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库页岛被直接划入吉林将军治下的三姓副都统衙门的辖境之中。

    在今天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中，东北角落总是坐落着一个如今已经少为人知的岛屿。这个岛屿的名称也按照远东地区的地名划定原则，予以标注为“萨哈林岛（库页岛）”，用以表示此岛的俄罗斯称法和中国的传统称呼。那么这个岛屿为什么会在地图上有两个名字？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库页岛与古代中国有着很深的联系，目前的考古发掘中，岛上最早的人类生活遗迹已经距今三四千年之久。而考古发掘也表明，这些居民的人种和文化习俗上与与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类似。而最晚成书于汉代的《山海经》中就有关于黑龙江地区乃至库页岛上的居民的记载。书中说:“毛民之国，为人身生毛”。汉代高诱将其解释为“其人体半生毛”。认为东海中的大岛上有“毛民”居住。晋代郭璞解释为这些部落生活在“在大海洲岛上”。显然是在说黑龙江出海口地区和库页岛上的费雅喀人。虽然文献中的内容较为玄奇，显然是汉朝得自于东北南部地区的渔猎族群的道听途说。但是这也表明汉代的时候已经对于库页岛有了比较基本的了解和认识。

    虽然库页岛很早就为中原王朝所知晓，但是苦于距离遥远，古代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够与岛上的居民建立起有效的联系。直到唐朝时期灭掉高句丽，将势力深入到东北地区之后，中原王朝才真正的将足迹踏上了库页岛。而“库页岛”这一名字也是得名于这一时期。因为库页二字是同属于黑龙江下游，直接受到唐朝控制的黑水靺鞨对于岛上的费雅喀人的称呼，因而唐朝沿用了这种说法，将该岛称作为库页岛。这个岛屿在元朝的时候被称为“鬼嵬”，在明朝称为“苦兀”，在清朝初年还是恢复了“库页”的称呼。但其实这些称法都是对同一个词语的不同音译，在实际意思上没有多少差别。

    客观来讲，在清朝之前的历朝历代，都只是对库页岛有一定的通商联系，远达不到实际控制的程度。哪怕是唐代，明代这样的重视东北地区开发的朝代，也是在这一地区进行羁縻，以朝贡的方式要求周边部族效忠。这也为后来的清代守内虚外的边疆政策埋下了伏笔。

    清代对库页岛的管辖，是从它的前身后金政权开始的。早在努尔哈赤起兵的第二年，后金朝廷就派遣军队迅速接占明朝在东北原有的羁縻区域，其中就包括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地区。岛上的居民费雅喀人也自此成为了清代版图中一支效忠于清廷的部落。然而清朝对库页岛上的费雅喀人实行的政策与执行严格军事组织制度的满人不同，在清朝早期的统治方式是“皆不编佐领，不列满洲八旗”。而是采用设置族长，乡长的方式来统计核定人口，要求他们向清朝的中央政府缴纳貂皮作为贡赋，并按时向费雅喀人赠送赏赐，以示“皇恩”。

    在建立了全国的统治之后，面对俄国来自北方的威胁，迫使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在东北地区的边防。原有的明朝在东北的羁縻地区，设置了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费雅喀人生活的区域被划入了吉林将军下辖的三姓副都统辖区，在康熙年间抗击沙俄的哥萨克探险队的战斗中，清廷多次就地召集能征善战的费雅喀人拿起武器投入战斗，为保卫边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清朝中央政府与库页岛上费雅喀人的统治关系，在清朝中期就逐渐暴露了问题。由于黑龙江以北地区交通极为不便，清朝驻军往往是在边界设立哨所，然后一年甚至数年去巡视一次，这给早就觊觎这片区域的沙皇俄国以渗透的机会。早在雍正时期，费雅喀部落就受到了俄国探险队的侵扰，甚至还因为费雅喀部落把登上库页岛征收貂皮的清朝官员当作哥萨克探险队而引起了误杀事件。到了乾隆道光时期，黑龙江以北地区受到渗透的情况更加严重，当年雅克萨大战的地点，连乾隆皇帝本人都不能确定是否还在清朝版图之内，边政荒废的情况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与我们印象中的1860年《北京条约》，清政府确认将黑龙江以北区域割让俄国的历史略有出入的是，早在18世纪后期，清政府就开始逐步失去了对库页岛的控制。到了19世纪50年代，更是由于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两纸文书，将库页岛和乌苏里江以东这一大片区域全部割让给了俄国。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清朝历史上自始至终都没有在库页岛上直接统治过费雅喀部落，但是清政府实施的贡貂与赏赐制度却深得包括费雅喀人在内的东北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民心。他们生活着的土地虽然被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划归俄国，但在一段时间之内仍然在自觉的遵守朝贡制度。曹廷杰所记济勒弥人的一番话，即反映了原属清朝的各族人民在被俄国侵占后的共同心愿。

    又此辈自述，二十年以前，每年渡海至西山国穿官，即以木城所受衣物服饰贡于该国，该国命官至所止海滨，赏黄狐、水獭、白貂诸皮，彼此授赏俱跪，携皮回家，俟明年木城穿官卖之，亦至三姓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因满语“三”读作“依兰”而译此名）。自罗刹（俄罗斯）来，不许我等穿官，见木像则焚，见弄熊则阻。又欲我等截发易服，心实不愿，女人畏忌更甚，惟望大国如数百年前将罗刹尽驱回国方幸。

    现在公开出来的俄国资料也表明，乌苏里江以东的赫哲人与费雅喀人，仍“全部不服从俄国政权，而服从中国政权”，“仍然每家每户逐年”向清政府贡貂。由此可见，贡貂与赏乌林制度影响之深，也说明清廷对库页费雅喀等边疆民族的管辖是卓有成效的。在中国目前的档案材料之中，有案可查的库页岛最后一次贡貂皮的时间为同治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873年，这已经是库页岛被正式侵占的第15个年头，在俄国人的领土内依旧向清朝称臣纳贡的情况，放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到了清末，库页岛上的主权归属发生了好几次变动，然而早已不是中俄之间的争夺，而是日俄两国的争夺。日俄战争之后，俄国战败，被迫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库页岛被一分为二，南部成为了日本领土。二战之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将南部库页岛重新占据，并一直控制至今。客观来讲，近代以来库页岛上的费雅喀人的社会生活有了很大程度的进步，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更是直接从原始的渔猎生活直接跨越进了社会主义社会，俄国的语言学家也为这一部落创制了用西里尔字母拼写的文字。费雅喀人的生活习惯也渐渐俄化，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民族比例也由于俄国在近代大规模向东移民而有了很大变化。

    但是另一方面，库页岛在近现代历史上成为了日俄两国的争夺焦点，围绕着库页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双方也有着几十年的恩恩怨怨，真正受苦的还是库页岛上的本土居民。日俄战争和二战后，都有大批的费雅喀人因领土变动而被迫离开家园，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一路艰险的迁移到其他地区。库页岛与岛上的费雅喀人的归属历史变动反映了国家衰弱下的无奈与叹惋，也给现代人带来了无限的历史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