要利用季节变化调控市场，使东西南北各个国家相互调剂补助，为取得天下一致而加以调节。

所以说：在诸侯各国分立条件下，则直接掌握商品物资的贵贱来应对各诸侯国；在天下统一的条件下，则利用货币掌握物价涨落，使物价调平就是了。物资商品充足则使之调出，不足则制止流出。统一天下的君主按时视察各乡、各州的经济情况，故百姓谋求财利不至于互相倾轧，生活极为稳定。国君则掌握大局，奉行‘利出一孔’的政策，这叫做国家整体的经济统筹计划调控。” 显然，管仲这种用货币调控天下市场使之平准，免除人民互相奴役的思想就是国家、天下统筹配置资源的思想，也是儒家的大同思想。而这一思想无疑是当代人类消除由于全球资源的分散与各国占有的不平等，配置使用的不平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可行之法。

如果由此进而向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世界政府过渡（汤因比认为人类要永久和平，唯一出路只有建立世界政府），实现全球资源由人类命运共同体统一占有，统筹计划配置（由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出现，全球化使统一市场的逐渐形成，已经使全球统筹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模式呼之欲出。对此，马云已经敏锐地感觉到。所以最近在乌镇演讲时说：“马克思主义讲到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到底哪个好？我认为这个观念我们过去的一百多年来一直觉得市场经济非常之好，我个人看法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数据的获取，我们对一个国家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中医的医生在没有发现X光和CT机之前我们是没办法把肚子打开来看一看，所以中医的号脉，望、闻、问、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指挥系统，但是X光和那个出来以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相信数据时代我们对国家和世界的经济、数据明确的掌握，就像世界经济我们将会有一个X光机和CT机，所以30年以后将会有新的理论出来。” ），彻底克服资源分散与独占造成的不平等，实现全球资源的统筹计划与配置，并因此结束争夺资源的战争，使人类走向永久和平与有节制的消费，并克服由于资本主宰一切造成的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

五、结语：道驭资本，资本行道——建立人类大道新文明

要走出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各种潜在危机性危机，就要彻底反思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榜样的文明发展模式，反思与批判误导人类的西方经济学。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将为此提供丰富的，重要的，可行的思想价值观与实践经验。就像汤因比认为那样，全世界唯一能担当完成统一全球，建立世界政府使命的只有中华文明。如果将中华文明的优良基因植入世界新文明构建，特别是将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引入全球治理，并成为全球主流共识，必将开启建立“以人为本”，道驭资本，资本行道的大道文明模式，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希望之路。

（因篇幅较长，省略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