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毛泽东在陕北 这样中央又给自己做了一个眼，多了一条活路。这个时候蒋介石到西安督战，领导各路军马准备向陕甘宁发起最后的攻击，毛泽东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于是毛泽东、张闻天给张学良发了一封绝密的电报，说如果蒋介石要进攻，你和杨虎城给我们让开一条缝，让我们带着红军从你们两个人中间南下，过秦岭，回徐海东的鄂豫皖老家；如果鄂豫皖还待不住，我们再二次长征投奔在河西走廊的徐向前、陈昌浩。所以你看毛泽东在当时是什么打算都做了，什么出路都想了，就是为了挽救即将被消灭的共产党和红军。 张学良回封电报说，别着急，过几天形势可能还会有变化。什么变化共产党也不知道。于是张学良就去跟老蒋说，你看人家共产党都求饶了，服软了，接受你的改编了，把他们收编了不就完了吗？蒋介石勃然大怒，你这个毛孩子，你懂什么政治？把张学良臭骂了一顿。张学良少爷脾气来了，好你个老头子，不给我面子，我整你！张学良一怒之下，他个人发动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扣留了，西安事变完全是张学良的个人行为，事先跟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共产党做梦也想不到。结果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陕北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一片欢呼，好啊，把蒋介石给抓起来了，张学良你就组织抗日政府，我们共产党跟你合作，马上派周恩来同志骑马去西安，商量成立国防新政府的大计，蒋介石一定要牢牢的掌握在你的手里，杨虎城也不能信任，必要时诛之为上。杀！这是中共中央当时的真实心态，蒋介石把我们长征整的多苦啊，我能不恨你，我能放你？ 结果西安事变一发生，全国舆论一致声讨，张季鸾在《大公报》写社论，现在国难当头，日本人虎视眈眈，张、杨两个军阀还在搞政变，还想篡位，你们不是乱臣贼子，谁是？全国的舆论一致声讨，张、杨显得非常孤立。过了三天，共产国际的指示来了，说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抗日，张学良绝对当不了中国抗日领袖，你们只能联蒋抗日，不能联张抗日。张国焘在回忆录里写了，说共产国际的电报一来，毛泽东气急败坏，在窑洞里走来走去，说反了反了，天地翻覆了，原来我们让恩来那么说，现在反过来说，我们不是反复无常吗？事实证明，共产国际过去再错，这次确实说对了，张学良就是不得人心。所以中央还是得服从共产国际的指令，赶紧派人去追周恩来，把共产国际最新的情况通报给周恩来。 过了半个月，周恩来终于到了西安，张学良是盼星星盼月亮，就想听听周恩来的主意。但是周恩来不跟他谈，先去见蒋介石，说校长，我看您来了，只要校长同意停止内战，我们共产党和红军都愿意听你的指挥，共同抗日。蒋介石也是狼狈不堪，被扣了半个月了，宋美龄和端纳冒死从南京飞到了西安，见到蒋介石。宋美龄就说，你别“剿共”了，南京那边盼着你死、等着抢你位置的人多了去了。蒋介石怎么办？他得先脱身呐。于是他跟周恩来说，恩来，只要你们听我的话，我可以停止内战。有了蒋介石这样一个表态，宋美龄就召集周恩来和张学良开会，当今民族大义至上，我们国共两党捐弃前嫌，重新合作，联合抗日。这样的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绝对不像我们的电影里演的那样。 西安事变使陕北中央柳暗花明，但是把西路军坑了。西路军当时在张掖、武威这一带，既不进也不退，待了将近三个月。这三个月是冬天，我们今天走河西走廊，依然是走多远看不见一个村子，地广人稀，这是非常贫困、荒凉的地方。来了六万红军，也是天天要吃饭，出现了跟在草地的时候一样的问题，军队跟回民争食。三个月，待在河西走廊，冬天往哪儿住？把回民的村子、房子都给占了。怎么取暖？把回民种的树都砍了当柴烧。你说回民能不愤怒吗？而且，河西走廊是什么地方？就是当年清末左宗棠大杀回民的地方。所以在那一带，回民不管是什么党，只要汉人抢我的房子、抢我的地，就跟他们拼命。马步芳就集结起五六万人，组成民团，跟西路军开战。西路军在这儿耗了这么多的时间，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得不到回民的支持，反而引起了全体回民的仇视。这样战争的结局就决定了。梨园口、高台这些惨烈的战斗，不是马步芳的部队和西路军作战，而是以马步芳的部队为骨干，纠合了广大的回民跟红军作战。 我到张掖去，跟当地党史办的同志座谈。党史办的同志一看，北京的学者来了，准备好了讲话稿，说官话。我说咱们都是搞历史的，好不容易我来你们现场，你别说官话了，就跟我说说真实情况。他们说，哎呦，我爷爷说了，红军来了，把我们这儿祸害惨了，树也砍了，房子也给拆了。当时回民跟西路军作战，那是父子齐上阵。红军都是步兵，回民来的都是骑兵，五六个红军才能打一个回民，好不容易把这个回民从马上揪下来了，西路军缴获了上百匹马，自己组织了骑兵团，跟马家军作战。结果到了阵前，马家军一吹口哨，这些马驮着红军都跑回人家阵地去了，马都是人家的。最后西路军败的非常悲惨，徐向前、陈昌浩只身逃回陕北，绝大部分红军都溃散了，就是李先念带着400多人最后一直逃到了新疆，陈云接应了他。 马步青、马步芳消灭了西路军之后，最悲惨的就是西路军的女战士。马步芳规定，把这些西路军的女战士都配给马家军，但是有一个条件，团长配团长，连长配连长，士兵配士兵，得门当户对。当时西路军妇女团团长王泉媛就配了马家军的一个团长，王泉媛是一个刚烈女子，宁死不从，动不动就拿剪刀，马家军看她太性烈了，暴打一顿赶出门了。王泉媛一直从甘肃跑回井冈山的老家。但是，那么多红军女战士就跑不了了，改嫁了马家军，在当地有一个外号叫“共产婆”，只要是四川口音的就是原来的红军，共产婆。这些人嫁给了马家军，到了1949年，王震的部队到了西进新疆，到了青海、甘肃，别的地方搞一遍肃反，马家军住的地方搞三遍肃反，可以说是斩草除根。这些共产婆就都成了叛徒了，谁让你跟了马家军了，你为什么不牺牲？那时候很“左”的。 一直到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当时我们复旦的一个学员去青海湟源县当副县长，负责平反冤假错案，他说，我那儿最大的冤案就是共产婆。于是找找还有多少共产婆了，就剩下几十人了，都已经七老八十了。可以说，从1936年西路军失败之后，这么多年一直是处于政治和身体的双重灾难之中。有很多人最后平反了，每个月给她们40块钱的生活费，一个一个痛哭流涕。所以有位董汉河就采访她们，非常感动，写了一部《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 那么我们说，西路军这么悲惨，说明了什么？干革命，就是有人吃肉，有人啃骨头。因为当时西路军承担的任务是为中央预留一个后路，所以在那儿既不进也不退，等到西安事变解决，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西路军的悲剧。
红军长征有着非常丰富的故事，但是红军长征这种伟大的史诗，它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这个首先我们要归功于埃德加·斯诺。西安事变之前，斯诺就在张学良的承诺之下，秘密进入了陕北，毛泽东正好处在饥寒交迫的时候，一看来了一个美国人，非常的高兴。当时就让红军干部尽可能的给他提供素材，每个同志写几篇你的长征回忆录，让这个洋人带走，到上海给我们化缘、募捐，这样我们日子可以过得好一点儿。于是斯诺所到之处，我们都给他提供材料、提供采访，斯诺把这些材料写成了他的《西行漫记》的素材。但是斯诺只是采访了一部分内容，斯诺走了之后，红军收集了这么多的回忆录，几百篇的稿子怎么办？当时是冯雪峰要从延安去上海，重新建立左翼的文化，延安方面就把长征的这些回忆录手抄了几份，其中的一份抄稿就让冯雪峰带到了上海。原本是准备交给鲁迅的，结果鲁迅去世了，就交给了一个书商。这个书商就把这个抄本秘密地保存下来了。这些长征回忆录虽然写好了，但是因为国共合作，所以不能编辑，也不能出版，里面写的好多是蒋该死如何如何。毕竟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史料，当时红军政治部的宣传部部长徐梦秋，受毛泽东的委托，编辑这些稿子，徐梦秋和丁玲、徐特立他们几个人在延安编辑，到了1942年，编辑出了两本书，就叫《红军长征记》。《红军长征记》最初是土本印刷的，印出来之后，朱德送给了史沫特莱一份，史沫特莱去世后捐给了哈佛燕京学社。哈燕社有一年清理库存，把这本书扔出来，正好是上图的一位同志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当善本部主任，一看这不是朱德的签名本吗？太不得了了，于是把这个书复印了送到上海。上海就出了两套书，一套是1942年徐梦秋编的《红军长征记》铅印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另外一套就是冯雪峰带到上海的手抄本，这两个版本重见天日了。 这两个版本重见天日之后，《红军长征记》一下丰富起来了。在1949年建国后，这两个本子我们见不到了。当年在延安搞《红军长征记》的时候，都是一些年轻人，而且刚刚经过长征，很多事情记忆犹新，最重要的是当时我们中央没有口径，没有框框，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于是这些人就随心所欲，由着性子来，什么高兴写什么，很有个性、很有特点。建国后一看，这不行啊，这些文字对我们的前辈不恭敬呵，于是开始进行净化、剪裁，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这是官方第一次正式展示了原始资料，但这个原始资料只有50多篇文章，100多篇文章都被删掉了。 后来我说不行，得找到原始版本，找到原始版本一看，《红军长征记》有100篇，我就把《红军长征记》整理了。但是1956年的版本也有一个好处，书中有几篇长文章是综述性的，不是在国内发表的，而是在苏联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一篇署名“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这本小册子1936年在上海出版过，很稀有。这个廉臣，后来陈云说，就是我，我到了苏联以后，为了宣传长征，当时用了一个化名叫廉臣，在书中我写了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医，跟着红军长征，如何如何。但是陈云只走了一半长征，到泸定桥之前中央命令陈云去苏联，命令潘汉年回上海，他们俩就离开了红军队伍。廉臣写了一半长征。后来又出的文章，一个叫杨定华的写了《雪山草地行军记》，1938年上海印行过。杨定华，就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陈云和邓发都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都是把握全局的人，加上他们亲历记，这些文章写的是相当得生动，相当得有趣。但是有一条，他们是为了宣传长征，所以他们写的都是非常正面的。 写到长征中的痛苦，我们说徐梦秋的“长征记”是写的最好的，文笔也是最好的，过草地那种饥饿的状态，红军那种痛苦的生活，知识分子怎样在野外生存，写的栩栩如生。徐梦秋当时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宣传干部，文笔最棒。结果徐梦秋这个人最倒霉。在过雪山、草地的时候，两只脚冻烂了，起了坏疽，到了陕北，马海德来了，他是跟斯诺一块来的医生，把徐梦秋两只脚截了，于是徐梦秋变成残废了。徐梦秋后来又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到新疆跟盛世才搞统战。盛世才最后面临一个抉择，是投靠苏联还是投靠国民政府？盛世才觉得我还是得当中国人，虽然他是苏联共产党党员，最后他决定投靠国民党，那就要跟共产党划清界限，把新疆的共产党人都抓起来了，包括陈潭秋、毛泽民。都抓起来之后，徐梦秋屈服了、叛变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被盛世才处死，徐梦秋也就回不来了，徐梦秋投奔了军统。1949年在南京，国民党要溃逃，毛人凤说，共产党那些叛徒一个都不带走，我们现在要他们有什么用？徐梦秋走投无路，等到刘伯承进了南京，徐梦秋还想去找刘伯承拉拉关系。共产党这边说，好啊，找了多少天找不着你，原来你这叛徒在这儿呢！于是把徐梦秋扔到监狱里，一直关到70年代，他死在监狱里。所以徐梦秋的这些文章当然不能面世了，不能收入《长征记》。一直到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可以公正地看待这段历史了，我们就把徐梦秋的文章原样整理出来。最初在整理徐梦秋文章的时候，是依据《红军长征记》1942年的版本为底本，整理完了之后，我一看1936年的手稿本，里边有大段大段的文字更生动，比如说，我们突然发现喇嘛庙里的佛爷能吃，我们天天拿锅炒佛爷，跟豆沙一样吃，还不能让别的同志知道，不然我们就没得吃了等等。像这些文字，我觉得是非常真实的。 长征史料越接近那个时代，就越真实。我把这些文字都恢复了，甚至把那些画了××、画了框框，他们自己认为不合适的，我也恢复了，因为我觉得这样最真实。而且红军中这些文人写的文章可以说是有血有肉，红军也是人，是一帮非常年轻、非常天真的孩子。彭家伦是红军政治部的干事，他写的文章为我们解开了飞夺泸定桥最后的谜底。彭家伦写的文章被删了好几篇，为什么删他的文章呢，我把原始版本拿来一看，原来他写红军刚刚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到了国统区的一个镇子乌迳，一看有饭馆、有集市，红军就高兴了，他们到了杂货店，老板，我买两块钱的盐。老板给他们称了16斤盐。红军说两块大洋有这么多的盐吗？我们在苏区的时候两块钱一小口袋盐都买不了。可见当时禁运多厉害，他们一下扛了一大麻袋盐回去，两个红军战士兴高采烈。还有一个战士，到了杂货铺一看，一个塑料瓶子，这里面一定是炼乳。老板说这不是牛奶，你别喝。战士不信，拿起来就喝，是墨汁，喝了一嘴都黑了。他就跟老板打架，大闹一场。彭家伦赶紧赶到，说是你不对，人家不让喝，你还喝，犯傻了吧！就这样的情节，很可爱，表现出红军是一群非常天真烂漫的人。而且在长征中，也不完全是痛苦，还保持着这种乐观精神，而且还能把这些朝气蓬勃的东西记下来，我认为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每次整理一次《红军长征记》，都是希望把最原始的东西补充进去，这些东西越还原，就越接近1934、1935年，越接近那个时代，让我们看得越真实。
长征给我们什么启示？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点，长征首先是为了生存。没有共产党、没有红军，还干什么革命？所以毛泽东在“左倾”路线的压迫之下，在丢失了苏区的逆境之下，他们选择了走，走得越远越好，走到不毛之地，走到人迹罕至，生存极限的地方，才能把这个部队保住。 但是轻易不能打仗，一打仗就全军覆没了。这不是怯弱，而是实事求是。 第二点，就是方向。往哪儿走？是到深山老林，到少数民族的荒凉不毛之地去，缩在墙角？还是去走一条发展之路？怎么发展？抗日才能发展，唤起民众才能发展。所以毛泽东把方向选到了陕北，而不是像张国焘那样蜷缩在川西北藏区。 这就得看一个人的方向、胸怀，这个方向不是一开始走的时候就能决定的，那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索一步，最后，把自己的想象跟实际情况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第三点，长征确实体现了红军那种过人的作风和顽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超越人类极限的。红军能过雪山、能过草地，我们今天去走走四渡赤水，走走雪山、草地，才能感受当年红军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之下怎么活下来的。 我们有没有这种精神去做我们的事业、做我们的工作，去克服我们的种种困难？如果你现在心理脆弱到有一点损失就跳楼、就自杀，那你跟红军没有任何可比性，你只能是一个失败者。 我们从红军身上看到了这种信仰，看到这种精神，而且不但是我们，就像在传教士薄复礼笔下，都把红军写得那么值得敬佩。 张学良的部队看见红军长征的队伍说，你们这里面还有那么多老人呢，像徐特立先生；还有这么多妇女啊，像蔡畅女士；还有留洋的学生，难道你们都是为了钱吗？你们肯定是有你们的信仰，真是了不起的共产党人。你看，当年的人都受到了感召，我们现在再回顾长征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去领会红军长征的这样一种精神。 我觉得红军长征不仅是共产党的遗产，而且能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我们这一代人改革开放的动力，我们把这种精神用到改革开放上去，用到为民族复兴而奋斗上去，这才是对红军长征最好的继承。（刘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以上文字据9月10日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第八季第二讲现场实录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