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逐鹿的说法最早见于《史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1]在此，鹿代表最高权力。为什么以鹿代表权力？此事似无确知。权力是政治博弈的“猎物”，以动物象征权力并不难理解，但古中原猎物甚多，与鹿相较而更强更大或更有气势的动物并不少有，中原初兴之时正值全新世大暖期[2]，气候温润，植被良好，不仅有牛、熊、虎、豹，甚至有大象和犀牛，为何选中鹿来代表权力？似乎有点费解。或许，鹿是当时中原最重要的猎物，数量最多[3]，因此或可作为猎物的代表，但这个理由似乎仍然不太充分。鹿的最早文献形象见于《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所描绘的鹿是祥和温暖的形象，似与权力无关。张光直有个猜测：在古代遗址中可见鹿肩胛骨用于占卜，因此可能有“仪式意义”，或与逐鹿的含义有关。[4]不过这也似乎不足为证。鹿肩胛骨固然可作为占卜的仪式用品，但古代占卜用品更多是牛肩胛骨，尤以龟壳为贵，这似乎暗示着，牛骨和龟壳的“仪式意义”超过鹿骨。我们或可另外推想：在早期中原，老虎和大象虽更能代表力量，但过于凶猛，并非单纯的被动猎物，而是搏斗的对象。只有单纯猎物才适合作为竞赛游戏的狩猎对象，而在单纯猎物里，鹿是具有典型形象的猎物，华美胜过野猪、山羊、狐、兔，且有王冠般的鹿角，适合用于象征权力。对此有个旁证，《周易》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之语[5]，说的是，由于没有得到山林管理官的指导，鹿躲入密林，君子不应穷追。这暗示着，在那时，猎鹿已成为在专业官员指导下专为王公贵族准备的竞赛游戏。鹿或因此成为权力象征。

逐鹿游戏的关键在于存在着难以抗拒的诱惑。逐鹿中原是政治权力的竞争，在以中原为核心地区的广域空间里，众多政治势力争夺最大权力以图控制最大资源。有些势力是主动参与者，也有因为连锁关系而被卷入的被动参与者。如前所述，逐鹿游戏的特性在于它所形成的旋涡效应，一旦被卷入就难以全身而退，除非放弃一切利益和土地（博弈的赌本）而出局（如历史上匈奴和突厥因竞争失败，部分融入中原，部分退居边缘，部分甚至尽弃原住地而远遁），因此，逐鹿中原虽有厚利，也是巨大冒险。成败兴衰只是一时的情节，却不是逐鹿游戏的历史性结构。前面我们已经概括地分析过中原成为政治博弈“聚点”的逻辑推想和一般理由，这里还需要进一步更具体地理解中原成为博弈“聚点”的历史语境及其历史演变。

逐鹿为什么在中原？许宏推荐了两种有助于理解的解释。一种是卡内罗的“限制理论”，这个理论原本不是关于中国的解释，只是被假定为早期社会的一般情况：条件优越的地方有着集中的资源，众人纷至而使人口密度增大，中心区域的居住者便处于被包围的状态，于是不得不加强力量，扩大据点规模，以便自保或击败竞争者，结果在中心地区形成密集据点和激烈冲突。许宏相信，早期中原可能存在着此类情形而使中原成为竞争中心。另一种解释是赵辉的“中心理论”，这是针对中原的专门解释：古中原地处广域而四通八达的中心，也就成为交通、物流和情报的中心，中原因此汇集了最多的政治经验而变得更加成熟，而边缘地区由于缺少学习机会而竞争不利。赵辉试图说明，中原的成功与交通条件有着更强的相关性，而与经济实力没有必然关系。[6]这两种理论看来都能够部分地解释中原成为中心的历史条件，但仍然不是充分理由。长江流域的自然资源和人口不少于黄河流域，文明兴起也不晚于（至多稍晚于）中原，物质技术和交通条件也不弱于中原，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心而直到春秋时代还被视为蛮夷？另外，假如交通物流是决定性因素，那么为什么西域没有成为中心？从更大空间的流通来看，西域更是四通八达的物流中心和信息中心，东接中原，西连中亚和中东，自有条件可以兼备东西方物质和技术之长。事实上经西域传入中原或传入西方的物资和技术很多，其中特别重要的包括非常可能是由西亚发明而传入中原的铜和铁的冶炼术、小麦、绵羊、黄牛、玻璃、马车，以及来自新疆的和田玉，也包括自中原传播至西亚和欧洲的丝绸以及多种实用技术，其间的交流远早于张骞通西域。王巍认为，冶铜术和小麦大约在4500年前传入中原，冶铁术传入中原也不晚于西周晚期。[7]杨伯达甚至相信，早于丝绸之路三四千年的“和田玉古道”应为丝绸之路的前身，其证据是，半坡仰韶遗址出土了距今6000年的和田玉制品，而距今3000多年的武丁妇好墓则出土了多达300多件和田玉制品[8]。至于后来形成了丝绸之路，所互通的物资和技术更是多不胜数。西域的交通地位如此显要，可为什么西域本身的政治地位和总体技术水平却远不及中原也不及中东？或许因为气候水土条件较差？或有其他原因也未可知。

奥尔森的国家理论也许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政治解释。[9]一个国家的成功必须具有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奥尔森定理表明：小集团比较容易形成集体行动，而大集团总是存在严重的搭便车问题而往往导致集体行动的流产；因此，作为大集团的成功国家必定至少满足两个能够超越搭便车困境的特殊条件：（1）能够形成普遍共享利益，可能类似于儒家想象的“有德之邦”。（2）具有选择性激励的制度，类似于法家推崇的赏罚分明制度。根据历史及传说，在中原兴起的核心王朝大都兼备圣王的德治传统和公正赏罚制度，大概符合奥尔森条件。不过，奥尔森的理论或可解释成为逐鹿胜利者的必要条件，却仍然无法用于解释中原之所以成为逐鹿空间的必然性和持续性：为什么中原会成为人们欲罢不能的逐鹿之地？

我们一直在追问的是：中原究竟有什么非争不可的特殊资源，以至于各方势力决心冒险参加逐鹿游戏？可以想象必定存在多种原因。历史记录显示，中原在经济和政治上、文化和交通上的社会发展综合指标足以让众多势力前仆后继地卷入争夺游戏——可这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已经属于中原故事的后半部，问题在于中原故事的前半部。中原之所以成为聚点，当然与物质资源有关，还有另一个可能原因（但也不是根本原因）：与其他同样富有资源的地区相比，四通八达的中原相对容易攻占，战争成本比较低。这个缺乏传奇色彩的理由听起来令人失望，但或许正是助长逐鹿积极性的一个辅助性因素。经济条件、交通条件以及战争成本等因素或能增加各方逐鹿中原的积极性，却仍然不足以解释逐鹿中原的必要性。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并非逐鹿中原事件的偶然发生，而是逐鹿游戏的长期持续性或一贯性，确切地说，需要解释逐鹿游戏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不停的旋涡。到底是什么原因形成了逐鹿游戏的旋涡模式？是什么因素维持了中原的旋涡向心力？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形成了旋涡模式，逐鹿中原就不再是偶然行为而是必然的博弈了。故事的源头由于遥远而若隐若现。

在人类发展出种种征服自然的技术之前，世界是一个无法支配而不可测的存在，因此，人类通向存在之谜的途径是“魔法”。巫术或占卜是最早的魔法，而包括巫术在内的一切魔法实为人类生活所需要的一种技术，按照盖尔（Alfred Gell）的分类，是与生产技术、再生产技术并列重要的“魅惑技术”（technology of enchantment），即用于生产和控制他人思想心理的技术，除了巫术，还包括艺术、音乐、舞蹈、修辞和礼物等[10]。毫无疑问，最为知名而高度复杂的魅惑技术应该是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然而，书写文字才是最大的魔法，文字的发明使巫术失色，而且也是使一切高度复杂的魅惑技术成为可能的基础条件。

文字把一切事物的信息保存在人可稳定占有的形式里，即使事物消失，信息仍然存在。于是，人通过文字既保住了过去又预设了未来，把属于自然的时间性变成属于人的历史性，这是化时间为历史的创世工程。文字创造了一个以客观方式存在的唯心主义世界，而这个唯心主义的世界能够表达真实生活的一切内容并且以信息的方式加以储存，因此，文字就是为一切事物所立的无法抹杀的字据，或者说是一切事物的精神索引，因此相对于以“摄魂”的方式占有了客观存在的唯物主义世界，将万物之魂收纳在文字中，随时取用——这就是最大的魔法。

人借助文字魔法而具有了神力，所以仓颉造字而鬼神夜哭，因为人将通过文字变成唯心主义者而不再需要鬼神之言。在人类无法以唯物主义的方式占有世界时，就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去占有世界，人创作或虚构了一个能够解释一切事物的精神世界，从而使生活超越一时一地之束缚，而“唯心地”存在于整个世界和所有时间维度之中。魔法就是力量，于是先民必争魔法。中原远古的“绝地天通”事件[11]就是争夺魔法之役，圣王将巫术权力从民间收归国有，宣告了唯有王者方可占有世界。可是与巫术不同，文字这个最大魔法天然具有普遍可分享性质而无法为任何权力独占，于是，争相分享文字魔法所开拓的精神世界，便成为生存的普遍行为。

中原最早发明了书写文字并且率先发展了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这个捷足先登的精神世界不仅占有对世界的解释权，而且占有了历史的解释权。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能够独立于语音而存在并且被理解，也就天然地具有普遍的可分享性，所有族群都同样能够使用汉字，而不必非使用汉语不可，于是汉字具有成为通用文字的优势，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也就成为一个公用的精神世界。关于汉字之通用性，梁漱溟有一段清楚论述：“中文却径取图像符号为主，文字孳衍乃在形体。语言文字寖寖分别并行，初不以文字依附语言，而语言转可收摄于文字。二者恒得维系不甚相远，今古之间即不甚难通。时间距离恍若为之缩短。而字义寄于字形，异族异地不碍相袭（故远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处亦都尝采用中国文字，流传中国典籍）。其结果，遂使种族隔阂为之洞穿，语言限制为之超越，久而久之，一切同化浑忘，三四万万之众，明明由东西南北多族之所合，却竟共一历史记忆，莫不自以为黄帝子孙”[12]——不过，黄帝所部原为北方游牧部族，而后成为中原核心部族，这一点不可不察。

既然汉字成为了将时间化为历史的开端，也就占有了中国历史的起点以及中国历史性的路径，从而形成了精神世界的路径依赖：分享这个精神世界就等于分享了历史的起点和路径，分享这个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分享的精神世界就能够获得更大的政治伸延幅度和能力，也就分享了对自身存在和发展最为有利的更大可能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原最具特殊性而无可替代的优势资源就是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或知识生产系统，这个无形资产比地理中心或物质资源都更为显著也更重要，因为它是具有无穷潜能的力量而不是有消耗限度的资源。毫无疑问，逐鹿中原的旋涡模式当由多种原因合力形成，但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动力非常可能就在于争夺中原率先创造的精神世界及其知识系统的分享权，特别是优先使用权，也就是争夺知识生产终端和历史的权威解释权。

其中的道理是一个显然的政治理由，从根本上说，也是一个生存的理由：一旦占有了精神世界的主持权，就拥有了对一切事物的命名权、定义权和解释权，同时也就拥有了建立和解释一切规则、法律、制度和程序的权力，即制度性的立法权，进而还拥有定义是非标准、知识标准、美学标准的权力，即精神的立法权。于是，占有了公用的精神世界，就具有支配大多数人心灵（甚至所有人）的力量，或者说，一旦主持了万民共用的精神世界，也就拥有了权力的合法性和社会动员能力，所谓“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13]。如果在多种备选的精神世界中，存在着一个精神世界具有无可匹敌的精神生产力和解释力，就必定成为各方势力谋求权力之最大资源，也就成为必争之地。在早期中国，与四方势力相较，中原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势力上未必拥有压倒优势，即使稍强也不足以决定胜负兴衰，但中原建立的汉字精神世界却是当时无可匹敌也无可替代的最优资产，不仅是最优的政治资源，也是最优的生存资源，因此注定成为天下博弈的必争之地（包括经济、地理、交通在内的其他因素也都是助力或是诱因）。

当然，这只是一个基于理性的合理性的推想。假定这个推想成立，下面的故事就大致顺理成章了。在历史上竞争中原的精神世界的优先使用权最为成功的经典例子当属以周公为首的西周政治家集团。周偏居西北而近西戎，本为边缘小邦，在周攻取中原取代殷商之后，周公集团通过“德”的概念重新定义了天命的归属理由，修改了殷商独占天命的祖神与天帝合一的传统，把天命概念转化为“惟德是辅”[14]的无私普遍的天道。由此，周朝更新了中原精神世界，所谓天命之“维新”[15]，将周的新观念创造性地接续到了夏商的传统上，进而合法地占有了中原的精神世界和历史解释权；周公又创制了天下理念，把政治秩序推向空间极致而使精神普遍化。可以说，周公思想是在时间和空间概念上的政治神学革命：时间变成历史，世界化为天下，并以此为中国开启了大容量的历史性和世界性的存在方式：与天之无穷相配而具有不绝的历史性；与地之广大相配而具有无外的世界性。这个精神世界的可能容量几近极致，由此可以大概解释中国文化的早熟，也可以解释后世不断加以沿用而不弃的理由。

周朝衰落使列强再次有了逐鹿机会，数百年的春秋战国基本上奠定了逐鹿中原的旋涡模式，形成了逐鹿游戏的稳定向心力。此后历代王朝不断加强这个旋涡效应，使旋涡的规模和力度不断升级。不过，随着中国在旋涡运动中不断扩大，旋涡中心并没有始终固定在中原，与逐鹿游戏的形势变化相应，中国的博弈中心或偏北位移，或偏南位移。当漠北势力逐步成为逐鹿中原的最强竞争者，与中原势力大致势均力敌，时常还强于中原政权，逐鹿游戏的旋涡中心便由中原位移至幽燕一带，与此一致，中国王朝的首都也从西安洛阳移到北京。据周振鹤关于中国都城的研究，金朝和元朝的建都理由已言明了对天下之中的新解释，金朝建都于北京并称之为“中都”，最早明确表达了北京成为中国核心的理由：“唯燕京乃天地之中”；元朝建都北京也有同样的解释：“天子必居中”于是“非燕不可”。[16]但无论旋涡中心如何游离中原核心地区，逐鹿游戏却没有偏离中原的精神世界而始终保持其旋涡模式。另一方面，自宋朝以来，江南享有长期的和平环境和战略后方地位，加上优越的自然资源、农工商的稳定发展，中国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移到了江南，这也说明政治博弈的旋涡中心未必总与经济中心一致。

　　逐鹿游戏的消长与进攻者或防守者的经济学考虑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在经济和军事能力范围内，竞争者可承受的成本最大值与预期收益最大值的比例决定了是否进行军事冒险，进攻或防御通常发展到控制了可及资源的最优值为止。这或可解释，为什么即使在中原王朝的实力明显强于漠北游牧族群时，也并不试图征服草原而满足于威慑漠北草原，反过来也可解释，漠北部族一旦势力明显强于中原，就必然南下建立自己的中原王朝，因为最优资源集中在中原。《盐铁论》中记录了汉朝朝廷关于是否应该武力征服匈奴的辩论，主和派点明了中原王朝不适合武力征服游牧部族的秘密：“匈奴之地广大，而戎马之足轻利，其势易骚动也。少发则不足以更适，多发则民不堪其役。役烦则力罢，用多则财乏。”[17]即使出兵草原也追不到匈奴：“匈奴牧于无穷之泽，东西南北，不可穷极，虽轻车利马，不能得也。”[18]所以对游牧部族作战以自卫反击为宜：“非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19]相反，漠北进攻或占领中原的成本都相对低得多，而收益极大，一旦控制了中原，就不仅拥有充足的经济保障，更可获得可资利用的最大精神资源和政治资源。李鸿宾的研究说明，由于东北族群自古便与中原来往密切，有更多的互相了解，最具备入主中原的知识准备，因此对逐鹿中原也最有兴趣。[20]事实确乎如此，除了蒙古不可思议的一度辉煌，能够成功入主中原的北方族群多为东北部族（鲜卑、契丹、女真[满洲]、满洲等）。

逐鹿游戏各方势力的消长也导致了中国式的“分合循环”模式，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欧洲历史上也曾有分合，合的理由是帝国（罗马），分的主要理由是民族或宗教教派。欧洲对分的兴趣胜过合的动力，原因之一便是民族和宗教的精神向心力强于对帝国的认同。古代中国没有一神教，因此各种信仰都未有唯我独尊的强势要求而能够接受兼容存在；也没有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因此各地文化都没有不可商量的排他性，虽也存在某种自然产生的文化差异或族群隔阂，但在精神力量上远弱于天下概念的诱惑，终究还是较容易接受兼容存在。不过，精神理由只是合的必要条件，却还不是充分条件，终究需要推动和成就“合”的集体行动。逐鹿游戏的旋涡向心力正是导致合的动力因素，当逐鹿游戏的向心力强度发展到一旦卷入旋涡就成为旋涡的一部分而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旋涡式存在，其旋涡效应就使“合”成为必然之势。对于每个竞争者而言，“分”都不是最大利益之所在，只是竞争能力不足时的自保策略，或是博弈陷入僵局状态的权宜之计，而“合”乃是旋涡本身之大势，也是可期望的最大利益之所在。

先秦是天下时代，而天下体系本身是包含分之合，故为分合一体模式，自秦朝建立大一统中国，分合运动便进入分合循环模式。从秦朝算起，中国的南北朝状态或多方割据状态甚至长过大一统的时间，包括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满洲）、蒙古和满洲在内的众多北方族群割据半壁中国的时间占中国历史过半，其中主政整体中国的时间也有三百多年（元朝加清朝，还不包括皇家为鲜卑人的隋唐）。如前所述，旋涡模式的一个根本特性在于其强劲的卷吸力，以至于竞争失利者难以全身而退（只有极少数得以自保），如果竞争失利而拒绝“合”，就往往因完全出局而失去一切利益，甚至失去家园而远遁。既然中国的旋涡式存在不断卷入众多族群，就必定形成多族群多文化的共存局面，而共存是一个共同的理性选择，否则各方永无宁日，显然不符合任何一个族群的利益。多族群多文化如何共存，或者说，如何在“合”中有“分”，就成为任何一个主政王朝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在先秦的天下时代中并不存在，因为天下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分合一体模式，而在大一统的制度条件下如何实现分合一体，就变成了一个新问题。如何在大一统制度下建构万民共在方式的问题导致中国发明并一直实行混合制度，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

是谁发明了一国多制？毫无疑问，一国多制的发明与周朝的天下经验有着渊源关系，但不是周朝的发明。周朝的天下体系兼容并蓄，合中有分，万国一体而各有其俗，然而天下体系不是一国秩序，而是世界秩序，并非一国多制，而是包含多国多文化的世界制度。但可以肯定，周朝的天下概念是一国多制的灵感来源，秦汉以来，中国历代都大致奉行周朝天下体系“不求变俗”原则的政治遗产[21]。事实上并非完全不变其俗，而是不全变其俗，各族群在共存中互化之事一直存在。

秦朝过于短暂，未及面对一国多制问题就终结了。当汉朝与匈奴卷入胶着博弈，继而又开通西域，才开始直面众多族群如何共处的问题。汉承秦制，以“大一统”制度取代了周朝的“协和万邦”秩序，然而，一统制度只是解决了直辖地域的“同”问题，却不能解决“不同”之族群之间的“和”问题。对于军事实力与汉朝相当或虽略逊却难以平定的匈奴，汉朝试图通过和亲方式将其纳入朝贡概念，但匈奴与汉朝是竞争对手，并不是汉朝的加盟者，朝贡实为名不副实的概念挪用。不过，既然秦汉以来的中国仍然沿用天下的概念，是一个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因此，汉朝并没有把匈奴看成是对等的外国，而是理解为秩序挑战者，因为漠北地区仍然属于舟车可达的天子法定地域，正如贾谊在解释汉朝与匈奴关系时所言：“今天子自为怀其民，天子之理，岂下临人之民哉？”[22]很明确指出了匈奴是天子之民，而不是他国之民。汉朝的政治新经验其实首先来自开通西域。西域存在众多小部族，缺乏统一性，众多部族之间多有冲突，与匈奴也有冲突，而又居于丝绸之路一带，与汉朝有着可期待的贸易利益，因此有积极性与汉朝建立加盟的政治关系并寻求强汉的庇护，“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23]。当汉朝的势力延伸至西域，就面临文化差异问题。郡县制的直接统治并不适宜于加盟的西域族群，于是汉朝发明了一种秩序延伸制度，称为“都护”[24]，即监护官制度。汉朝设立的西域都护府，相当于郡的地位，却不是郡。都护府没有太守（行政主官），只设都尉或校尉（军事主官）。这意味着，都护府只是军事监护单位，而不是社会管理单位。都护府的主要功能是军事据点，驻军屯田，看护西域，所看护的西域小国最多时达50个。[25]由于不具行政管理功能，都护府意味着不干涉西域各部族的自治秩序，只维护西域与中央王朝的加盟关系。都护府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一国多制”秩序，其“羁縻”原则[26]成为后来隋唐羁縻制度的基础。

十六国时期北方游牧族群进入中原建立了并立割据的多个政权，治下汉人众多，因此实行“胡汉分治”制度。匈奴刘渊的汉国最早建立胡汉分治，皇帝身兼胡汉两族之共主，下辖两套官员，分管胡人和汉人。基本格局是胡人当兵，汉人种田，胡官统军，汉官管理经济和社会，因此，胡汉分治同时就是兵民分治，[27]于是把国家划分为“军队”和“社会”两个空间，虽是两制，却不是政治上的一国两制，更像是社会分隔制度，或者说社会分治制度。

唐朝的羁縻制度则是具有政治性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天下概念的古意。唐朝地域广大，族群众多，因此设立羁縻州作为中原“正州”以外地区的行政单位，其分治原则是有分民而无分土，是相当成熟而灵活的一国多制的制度安排。值得注意的是，唐朝的羁縻制度只是以中原为政治核心，却排除了文化中心意识，是一个基于文化平等的政治制度，唐太宗也因威重德隆而身兼天子与天可汗双重身份，成为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共主。唐太宗对此制度创新十分得意，他宣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并且解释说：“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28]唐太宗所言虽是自我表扬，却也基本如实。盛唐之时，各族才俊多为高官，长安胡人如云，胡汉不分彼此，胡服胡乐皆成流行时尚。唐代羁縻州辖区内的制度依照该地区民俗而定，拥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羁縻州的自治程度各有不同，其中自治程度最高的是完全维持族群传统制度，从行政主官到各级官员皆由本族人担任，此类羁縻州的都督、刺史、都护之类皆为部族首领世袭；自治程度其次的是中央派驻监督官员；自治程度稍弱的是中央派驻行政官员与本地官员联合管理[29]。据谭其骧的研究，羁縻州情况十分复杂，皆根据具体关系而定，部分羁縻州因关系变得更为密切而转为正州，也有部分正州随情势变化而转为羁縻州，另有一些遥远的羁縻州有名无实，并无实际控制，只相当于朝贡国而已[30]。

辽代实行蕃汉分治，北枢密院以契丹老法管理契丹人，南枢密院以汉法管理汉人。[31]蕃汉分治没有社会隔离的含义，并非胡汉分治的翻版，而是依俗而治。在辽朝高层中多有汉人官居宰相、枢密使、元帅、尚书、节度使、大将军之类一等要职，如韩德让官至大宰相、总南北二枢密，封晋王，已经位极人臣。[32]元朝制度则尤其复杂，大体上以蒙古制度为尊，同时附会汉法，多制并举。例如法律是蒙古法、汉法以及回回法的多元联合体。[33]元朝地域极其广阔，大多数地区的社会文化情况对于元朝都是新经验，而元朝尚未形成稳定成熟的制度就衰落了，因此制度缺乏一致性。粗略地说，元朝在军事统治下基本上维持各地的传统习惯，类似于军人政权。明朝大致沿袭唐朝的一国多制，边疆地区维持各族群的传统制度，其中，元朝特为西南民族发明的自治土司制度在明朝进一步发展成为成熟制度。清朝继承了明朝制度，在中原地区采用高度汉化的治理，在边疆各地实行自治与中央监管的混合制度，在细节上又多有改进。大概言之，中国一直是多制的复合政治秩序：在先秦天下时代，是多国一体秩序；自汉以来，是一国多制。

逐鹿的旋涡模式所形成的中国既为多文化多族群混合体，其中多文化的互化是一方面，而多族群的融合又是一个问题。虽是互相同化融合，但所谓的“汉人”或“汉文化”终究是主干，因此经常被认为是汉化。这是个相当混乱的问题。“汉”的概念不仅自身具有复杂性，而且经常与“中国”概念混为一谈。汉族是现代民族观念所追认的界定，可问题是，中国从来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不断生长的弹性存在，其伸展度取决于逐鹿游戏的规模，凡是进入游戏旋涡的地区和族群都是中国的共同创造者。黄帝、炎帝是西戎或东夷，商源于东夷，周源于西戎与夏之混合，隋唐皇家血统以鲜卑为主，更不用说元与清。最古的中原“本地”族群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故事，已经很难判断，而通常认为的古中原标准族群如夏、商、周等，实际上也是“外来户”[34]。先占据中原的族群与后继不断进入中原的周边族群（匈奴、突厥、鲜卑、羌、藏、契丹、女真[满洲]、蒙古、满、苗，等等）一直在融合中形成新中原人，其多族混合的结果就是现代所命名的汉族。古代中国或有生活方式与礼教之分，或有农耕游牧之别，却无种族或民族之分。中国人被称为炎黄子孙，炎帝属于农耕部族，而黄帝则是“迁涉往来无常处”的游牧部族[35]。在夏商周时期，一些北方或西北族群本来也居住在中原深处。据王桐龄的研究[36]，直到春秋时期仍有不少北方或西北族群的诸侯国位于中原，分布在陕西、山西、宁夏、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因在逐鹿博弈中失利，才不得已从自然条件较优的中原退向自然条件较差的漠北。最后一个北狄强国中山国（河北中部）直到战国中期才被赵国攻灭。汉朝以来，漠北势力重新变得强大，又纷纷加入逐鹿游戏。较晚加入中国旋涡的是吐蕃藏族，而居于比较发达藏区（青海甘肃的部分地区）的藏族则更早就加入了逐鹿游戏并多次割据于中原。公元763年，吐蕃曾一鸣惊人地攻陷了中原王朝的首都长安，几乎有机会入主中原却终于功败垂成。

从旋涡模式可见，“中国”是一个远大于“汉”的概念。任何一种主观叙事都与中国的概念有所偏差，因此只能由逐鹿旋涡的客观动力结构和生长方式的硬性历史事实去界定。史书中所见之“历史事实”往往为主观叙事所建构，以最为复杂的元朝为例，明朝对元朝的叙事、元朝的官方叙事、蒙古的传统叙事以及西域关于元朝的叙事所理解的元朝性质各有差异，皆为主观叙事的“软事实”。我们只能尽量采用“硬事实”，即最为收敛的可公度事实（the commensurable facts），也即前文所限定的只以政治和经济利益为准的“最大利益”所能够理性解释的事实，并且只以历史行为者的最大利益为客观依据去理解历史事实。以此观之，元朝虽以蒙古为尊，其最大利益却在中原，故忽必烈决定成为中国皇帝实为谋求最大利益的理性选择。这也同样可解释为什么元顺帝兵败退至漠北而仍自认是元朝皇帝，史称北元，后只因反攻无望才瓦解。

王桐龄所著《中国民族史》以几近完美的材料描述了中国众多族群的互相同化过程。据其所考，历代王朝分别为各族群所建立：金和清为满族所创；前赵、后赵、夏、北凉、元为蒙古族所创；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北魏、北周、北齐、辽为满蒙混血民族（鲜卑、契丹等）所创；后唐、后晋、后汉为回族所创；前秦、后秦、后凉、西夏为藏族所创。另外，在号称汉人的国家中，齐国实为汉人与东夷的混合，秦国为汉人与西戎的混合，晋国和燕国为汉人与北狄的混合，大理为汉人与苗族的混合，而在号称汉人为主的大一统王朝中，秦、汉、晋、隋、唐、宋、明都是各族的混合。[37]

无论古代中国各族是否有天然的自我中心意识，重要的是，外族并不被理解为必须回避的禁忌，罕有不可逾越的族群界限。对于古代政权，政治权力是最要紧的利益。一个王朝是否拒绝其他族群分享政治权力，就是对族群意识最直接的检验。王桐龄发现，无论谁主政中国，政治权力或统治阶层都向所有族群开放。他罗列了极其详细的证据说明每个王朝的高层官员分别来自众多族群。例如，在以汉人为主的朝代中，见于史册的非汉人官员的情况是（载入史册者通常是高官或名人）：在隋朝有匈奴、鲜卑以及其他胡人共51人；在唐朝有鲜卑、突厥、高丽、吐蕃、契丹、回纥、日本、印度等民族共122人，其中多有名将名臣，如尉迟敬德是鲜卑人，哥舒翰是突厥人，高仙芝是高丽人，元稹是鲜卑人，李克用是沙陀人（另据《贞观政要》，唐朝早期，五品以上非汉人官员多达官员之半数[38]）；在宋朝有鲜卑、匈奴、突厥、党项、阿拉伯等民族共34人，如名将呼延赞是匈奴人；在明朝有蒙古、女真（满洲）、回鹘等民族共174人。反过来情况也类似，在以非汉人为主的朝代中，见于史册的汉人官员在辽朝有68人，包括位极人臣的韩德让和赵延寿；在金朝多达277人；在元朝，因功被赐蒙古名字的汉人高官有37人，包括名将史天泽、张柔、张弘范等；[39]至于清朝，汉人官员多于满族官员，其中更不乏众所周知的名将重臣，无须罗列。另一个重要检验标准是通婚，历代中国各族通婚（包括皇族宗室与外族通婚）从来都十分普遍，并无禁忌，唯独宋与元有所顾忌，以宋朝最为极端，皇族完全不与非汉人通婚；元朝宗室很少与汉人通婚，汉人女子入宫仅有9人，公主则不与汉人通婚。[40]可见，各族通婚融合是历史常态，而通婚禁忌只是冲突激化的偶然语境下的历史变态。

至于所谓汉文化，虽以古中原文化为其基本基因，却也是众多文化不断混合的结果，因此应该更准确地称为中国文化。如果需要对中国文化给出一个最具特征性的描述，也许可以说，那是一个以汉字为主要载体，有核心基因而无边界的开放兼收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一直在生长过程中，历史上已经吸纳了众多文化的信息，在多种文化的互化过程中，制度、服饰、美术、音乐、饮食、工具、语音、习俗皆多有变化，唯有作为精神世界载体之汉字保持其超稳定性，而汉字承载着中国文化最为根本的基因。

汉字的超稳定性或与汉字本身的图像性有关。一方面，作为媒介的汉字在表达外在世界时建构了一个对象世界；另一方面，作为图像的汉字自身却又构成一个具有自足意义的图像世界。图像文字不仅建构了不可见的概念化意义，而且建构了可见的意象，因此不仅具有相当于抽象概念的意义，另外还具有视觉（或者说艺术）含义和情感含义，因而构成了一个包含全部生活意义的可能世界。可以说，汉字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媒介，而同时是一个心处其中的生活场所，于是，汉字既是工具也是世界。图像汉字的这种特殊性使汉字超越了作为能指（signifier）的符号而另具有自身独立意义。通常语言的语音意义在于意指（the signified）或所指（referent），或者说，语音符号的意义即指示（significance或reference），这意味着，符号本身并无独立意义，若失去与所指的约定关系，符号的意义即为空，或为不可识别的任意性。作为图像的汉字却具有双重意义：所指意义和显现意义（presentment），既能指物，本身也自成景观。公孙龙的费解名言“物莫非指，而指非指”[41]或许针对的就是汉字的特殊性：事物皆为文字的所指对象，而文字自身的意义不等于指示，而另有多出指示之意义。汉字作为“指”，当然具有符号的指示功能，但汉字这种“指”本身又是具有独立意义的图像，也就建构了一个“天下之所无”[42]而独立于对象世界的内在精神世界。因此，汉字超出了符号学的范围而同时属于神话学、心理学和哲学。

进一步说，汉字图像所构成的还不仅是一个精神世界，同时又是一个自身具有建构功能的精神主体——那是一个匿名的主体，一个文化主体，于是汉字兼备所思（cogitatum）与我思（cogito）的功能。一个生活在汉字中的中国心灵总是兼有双重主体性，即具体落实为个人心灵的主体（a mind）和共享的一般汉字精神主体（the spirit），因此总以双重主体同时凝视世界：个体心灵（mind）在看世界的同时，汉字精神（spirit）也在“看”世界，或者说，同时以“我”与“我们”的双重眼光去看世界。典型情况如古典诗词，一方面表达了诗人看到的外在世界，另一方面又是诗人以汉字建造的另一个自足的图像世界，这使诗词具有自然世界与图像世界的视界重叠而互相印证的效果。汉字一方面以象指物，另一方面以象建造了精神之形，精神之形与自然之形的相逢便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汇合处，因此赋予特殊性以普遍性，使历史性具有当代性，这种意象的厚度和深度无疑是一种恒久的精神吸引力。

中国的汉化固然与汉字精神世界的吸引力有关，但汉字精神世界之所以成为众多逐鹿势力的共同选择的聚点，终究还是落实在逐鹿者对利益的理性选择中。所谓理性选择，首先追求最大安全，其次追求最大资源。正因为不断混合而接受汉文化的“汉人”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对于有能力入主中原（无论半壁还是全境）的其他族群，征用汉文化为己所用显然于己是一种以最小成本去保证最大利益的最佳策略，不仅利于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借助汉文化的精神世界而获得政治合法化解释，并且利用久经考验的管理制度去维持政治秩序。既然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具有最大的信息储存空间和最大的信息生产能力，也就具有最大的信息输入和输出能力，这对于建构政治神学和历史叙事，对于建立制度和组织社会都是最优资源。对于逐鹿胜利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好处，几乎不可能视而不见，除了意气用事的非理性拒斥，无人会拒绝征用这个最优资源来确保自身的最大利益。最早自觉征用中原历史叙事为自身正名的是拓跋魏（北魏），孝文帝以行政法令推行全盘汉化，自认鲜卑是与中原诸夏各部平行的黄帝后裔：“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43]无论鲜卑、契丹、女真（满洲）和满洲，乃至蒙元，皆无例外地主动接受了中原的精神资源。在西方精神世界进入亚洲东半部之前，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是这个广域里无可匹敌的精神资源，所以汉文化自然成为众所征用的共同资源。

众多族群逐鹿中原，胜负强弱并无定数，不变的只是旋涡模式。逐鹿游戏的旋涡规模决定了中国的体量，只要卷入逐鹿游戏之中的地方就成为中国内部，而与逐鹿游戏无涉的地方便是中国外部。由于中国的体量在历史中不断变化，因而“内外”也是一个容易被误读的概念。在先秦的天下时代，根据天下无外的原则，天下无界，但每个政权所辖之地是有界的，因此，相对于政权辖地来说，就存在着内外之别。对于周朝宗主国之王畿而言，所有诸侯国都是外部，而诸侯国之间也互为外部；对于有着宗亲关系的分封诸侯国（所谓诸夏）来说，四方之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加盟诸侯国是外部；对于天下体系内部的所有诸侯国而言，尚未进入天下体系的远方四海之地就是外部。天下体系终结之后，整个中原成为秦朝的直辖地（类似于王畿地区为周王的直辖地），中原以外的相关地区属于尚未治理的外部，但有别于与中土毫无相关性的外国。秦汉之后，天下不再是政治制度，却仍然是一个哲学视野，因此，内外并非指中国有别于外国之内外，而是治理之地与未治之地之别，乃是以政权为界的内外概念，非以国家为界的内外概念。因此，中国之内外只能理解为一个动态概念，即中国旋涡所及之处为内，旋涡不及之处为外。

这里不得不提到经常被误读为中国边界的长城。[44]早在秦长城之前，中国已经建造了多条长城，遗迹尚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频发，各国为了自保而开始各自修建长城，并非边界之墙，实为各国在军事前沿根据地形所建造的战争工事。齐国最早修建长城，在其南部修建了长达千里的长城，其中西南段长城用于防御晋国，而正南、东南段长城意在防御楚国和越国[45]（虽然齐国与楚国和越国并不接壤，其间分布着众多小国，但作为大国的楚、越经常跨国征战）。楚、鲁、魏、秦、燕、赵、中山诸国随后也都修建了各自的长城。这些长城多半用于防御或进攻中原的其他诸侯国，只有一部分用于防御漠北游牧族群。如齐国长城全部是防御中原诸侯国的。燕和赵都各有北长城和南长城，北长城用于防御漠北游牧族群，南长城用于防御中原诸国。中山国（游牧白狄）的长城却是朝西的，是为了防御赵国。[46]楚国的长城则北向而用于防御或进攻中原，如此等等。显然，各国长城的修建取决于竞争者所在方向。秦朝长城则只是为了防御游牧族群，因为秦朝一统中原之后，竞争对手只剩下漠北势力了，而西域在那时尚未卷入逐鹿游戏。秦以后历代修建的多条长城同样说明了长城的意义取决于谁是竞争者，而不是汉地与游牧之地之间的国界。如北魏王朝在内蒙古地区修建长城是为了抵御同为游牧民族的柔然，[47]高句丽修建长城是为了防御唐朝的进攻，[48]辽在黑龙江、辽宁到内蒙古一带建有漫长的长城，而辽长城以外地区（远至俄罗斯部分地区和整个东北以及部分东西伯利亚）仍然是辽的辖地，并不是外国，就是说，辽长城完全位于辽的内地，几乎居中，显然与国界毫无关系，而是预防桀骜不驯的女真（满洲）和室韦等部族反叛。[49]

多数长城之所以位于与秦长城或明长城的重合地带或南北相去不远的位置，真正的原因是这一带几乎就是古代中国两大经济区的分界线，即游牧（渔猎）经济和农耕经济的分界线，同时几乎就是中国东部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区的分界线，也是中国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或半湿润和半干旱地区的分界线，大致符合“胡焕庸线”[50]，即自黑河至腾冲的斜切线。地图上的这条斜切线在具体地形上当然不是直线，而是依地形变化而弯曲、偏离或犬牙交错的连线。胡焕庸最早通过统计数字证明了中国的地形图、雨量图和人口分布图三者的大概一致性。这条线具有如此多层重叠一致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逐鹿游戏的博弈状态，大概把古代中国分成了游牧（渔猎）势力和农业势力两个大区域，也通常是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的分界线。不过这种划界只是大概，在长城外部也有农业存在。

从长时段来看，这两大区域的军事力量大致势均力敌，各有兴衰之时，而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差异使长城一线最容易成为两大势力的博弈均衡线，两大势力在力竭休战或理性言和之时，往往就停止在长城一线。但每次博弈的均衡线都有所出入，如河套地区，虽属干旱区，却有良好的灌溉条件，因此农牧两可。自战国以来，河套地区便反复易手。[51]大概言之，自从中国逐鹿博弈由东西争胜转为南北争胜，[52]长城一带就是典型的博弈均衡线，除非某一方拥有势不可挡的实力而实现大一统。当然，长城并非唯一的博弈均衡线，在南北争胜中，北方胜过南方的时候较多，因此，除了长城一带，其次的博弈均衡线便是淮河秦岭一带，再次是长江。总之，长城不仅不是边界，反而是逐鹿博弈的中心地带，是中国的南北中线。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当中国的核心随着博弈旋涡的变化而从中原位移到了北京。北京就位于这条博弈均衡线附近，最利于同时控制南北局势，因此，有能力同时控制南北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往往选择定都北京。苏秉琦对长城地带甚至有着更积极的解释，他将长城地带理解为“各民族文化的熔炉”，是农区与牧区两种文化最活跃的互动空间，虽有冲突，但更有互补和互相依存[53]。自从大清一统长城南北，长城变成了怀古遗迹。

兴衰得失一时计，是非成败转头空。旋涡是个古代中国故事，现代中国早已进入另一种格式的现代博弈，然而中国的生长方式已经铸成一种长存的方法论。有方法就有青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1]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也见于班固：《汉书·蒯通传》。

　　[2]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92-118页。

　　[3]《逸周书·世俘解》记载了周武王的一次大型狩猎行动：“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糜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所获多种鹿类共计8839只，而其他许多种动物总计才1396只，可见数量上的巨大差距。

　　[4]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53页。

　　[5]《周易·上经·屯卦三》。

　　[6]许宏：《何以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96-99页；也见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见《文物》2000年第1期。

　　[7]王巍：《汉代以前的丝绸之路》，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1-12，第四版。另据林梅村，阿尔泰山区出土有战国时期来自中原的“凤纹刺绣”丝绸，罗马帝国的文物中也有汉代丝绸。见《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8页。

　　[8]杨伯达：《中国玉器全集·上卷》，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5-16页。

　　[9]参见奥尔森：《权力与繁荣》《国家的兴衰》，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10]盖尔：《技术与巫术》，见《民族艺术》2015年第3期。按照盖尔的理解，在今天生活里，魅惑技术仍然处处可见，例如广告、宣传、形象设计，等等。

　　[11]指远古时代圣王颛顼整顿宗教活动，禁止自由而混乱的民间宗教行为，断绝民间巫师与天神的沟通。可参考作者在另一著作《天下的当代性》（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94-95页）中的介绍。——编者注

　　[1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北京：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312-313页。梁启超更早提及汉字的通用优势（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二》），此处为梁漱溟加以发挥。

　　[13]《周易·系辞上》。

　　[14]《尚书·蔡仲之命》。

　　[15]《诗经·大雅·文王》。

　　[16]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256页。

　　[17]《盐铁论·备胡第三十八》。

　　[18]《盐铁论·西域第四十六》。

　　[19]《盐铁论·伐功第四十五》。

　　[20]李鸿宾：《逐鹿中原：东北诸族南向拓展的秘密》，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1-29。

　　[21]《礼记·曲礼》。

　　[22]贾谊：《新书·匈奴》。

　　[23]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

　　[24]班固：《汉书·卷七十·郑吉传》。

　　[25]孟祥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三卷》（白刚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57-258页。

　　[26]羁縻是王朝控制边疆的一种因地制宜的制度，具体政策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其基本原则是中央政权控制下的地方自治，要塞通常有派驻军队，但不干涉地方传统生活和管理方式。杜佑曰：“道德远覃，四夷从化，即人为治，不求其欲，斯盖羁縻而已。”（《通典·卷一七一·州郡典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27]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四卷》（白刚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72-80页。

　　[2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贞观二十一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9]俞鹿年：《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五卷》（白刚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56-260页。

　　[30]谭其骧：《唐代羁縻州述论》，见《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150-161页。

　　[31]李锡厚、白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七卷》（白刚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页；74-87页。

　　[32]王桐龄：《中国民族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394-398页。

　　[33]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80页。

　　[34]苏秉琦：《关于陶寺发掘报告编写及有关问题》，见《苏秉琦文集·卷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16页。苏秉琦说：“所谓中原也者，无非也像美洲新大陆，人来自四面八方……夏、商、周都是外来户。”

　　[35]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36]王桐龄：《中国民族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18-28页。

　　[37]王桐龄：《中国民族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序言。

　　[38]《贞观政要·安边》：“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

　　[39]王桐龄：《中国民族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335-525页。

　　[40]王桐龄：《中国民族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440-441页。

　　[41]《公孙龙子·指物论》。

　　[42]同上书。

　　[43]《魏书·卷一·序纪》。

　　[44]苏秉琦早就指出：“把长城说成国界完全不符合历史真相”，是一种“荒诞歪曲”。见《苏秉琦文集·卷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286页。

　　[45]段清波、徐卫民：《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1-17页。

　　[46]同上书，114-156页。

　　[47]同上书，247-248页。

　　[48]同上书，284-285页。

　　[49]同上书，304页。

　　[50]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见《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

　　[51]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75-77页。

　　[52]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3页。

　　[53]苏秉琦：《苏秉琦文集·卷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271页。

　（此文为作者著作《惠此中国》第三章逐鹿游戏与中原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