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中华原文明儒化趋势开始扭转，集中体现为诸子学的兴起。

明朝末年，心性儒学理学已成了纯粹的空谈。除了心性之外，实用之学尽失。清初大儒李恕谷（1659~1733年）评述说：“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惟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所以明末倡经世致用的学者开始关注子书；对当时大多数学者来说，子学仍处于次要位置，只有李贽、傅山等少数将子学放在与经学平等的地位。

另外，明朝刻书业发达，诸子书得以大量刊刻，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文明原典的再现。这些书有的以合集形式出版，有的单本发行。合集如《六子书》，老子、庄子、列子、荀子、扬子、文中子皆列其中。著名的《二十子》为吴勉学所辑，初刻于万历年间（1572~1619年），包括：《商子》、《韩非子》、《管子》、《鬼谷子》等诸多齐、晋法家经典文献。

明人刊刻子书相当粗疏，甚至出于己意妄加删节。子书的校勘整理是由清朝学者完成的，他们的目的多是为了以史证经或以子证经，无心插柳柳成荫，结果却是诸多中华学术原典子学的全面复兴。

清儒对中华文明复兴的伟大历史贡献不能抹杀！今天我们走进任何一家书店买任何一本诸子百家的经典，都渗透着清儒二百年学术工作的心血。经过他们整理，这些书不仅可以通读了，且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本来面貌。

以《韩非子》为例：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法家不能入仕之后，治韩非学说者逐步减少，只有诸葛亮那样的政治精英才出于实用目的研读，唐代尹知章和宋代谢希深也曾注《韩非子》，但治其学者可谓少之又少，以至于市面上很少见到，“几于失传”。

至明朝，对“有侮圣言”的《韩非子》的研究才呈复兴之态。著名学者如归有光，焦闳等人都曾为这部书作过评注。张鼎文认为《韩非子》“古今学士列于诸子，与经世并行，其文则三代以下一家之言，绝有气力光焰”。李贽“喜读韩非之书”，并在《焚书》中对韩非等先秦法家人物大为赞赏，认为先秦法家人物“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

韩非（约前280~前233年），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著《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见其中《孤愤》、《五蠹》等篇，赞赏说：“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明人对《韩非子》称赞者有之，刻本也很多，不过文字校勘方面却少有成绩。清代经卢文弨、顾广圻、俞樾、孙诒让、王先慎等的持续努力，《韩非子》一书才得以系统地勘定。

中华原文明典籍的复活除了清朝学者的校勘整理之功，还有现代考古学的重大发现，特别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黄帝书》、《秦律》、《汉律》的出土，消失千年后，秦汉文明的治国理念，法律条文赫然屹立在世人面前。他们有如抽打这个古老民族灵魂的闪电，爆出一连串的思想惊雷——黄老不是无为而治、秦法不是暴法，中国文明底色不是儒学……

（节选自翟玉忠先生《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一书，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