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中国历史曾经写满了“吃人”。寻根究底，那个“吃人”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特权。千百年来，特权总是附着在封建官僚制上借尸还魂。甚至，在解放后的十七年中，这个鬼魂都挥之不去，还换上新的面孔来作威作福。在本文作者看来，毛泽东正是一个终其一生都在和这种封建官僚制做斗争的反抗者，从“橘子洲头”到“进京赶考”，从未停息。 

　　封建官僚制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它滞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压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的一座沉重的大山。迨至近代，从孙中山到陈独秀等虽前赴后继对之进行批判和挑战，而真正用革命的暴力手段终结封建集权官僚制，并持续不断地对之进行批判的则是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对封建官僚主义对执政党的侵蚀，毛泽东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觉，担心这种侵蚀会使革命半途而废，会亡党亡国。鉴于此，他采取了非法治的方法，进行了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以为如此则可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可以长治久安，可愿望与结果却大相径庭，这恰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哀和不幸。

建平民革命的大业

　　1925年秋，已过而立之年的毛泽东伫立“桔子洲头”，发出怅惘和感慨：“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种见危授命、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在他几年前所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中就体现了出来，他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青年毛泽东一直站在历史的潮头，参与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独当一面地发动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他“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
　　此时，毛泽东虽对集权官僚制深恶痛绝，但仍认为强权者也是人，不主张以强权推翻强权，只是主张向统治者要求生存、自由、平等的“呼声革命”，可就是这样温和的运动也被湖南督军张敬尧以“过激主义”的罪名，强令《湘江评论》停刊。
　　这个张敬尧是臭名昭著的皖系军阀，1918年3月任湖南督军，以枪杆子主政湖南，横行霸道，纵兵抢劫，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可谓是无恶不作，劣迹斑斑，把个好端端的三湘大地弄的乌烟瘴气，怨声载道。毛泽东积极参与驱逐张敬尧的运动，为推动这一运动而活跃在教育界，他的名字也因之频频出现在各种驱张的通电和新闻报道中，他的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毛泽东把“那些坚强、有决心、准备为国捐躯的人”组织起来，这些人就是新民学会和后来湖南中共组织的基本成员，他后来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渐渐聚集了一批学生在我周围，这些核心成员后来组成一个团体，对中国的大事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是一小群态度严肃的人，无暇谈论琐事，他们所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我和我的朋友只愿谈大事——人的本质、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和宇宙。”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由长沙赴北京。到北京后，他又组织平民通信社，每日负责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大报纸，传播张敬尧祸湘的罪行及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至1920年7月，毛泽东才回到长沙。这段时间，他一直忙于驱张运动，精力主要放在湖南的改造与自治。他作为湖南各界公民代表，与多人在《民国日报》发表给北京政府的呈文，公开指出：“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他担任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率请愿团向国务总理请愿。他还经李大钊、王光祈的介绍，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张敬尧终被驱逐出湖南，毛泽东并没感到轻松，仍在思考驱张后的湖南建设问题，在上海《天问》周刊和《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申报》发表《湖南改造促进会宣言》，在《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战》和《湖南改造促进会复曾毅书》等，他所思所想仍是湖南问题，认为废除督军才是“推倒武力”统治的根本办法，要以银行民办、教育独办、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他以为“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并以此实行，解决一省一省的问题，这样全国的问题才能得以总解决。
    他在北京期间除为湖南的事奔波外，余下的时间读了很多的书，涉猎潮涌而来的各种主义，如他后来所说：“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他的信仰尚在游移和选择之中。1920年3月14日，他给好友周世钊写了封长信，信中写道：“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吸)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但有一点却是清晰的，那就是“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回长沙后拟办自修大学，以在这所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这个“明了的概念”，是他在上海与陈独秀的一番谈话后才得出的。6月，毛泽东就湖南改造促进会的组织计划，专程去上海讨教已名声大噪的陈独秀。此时的陈独秀刚刚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会谈毕，正积极筹组中国共产党。这是毛泽东的第二次上海之行，期间，他已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用他的话说，“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还是在北大当图书馆书记员时，他就十分崇敬陈独秀，认为“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大。”他十分欣喜地向陈独秀谈了读马克思主义的心得，而陈独秀向他所谈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一番话，对毛泽东的一生可谓受益匪浅。他后来回忆说：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接受陈独秀交予的使命，开始在湖南组建共产党。他在《大公报》发表文章，欢呼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建平民革命的大业”，“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给远在法国的蔡和森去信说：“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新民学会，作者注）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至于怎样完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朝着解放的路迅跑

　　毛泽东在年少时就爱读《水浒》，那些啸聚梁山的造反人物，是他心目中崇敬的英雄，而对现实中受到迫害的造反英雄，他更多的是寄予同情和支持的态度。1910年4月，长沙发生饥民暴动，官府衙门开枪镇压，并将被打死的饥民的头挂在旗杆上示众。毛泽东很是气愤，公开说：“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同情弱者，支持反抗，是他这一时期的朴素的思想情感，而当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这一情感便上升到理论的自觉。
　　1939年12月，他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上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革命和造反是同义词，而“革命”毕竟是外来词，工农大众很难确切地知道其定义。毛泽东正是以他们熟悉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出，对压迫、剥削劳苦大众的集权官僚制的旧制度，进行反抗和斗争，也就是造反，是合情合理的，是劳苦大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惟一手段。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入选中央局，成为中共核心成员之一。次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又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政治周报》。可是，他不久就发现中国革命也即造反的基础力量，并不在城市而是农村，他只有在那里才能“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
　　1924年12月，毛泽东携夫人杨开慧回到家乡韶山休养，通过访贫问苦，他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他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夜校，发展韶山的第一批中共党员，并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农民运动开展的有声有色，为土豪劣绅所恨，当地土豪成胥生密报湖南省长赵恒惕。8月28日，湘潭县团防局得到赵恒惕的电令，正急急奔向韶山逮捕毛泽东。幸亏县长办公室的一位开明人士的通风报信，毛泽东才躲过了一劫。
　　他原本也是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自以为是“世界上干净的人”，可在熟悉了农民，并与他们朝夕相处后，便彻底颠覆了原先的思想认识，觉得“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他坚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推翻集权官僚制的革命才能成功。
　　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中央领导层，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的插手，总书记陈独秀说话越来越不灵，日渐被边缘化，自觉的他于7月辞了职。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几位颇有影响的年青人，都可以成为总书记的候选者。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郑超麟先生，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他在晚年完成的《怀旧集》中说：“毛泽东也有资格争取总书记的位置，可是在一九二七年初他不留在武汉活动，而去湖南调查农民运动，让别人去争夺这个位置。”
　　在中国革命完全以苏俄为楷模的那个年代，城市起义，城市暴动和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成为当时中国革命者的口头禅，而农民往往被忽视，农民运动更是很少有人从事，毛泽东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高瞻远瞩，独领同时代革命者之先。对此，连他的政治对手张国焘也不得不佩服，他落寞潦倒中写就的《我的回忆》中也多少带着感叹的口气说：
　　“他(毛泽东)向大会(中共三大，作者注)提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毛泽东没有选择坐机关，而是去了湖南，用他的话说“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他走访湖南的很多乡村，会见许多农会干部，发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农民运动，领导他们“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在几乎一边倒的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责难声中，惟有毛泽东拍手称快“好得很”。他因此不仅受到党内不少人的讥诮，也不为斯大林所赞同，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始终不满意毛泽东，就是因为“毛泽东总是依靠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所以他不打下上海。他不愿意为工人阶级利益负责。斯大林曾为此正确地批评毛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依靠农民而无视工人阶级的作用却赢得了胜利，这也是事实。”
　　在共产党已失去城市生存空间的恐怖时期，毛泽东独具慧眼，与国民党实行革命的武装割剧，所利用的正是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争夺地盘，无暇顾及共产党的空隙，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这种红色根据地已在湘、粤、赣、鄂的广大农村得到发展，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有10万人，大小根据地已有10块。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想到，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会在20年的时间内，发展成拥有几百万军队，最终将国民党政权推翻。